孙子俦

孙子俦人物事生平

孙子俦，1901年12月14日生于湖南省岳阳县昆山乡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热爱读书，从私塾读到岳州中学，20岁考入长沙达才法政专科学校。在中共湘区委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波澜壮阔发展的激荡下，他受到积极的影响，强化了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思想。毕业后他回乡执教，力图走育人子弟、教育救国的道路。

谁知社会黑暗，教育难办，1925年湘北大旱，学校停业。他目睹灾害横行，民不聊生的惨况，毅然作为民工领队，以工代赈，上湖区筑堤，寻求饥民的生活出路。在工地上，他认真负责，管理有方，使堤工局满意，民工们拥护。修堤工程完工后，他又率民工回乡自救，被誉为“巴陵奇男子，饥民贴心人”，在乡间很有威信。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孙子俦应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马琪的邀请，积极参加筹建农民协会的工作。他动员5000多农民加入农会，被选为区农协委员长，在岳阳北乡掀起农村大革命的高潮。1927年春天农村粮荒，他指令开仓平粜。恶霸李章显，不遵农会禁令，私自把粮食偷运出境，并殴打农会干部。他指挥农协会员抓李章显挂牌游乡，不料李章显半路逃跑，被愤怒追捕的农民群众打死在水田里。他支持农民的正义行动，吓得其他地主不敢违令，三天之内平粜出粮食近千担。昆山乡有个理发师傅高伯凡要与高家寡妇李宝姑结婚，高姓长辈认为“宗娶宗妻，伤风败俗”，要对他俩处以“家法”。孙子俦把高姓与李姓的人邀到一起，入情入理讲妇女解放的道理，讲寡妇有再嫁的自由，讲封建宗法制度的不合理，特别指示“宗娶宗妻”并不是什么伤风败俗，只要男女愿意，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高姓的长辈被说服，理发师傅成婚了，农会的威信也更高了 。

1927年4月，孙子俦由中共岳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刘士奇介绍，在周英鹤家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沙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岳阳城乡。孙子俦在农友掩护下只身出走。7月，他从临湘云溪东站乘车到达武汉，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他奉命赶赴监利，与监利、临湘、平江、华容的同志组建两湖非常委员会，并在监利组织秋收暴动和年关暴动。中共监利县委、监利县苏维埃政府和县赤卫大队成立时，孙子俦先后任县委组织部长、《洪湖月刊》主编，鄂西特委委员、监利县委宣传部长、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等职。贺龙、周逸群率部来到监利，进一步扩大洪湖苏区的范围后，他奉命负责师范学校与列宁政治学校的工作，从事教师和干部的培训，为苏区建设输送力量。他常到学校讲课。特别是为了向农民进行文化教育，他编的《新三字经》，通俗易懂，顺口好说。如“天和地，人是宝，要生存，需温饱。工和农，是主人，闹革命，掌乾坤——”等。他还把红军战士的战斗生活编成歌谣，在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中传唱：“芦荡是我房，菱角是我粮，船板是我床……红军是亲娘。”还有“洪湖水，鱼穿梭，工农红军英雄多，白天下湖把鱼打，夜晚齐把白匪捉”。他编的歌摇深受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他在主编江南联县苏维埃机关报《三日报》时，还写了一些关于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文章，出色地完成了党的宣传工作任务。

1930年3月，为了给贺龙的红军部队筹集经费，孙子俦带领赤卫队20人，分乘四条小船，由白螺矶出发来到岳阳城。在傍晚时分，他扮成富商模样，带一随从，大摇大摆走进傅振兴银号。银灯伙计以为来了大主顾，便由老板出面接待，并把他请到楼上面议。当老板见他要购置些金首饰，而且马上可以付现钱成交时，十分高兴，立即从库房取出一个铁匣子。这时，他用手枪顶住老板的腰：“不许动”，同去的随从立即抢过铁匣子，又入库房取出两小布袋现洋和钞票，装入自己带来的皮箱内，然后拉着老板走下楼来，边走边向柜台里的伙计打招呼。当他走出店门，被隐藏在路旁的战士接应后，便轻声对老板说：“不要声张，我们是红军，找你筹点饷，后会有期。”说罢，就丢下老板，消失在人流之中，然后带领队员全部撤到船上，向城陵矶方向急速驶去 。

1931年7月，江南苏区遭受严重水灾，国民党湖北省当局发动了对湘鄂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中共江南联县县委在监利陶家埠组建后，孙子俦任组织部长。他深入敌占区，恢复党的组织，并带领游击战斗小组，打团防，除恶霸，抓“反水”分子；同时发动群众，抗灾度荒，生产自救。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到这年年底，使得部分地区又出现武装割据的好局面。

为了打击湖南军阀何键部署“六县联防”的第五次“清湖围剿”，孙子俦率领一部分武装力量，与洞庭湖特区游击队会合，开展反“清湖”斗争。他将游击队一分为二，一部分交区委委员冯世华率领，保护群众和地方干部分乘20只帆船，经城陵矶入长江，转移元江北安全地带；他则率另一部分与特区游击队凭借湖区天然屏障，与敌周旋。在巷梧台的一次反包围的激战中，他以芦林为掩护，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终于反败为胜，夺取帆船一艘，枪支弹药一批。接着，又歼灭了驻守墨山的团防武装，并迫使各县“进剿”的“铲共义勇队”后撤，使“六县联防”的“围剿”无法得逞。

红三军恢复第七师、第九师建制后，孙子俦被任命为第九师的政治委员，师长为段德昌。1932年1月底，湘鄂西召开了第四次党代会，他又当选为湘鄂西省委委员，并兼任鄂中特委书记。此时，敌军第四十八师重占皂市，屯兵龙王集、陈家河一线。他与段德昌率第九师北渡襄河，突袭皂市，围歼龙王集、陈家河之敌，全歼敌第四师十二旅，生俘旅长强联华，打了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好胜仗。

红军的胜利，震惊了敌人，敌第十军军长徐源泉调集十个团向皂市反扑。孙子俦与段德昌率红军第九师隐蔽地向文家墩发动进攻，激战至第二天下午，俘敌旅长韩昌峻以下2000人，将敌人的这次反扑粉碎。

这时，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命令红三军放弃游击战术，实行大规模的阵地战，要求打下京山，扩大根据地。孙子俦和段德昌不同意这种作战部署，他们一方面向分局陈述意见，一方面周密备战，又击退敌四个旅的进攻。这一仗虽歼敌2000人，但红军的伤亡也很大，最后不得不被迫撤出战斗 。

孙子俦虽受到中央分局对他进行“反中央分局即是反中央”的无理指责，但仍在战斗中正确地指挥。

中央分局书记夏曦顽固地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无视湘鄂西党和红军多年奋战取得的巨大成绩和作战经验，残酷打击抵制他错误的红军干部。他给孙子俦也戴上一顶“反中央分局即是反中央”的大帽子，无端批判和指责。孙子俦不计个人荣辱，只要能够为党工作一天，他就全心全意，克尽职守，作出很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