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援华

彭援华人物生平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学校度过的。就学期间，我的成绩是比较好的，政治思想也是比较敏锐的。在“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下，我脑子里开始有了些民族民主思想的萌芽，曾几次带头闹学潮。！

1920年，我在岳阳贞信女校读书时，校长叶海小姐（不知其名，美国人）经常打骂学生。我和姓彭，姓董的两位学生带头闹学潮。结果，学校点名将我们3人开除。

1921年夏到1925年夏，我在长沙早稻田女子师范就读，这期间，也闹过两次学潮。全校为首的，就是我们班上（十一班）的李慧（岳阳人）、彭链清和我3人。第一次是反对反动校长黄惠君。黄惠君是反动军阀赵恒惕的姨妹子，她仗赵的权势，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迫害革命学生。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地下党，已经在长沙广泛开展活动。反帝反封建、反赵恒惕的运动此起彼伏。我们乘着这股革命浪潮，一鼓作气，把黄惠君赶出了学校。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消息很快传到长沙，传到学校。我们又一次提出要罢课上街游行，表示声援。当时，反动政府头目赵恒惕向长沙各学校下了一道密令：在校学生，一律禁止上街游行示威。徐特立同志对同学们很关心，怕造成流血事件，规劝我们不要上街游行。我们不明白徐特立同志的良苦用心。还是走上了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在此之前，我们还办了《心潮》小报。我们的过激行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密切注意，他们以为我们是地下党的活动分子。徐老为保护我们几个激进学生的安全，让我们提前毕业离开了学校，避免了反动派的迫害。

1925年秋，我们3人同时考取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1926年春，由地下党支书陈维叔和副支书肖世兰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当时的北京执政府头目勾结日本，出卖祖国主权，同意日本进驻我天津，塘沽等城市。北京所有学校的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段游行示威。执政府见势不妙，提出谈判。3月17日，各学校派出代表几十人（女师大的代表是我），与执政府谈判。谈判持不下，段即派军警用枪托将学生打了出去。当晚。段又耍了一个阴谋，暗中指示他的部下鹿钟麟，要反动走卒李慕芬四处奔走，说什么学生出来游行，他们将派人保护。第二天，北京学生举行了空前未有的大游行。队伍行到执政府，段琪瑞避而不见，学生派代表进入执政府内，门外枪声大作。由于事前无准备，事情发生突然，学生们乱作一团。在大门口车倒人跌，人堆成山。当时，我是从人堆里爬出来的。当场性的学生达二三十人之多，伤者更是不计其数。我们女师大的女生刘和珍、杨德群，也在这次运动中光荣牺牲。这就是1926年震撼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1926年5月，我因父病回乡，不久，父病故。7月份，闻听北伐军已从广州出发，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也就不想回京了。8月份，北伐军到了岳阳，我便积极投身革命运动，随后，和党派来岳阳的省农运特派员，国民党岳阳县党部负责人刘士奇接上了关系。县党部的组织机构记不准了，只记得杨其静是青年部的部长，有些什么部，其他负责人，我都忘记了。我是县妇女联合会的主席，委员有周德英、周德华两姊妹和李佑昆，李佑明两姊妹等。妇女会成立后，我们组织妇女群众对北伐军进行了慰劳，宣传了北伐的重要意义。在妇女自身求解放的问题上；我们提出了“妇女要有财产继承权”的口号。

1927年农历年初，获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武汉成立分校（即黄埔武汉分校），招考女生。经请示刘士奇同意，我也报了名，并考取了武汉分校，当即编在女生队。随后，党的组织关系也转到学校。学校在成立特别党支部时，我被选为支委。当时，周恩来、叶挺、辉代英等同志，都是这个学校的负责人。同时，我在校结识了现在的老伴靖任秋同志。北伐军来到武汉后，于1927年元月，革命群众收回了英租界，成立了威震一时的工人纠察队。

从1927年4月份起，革命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大屠杀后，宜昌的夏斗寅叛变，长沙的许克祥制造了马日事变；汪精卫一伙日益动摇，国共合作，行将破裂。党组织为了保存实力，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军校的领导通知女生队指导员彭滴兰和我去莫斯科学习。武汉到上海不通航，我们先到九江。在九江侯轮时，我们见到许多军校领导去南昌，出于革命热情，我们放弃了去莫斯科求学的机会，随同部队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我和彭滴兰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前敌委员会里。在南下广州行军途中，国民党反动派前后堵截。部队到达瑞金，我们遭到以钱大钧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强大阻击。我方死伤不少.当即组织救护队，我任支部书记，对死伤的同志进行及时处理。在此，部队整休了几天，继续南下广东。9月份，我们分别到达了广东的潮州，汕头、海陆丰等地，我们驻扎在潮州。第四天，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袭。当即，我部向潮河彼岸撤退，直到天黑，才安全到达河的对岸。因为地形不熟，经过一夜的行军，部队还在原地踏步。在这里，我们碰到了朱德和陈毅领导的部队。开始，我们互相怀疑，后来用军号才联系上。为了甩掉国民党军队的追，部队辑转于广东、江西、福建三省界山近个把月。到10月，我们来到了江西省丰县信田村。在这里，整顿了队伍，领导作出了准备上山的决定，并动员徒手人员离队转入地下活动。决定宣布后，没枪的同志，都不愿意走。当时，朱总把我找去了，对我说：“哪里都有党组织，哪里都可以革命，你要带头离队。’我听了后，首批组织了8个同志（4男4女）。我记得，女的有肖舜华，熊敬之，男的有两个姓戴的。走时，组织上给了一些银元做路费，还给我们写了介绍信，要我们去找中共吉安县委。行到王母渡，当地的老百姓，以为我们是国民党派来的，引起老百姓一阵骚动，也使我们受了一场虚惊。为了避免造成意外损失，我把随身带的日记也埋掉了。在吉安找到县委后，又乘木船去九江赣北特委。无意中，碰到了原岳阳县党的负责人刘士奇。当时，他是赣北特委书记，是来接我们的。刘因对我比较了解，将我留在特委任秘书。除肖舜华外，其他同志都先后介绍到各地工作去了。

1927年11月，因工作需要，我和肖舜华又来到武汉，接待我们的是董必武同志。党组织分配我们在省委机关工作，以军官太太的身份作掩护。当时，我哥哥彭博黄在湖北省政府工农厅任特派员，妹妹彭丽华在湖北省总工会当于事。这年春节，我向当时党内负责人向警予请了假，随同兄，妹及舜华回岳探亲。不久，武汉党的机关遭到破坏，一些同志被捕。我们难以归汉，就都呆在岳阳。这时，在岳的地下党员卜荣贞被捕了，我们兄妹闻讯后，四处奔走，进行营救。通过多方努力，终于使卜获释，并由哥哥博黄护送她到长沙。后来，他俩结为夫妻，又同时惨遭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杀害。

从1928年7月中起，我同组织失去联系，便先后在上海、新加坡、西安等地任教。

1933年元月，我又到北京找党组织，约三、四月间，找到张育民，被他介绍到左联干事会工作。党组织为了考验我，要我自办《工人日报》，自己收集材料，自己编写，自己散发。通过考验，同年秋正式接上关系，并被分配做整理党的北方局情报工作。这时，我的公开职业是北京私立两吉女子中学教师。党在北京和我的联系人是王梓木同志。

1937年7月震惊中外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我同王梓木断了联系。随后不久，日军侵占了北平，我投奔到湖南宁乡妹妹彭丽华家里，并积极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

我是1938年元月到岳阳的。去时，工作基础是比较好的。杨以月田连云学校为基点，团结教育了一批抗日救亡骨干分子，有知识分子，亦有农民。城里王养直以城关小学为基点，也团结了一批抗日救亡的进步青年学生在自己的周围。我去后，先后发展了一批骨干，如王国雄，李开桂夫妇，姚忠龙、赵禄吟（女）、刘慎之（女）、柳勉之（女）、朱春芝（女），任凤生（女）、彭泽青，李继渊、沈超、许诺、杨锐、何育群（又名康迪）等。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了党的骨干。

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82师败退到月田大洲一带。驻扎期间，该师妄图利用我党在连云学校的抗日影响，扩大其队伍，提出要办一个学生军事训练班。当时，我们的指导思想不是自力更生建立武装。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基于这种思想，我和杨乐如以及当地士绅彭一湖一同参加了副师长欧百川在当时六区召开的会议。会上，我们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并为他所接受。我们动员了一批连云学校的进步学生参加。

1939年夏秋时，杨乐如、王养直亦先后提升为特委委员。中心县委书记仍为杨乐如，其他负责人，就记不清楚了。1939年底，随着形势的变化，杨锐去延安，由彭庆明担任县委书记。不久湘北惨案发生了。一天，临湘县交通员易鹤鸣送信王何家，告诉彭庆明，说临湘县委书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据反映国民党特务打入了临湘县地下党组织，窃取了去新四军和延安的人员名单。彭得信后，又派人送了个字条给我，要我暂避一时。我接到信后，就离开了家。同时，我也写了一个字条，在第二天清早，要我儿彭越生送给渭洞王国雄夫妇，要他们也躲避一时。在这里，我考虑不周的是，没有在字条上写明，叫他们马上走姚港、花苗尖这条路去平江，因为渭洞是个特务窝子。

1940年清明节前几天，我离家出走，走时，家里任何人也没告诉，我只说是挂坟去。

1943年，靖任秋逃出国民党的魔窟。1944年8月份，通过靖任秋，请示党组织，把我接到了晋翼鲁豫边区（因我到洛阳时，周恩来同志不同意我带组织关系，后来，是邓大姐证明的），闲住了一个时候。1946年春，我被分到边区政府教育厅教课编委会，编撰历史课本。从此，我一直在教育战线工作。

彭援华主要贡献

彭文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边区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保护和培育了大批革命后代。新中国成立后，始终站在中等教育事业的前列,为国家和人民培养了一批英才。在她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历尽艰险，坚贞不渝、忍唇负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她全部的精力和深深的爱，为人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为她挚爱的教育事业奉献了她毕生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