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觉农

左觉农生平简介

1924年参加襄阳二师学潮被学校开除学籍。1925年秋在汉阳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后，受党组织派遣先后在家乡和应山等地以教书为掩护开辟党的工作。曾在光化县任党的通讯员，光化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光化党组织的创建人。当时，左觉农借舅父、姨母的关系，在光化县四宫殿女子学校当教员。他利用教学之便，在师生中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1929年春，共产党员郭绍仪由河南邓县到光化，请左觉农去邓县第一小学任教，以开展党的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到上海，在党中央担任出版发行工作，后到江西中央苏区在中央组织部工作。1935年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春，党中央派他回湖北工作，左觉农以中共湖北省委特派员兼训练班教员身份到襄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党员，恢复重建党组织。

左觉农在训练班大力宣传抗日救亡，讲解抗日形势和当前任务，教育青年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洪流中去。训练结束后，大部分学员都成了共产党员。党组织把他们分配到襄、郧各县当指导员或会计，利用合法地位做群众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武汉失守后，左觉农任鄂豫边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原突围后到东北，曾任辽宁第四地委书记。1949年任鹤岗煤矿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49年6月10日病逝于沈阳，终年44岁。

左觉农革命历程

1916年，袁书堂与光化、谷城、均县一些进步人士和朋友集资，在武昌司门口开办一个“城成职业织绸厂”，期望发展民族工业，以振兴国力，抵御外侮。袁书堂为了把自己的外甥左觉农培养成人，便把他带到武汉，送进武昌高师附小就读。这所学校当时很有名气，教师大多是学问好、思想进步的人。我党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当时就在该校执教。在进步教师的教诲下，左觉农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学习新知识，学识迅速长进。

1919年春，左觉农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立襄阳第二师范学校。在班上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左觉农积极投身这一爱国运动，在斗争中受到了教育与锻炼。

1921年，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肖楚女赴二师任教，给校园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肖楚女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灌输新思想，使左觉农思想进一步觉醒。

一天，一个姓汪的历史教员出题考试，并对学生们说：“你们答不到，没关系，可以翻书看。”这个姓汪的教员是学校校长的亲信，平时上课只会照本宣科，甚至连句都不会断，有时还念“白”字，笑话百出。姓汪的知道学生对他不满，处处想讨好学生。对姓汪的这种庸俗做法，左觉农胸中升起一股无名怒火。他拿起笔，在试卷上愤然写道：“你出的题，答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第X册，第X章，第X节，你要我们照书抄，人家版权所有，我们不敢抄录”。写完交卷，离开课堂。汪接卷一看，顿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气个半死。第二天上课，汪气势汹汹，暴跳如雷，大骂左觉农，骂得不堪入耳。左觉农无所畏惧，据理力争。同学们见汪如此蛮横，都愤愤不平，纷纷离开座位站起来，将桌子拍得咚咚响，为左觉农助威。一个同学怒斥汪：“你身为老师，出口骂人，还像个老师吗？”汪知道众怒难犯，见情况不妙，夹起课本就往外溜。

汪一跑，学生们就追了过去。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便在二师爆发了。校方为了压服学生，把左觉农等学潮中的骨干同学开除出校。反动派的淫威并未能使学生屈服，相反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左觉农和被开除的学生一起，组成离校团，继续坚持斗争，给社会各界发通电、散传单，寻求声援。经过斗争，学潮取得了胜利，校长被赶下台。左觉农也结束了学生生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左觉农到了武汉。由袁书堂推荐，在汉阳警察局谋了个抄抄写写的文牍差事。当时武汉正值大革命的前夕，革命空气相当浓厚。很多国民党左派、革命志士和共产党人聚集武汉，鼓动群众，宣传革命，以推动北伐。左觉农深受影响，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5年8月，在汉阳兵工厂子弟学校，经张善元、张善夫介绍，左觉农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左觉农和李实、庄开熙、杨开国四人结伴从武汉回到光化。1926年春，左觉农在襄阳县张湾转为共产党员。

左觉农入党后，受中共襄阳特支的委派回到光化，担任光化县党的通讯员。当时，光化还没有党的组织，左觉农根据党的指示，开始着手党组织的筹建工作。此时，光化县立模范女子学校设在老河口四官殿，左觉农的大舅父袁理堂任该校校长，姨母袁友松在该校当教员，进步人士张荫远、李瀚等也在这里任教。他认为这里基础较好，便以该校为基地进行党建工作。他借舅父、姨母的关系，在女子学校当了教员，利用教学之便，在师生中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提高广大师生的民族自信心，秘密进行党组织活动。先后发展了张荫远等一批共产党员，为建立光化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

左觉农常对教师们讲：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三大任务。国家的未来，在极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教师的努力，而教师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的高低，是决定教师的努力是否达到预期目的的关键。

左觉农谆谆教诲学生：“我们为什么要办这所女子学校，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人民革命是要全体国民来参加，共同奋斗，方可成功。中国妇女受了二千多年封建礼教的专制压迫，对目前革命工作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妇女是革命的一份子，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废除吃人的旧礼教，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领域均应与男子平等，才能求得全民族的自由平等。这里关键要靠妇女本身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转变自己的价值观念。”由于左觉农的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深入人心，学校也越办越好。1927年春，光化妇女协会在老河口四官殿成立。共产党员孟淑惠任妇协会主席，张荫远任妇协会委员。孟淑惠、张荫远还组织学生宣传队在各街道张贴标语口号，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妇女放足，破除封建陋习。模范女子学校成为老河口妇女运动的中心。3月8日，妇协会在县城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天，整个县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有些妇女从几十里外的农村赶到县城参加大会。党支部不失时机地派共产党员孟淑惠、王鸣皋等参加大会，并在大会上演讲：妇女“欲脱男子之范围，非靠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指出了妇女经济独立和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投入到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中去。有的妇女从中受到教育，当即摘下了耳环，剪掉辫子；有的则当众解下缠脚布点火烧毁，以示决心。这次大会在光化震动很大，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一时间，老河口许多妇女纷纷剪发放足，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妇运形成高潮，从而为鄂北妇女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左觉农在教学实践中，坚持教书教人，使学生树立革命人生观、劳动观和群众观。他指导学校宣传队的工作，对宣传队员们说：“要善于向老百姓宣传革命道理，使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使革命获得胜利”。他还殷切希望宣传队员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把自己培养成革命的宣传家。宣传队员在实际斗争中，学用结合，迅速成长。左觉农借助这种有利条件，秘密进行建党活动，积极发展党员。左觉农亲自主持了第一批党员的入党宣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坚持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并在宣誓大会上向新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在发展13名党员的基础上，成立了光化县第一个党支部，左觉农被推选为支部书记。这是党在鄂北地区建立的早期支部之一。从此，光化有了党的组织。光化县的革命斗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老河口地区的共产党员都以学校为掩护，进行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有些地方的党组织还制定了“以学校为机关，以党员教师为骨干，向农村发展党员”的工作方针，并相继成立了袁冲支部、程家岗支部、郭冲支部、杜家庄支部等，为党组织进一步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党员的增加，为加强领导，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建立了中共北乡区委，区委书记是杜仲安。左觉农也经常到袁冲，指导区委工作。从此，北乡袁冲成了鄂北革命活动中心。

1927年3月，左觉农作为省农协特派员派往应山，开展农运工作。根据当时的形势，左觉农认为要顺利推动农运，必须先唤起群众。为了培养农运干部，左觉农在应山县城魁星楼开办了第一期农民运动讲习班，招收了50多名学员。左觉农自任教师，他把全体学员团结到一起，常常深入浅出地向学员讲述革命道理。如，“为政必以德”，孔子云：“古之为政，爱民为大。”何谓“爱民”？即为政者心中有民，处事为民，为政利民。还结合乡里实际和全国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向学员讲解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经过训练，这批学员很快提高了阶级觉悟，毕业回乡开展农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宁汉合流”后，汪精卫与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8月初，应山县风雨如晦，杀机四起，应山县农协也被查封了。左觉农、黄民钦和郭绍仪三位农协特派员被反动派囚禁。左觉农和他们商量：“我们不能无代价的牺牲，只有争取活着出去，才能继续坚持斗争。”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他们一同越狱逃跑。大革命失败了，左觉农没有气馁，他回到家乡一带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29年春，共产党员郭绍仪请左觉农去邓县第一小学任教，以开展党的活动。邓县一小校长宁介之是位开明人士，左觉农到校以前，在一小任教就有一些共产党员，是地下党组织通过宁介之介绍去的。左觉农到校后，与共产党员汪琴声、李子平、杜树青等成立了支部。左觉农在一次支部会议上讲：“教师的职业是需要牺牲精神的职业，他的责任重大。教师没教好学生，不仅仅误人子弟，同时也是害国害民的大事”。的确，教学是一种创造性、艺术性的劳动。教师要把书本知识变成学生的财富，要激发学生探求知识的兴趣和欲望，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仅有知识是不够的，因为教师掌握知识和把知识变成学生的财富，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是年夏，左觉农被选为中共邓县县委委员。

1929年冬，左觉农受党的派遣辗转到上海，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陈潭秋批准，在上海从事地下印刷发行工作。“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上海成了白色恐怖的中心，敌人千方百计破坏党的机关，捕杀共产党人，印刷发行工作极为艰险。但是，左觉农毫不畏惧，他面对反动派的屠刀没有退缩，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总是亲自动手，把党的文件、宣传品送到读者手中，从未失误。

1933年，印刷厂遭到敌人破坏，左觉农不幸被捕，关押在苏州监狱里。在审讯室里，他堪称革命的硬骨头，电刑也好，老虎凳也好，什么酷刑都受了。他在狱中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工人，始终未暴露身份，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而获释。随后，党组织派左觉农到江西中央苏区，被分配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1935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整年，行程二万五千里，期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其它时间大多都在战斗中度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走365华里才休整一次，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以说近乎奇迹！

左觉民跟随中央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紧跟党中央强渡湘江、赤水，巧渡金沙江，爬过皑皑雪山，涉过茫茫草地，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成为一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人。长征胜利后，他又在甘肃和中央党校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位经受长征洗礼的老战士，毅然服从党的派遣，奔赴抗日前线。左觉农以中共湖北省委特派员兼训练班教员身份到襄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党员，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左觉农在“棉业改进所训练班”时，总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认为施教与从政一样，上行下效。所谓教育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教师如果是人格高尚、学识渊博者，以自己的一贯善行示范，就可以带动学生同臻至善；反之，则会上梁不正下梁歪。他总是抓住时机，大力宣传抗日救亡，讲解抗日形势和当前的任务，教育青年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训练班结束后，大部分学员都成了共产党员，党组织把他们分配到襄郧各县当指导员或会计，以利用合法地位做群众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为了重建党组织，左觉农先后找到了杜仲安、赵歧国、余益庵等老党员接上了党的关系。从此，鄂北地区的党组织开始逐步恢复并得到发展。

1938年9月的一天，几个荷枪实弹的宪警，突然闯进左觉农的住处。他们翻箱倒柜，四处搜查。由于左觉农早有防范，反动宪警一无所获，最后把左觉农带走，关进拘留所。

李实得知左觉农被捕的消息，迅速报告了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董必武致电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左供职鄂阳合作办事处已阅数月，有何嫌疑被捕？请饬县查明，依法办理为荷。”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加之宪警突击搜查，查无实证。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左觉农终于被释放。此后左觉农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缉捕，就化名夏忠武。

1939年，豫南、鄂东、鄂中党委撤销，统一成立鄂豫边区党委。郑位三任书记，陈少敏任副书记，左觉农为宣传部长。当时的《七七报》成为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左觉农除负责搞好整个边区党委的宣传工作，对《七七报》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出版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演讲稿和《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发行范围南跨长江，东越大别山，北抵信阳，西过汉水，影响很大。《七七报》在左党农的直接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抗战时期鄂豫边区党委的喉舌，是这个革命根据地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报纸。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它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胜利果实，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疯狂向解放区进攻。

1946年6月，我中原部队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左觉农突围后辗转到山东，经华东局分配到辽宁通化，辽宁省委任命左觉农为四地委书记。当时这个地区战斗频繁，斗争残酷，所辖四个县只剩下一个两万人口的靖宇县，其余几个县都被国民党占领了。敌强我弱，只有跟敌人周旋。1947年春，东北战场我军揭开了反攻的序幕，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至1948年秋，东北即将全境解放。党的工作重点是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工业战线急需干部。左觉农被调到黑龙江鹤岗煤矿局任第二局长，不久任局长、党委书记。

鹤岗煤矿在日伪时期，受到严重破坏，刚刚收复的煤矿，满目疮痍，千头万绪，百废待举。为拯救重创的矿山，左觉农走马上任，昼夜筹谋复兴大计，把干部职工团结到一起，便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整顿。矿上很多干部是从军队转业的，缺乏搞工业建设的经验。有人问左觉农怎么办？他鼓励道：“世上无难事，没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积累，缺乏技术管理知识可以自修。”“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搞革命工作就得干哪行学哪行。”为了提高干部职工的管理水平，左觉农花费了大量精力组织学习，矿务局成立总学委会，各科室成立学委会，领导干部分工负责，政治、业务、文化学习一齐抓。左觉农不仅自己带头学习，凡要求干部职工的，他自己一定身体力行示范在先。在“学”方面，他要求干部“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而他自身孜孜以求，发愤忘食，潜心做“内行”。他还亲自组织局机关科级以上干部学习，并责成办公室的同志编印了《学习资料汇编》和《鹤岗局报》两份刊物，指导干部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政策水平，交流经验推动工作。他先后组织开办了三所业余职工学校，三百五十多名工人参加识字班，整个鹤岗煤矿掀起了学习技术业务、学习企业管理的热潮。左觉农对职工生活非常关心，为了办好职工食堂，编写了怎样办好职工食堂的小册子，还筹建了几处家属住宅，并对伪满时期的旧房进行了修缮。为改变鹤岗煤矿的旧貌，作出了贡献。

左觉农生活简朴，有时甚至很“吝啬”。他有一枚普通料子的小方戳，用以签署文件。办公室秘书见质地太差，劝他买块好点的料子雕一枚，左觉农很珍惜地拍拍小方戳说：“它跟我南北征战十几年，又没犯错，咋能随便撤职呢？只要能用就行”。

局里有一部小汽车，是专为他配的。根据他的年龄、职务，身体健康状况，完全有理由有资格出门坐车。同志们也都考虑到他体弱多病，劝他坐车，他都耐心解释道：“出门坐车，越坐人越懒。近处不坐车可以节省汽油，步走也可以了解一些情况，还可以锻炼身体，汽车留给路远的同志坐。”在他的影响下，其他领导同志除事紧路远外，一般都不坐车。

尽管病魔缠身，左觉农还是满怀信心，常常乐观地对同志们说：“我还可以为党工作十五年”。“我还准备了好几块油布，等全国解放坐胶轮大车进关。”说着哈哈大笑。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人民谋利益视为自己最神圣的使命，倡人民之公利，国家之公利。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毛泽东同志曾反复强调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谆谆告诫，言犹在耳，岂敢须臾忘怀！古今中外，凡名垂青史者无不为民为社会而奉献，凡遗臭万年者无不为着一己之私、之贪、之欲而奔波。

1949年3月，左觉农的病情更加恶化。1949年6月10日，左觉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永远离开了我们。6月12日，鹤岗矿务局为左觉农举行了追悼会，东北局由李富春主祭，朱理治，陈郁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左觉农同志逝世的噩耗飞过关塞，越过江河，传到湖北，人民不胜悲痛。7月26日，《长江日报》同时发表了李先念、郑绍文、刘子厚、李实等同志的纪念文章，回忆左觉农一生的革命历程，并作了高度评价。李先念在《纪念夏忠武同志》一文中写道：“在长期党的锻炼中，忠武同志一贯忠于党的事业，始终服从党的组织，没有从个人出发的权力地位思想，具有坦白直率，艰苦朴素，认真负责的高尚品质。”并称赞他“是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可贵的典型”。

左觉农、袁书堂、张荫远等同志是老河口地区从事革命教育的先导。他们堪称高素质的教师，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具有献身教育的道德品质，且具有把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教好书育好人”，是他们教育思想的核心。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他们献身教育的精神一直被人们所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