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名人张世英介绍
张世英（1921年-2020年9月10日），武汉市人，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学术委员会荣誉委员、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荣誉院长、《黑格尔著作集》中文版主编、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创造性提出“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和“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说。
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年至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
2020年9月10日10时49分，张世英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张世英人物生平
1921年张世英出生。
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
1946-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
1952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其中1959-1966年担任《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主编。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名誉顾问，美国传记中心名誉顾问，南京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湖北大学兼职教授 。
曾任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德国哲学》丛刊主编（1986-2001）。
2012年，张世英被授予“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2017年北京大学设立“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并于同年12月26日举行颁奖仪式。
2020年6月20日至21日，“张世英与当代中国比较哲学研讨会”举行。会议开幕式上，张世英先生通过短视频寄语本次会议“和而不同，万有相通”。
2020年9月10日10时49分，张世英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逝世，享年100岁。
张世英学术成就
张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创立“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随着《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 的问世，一个涵盖本体论、认识论、美学、伦理学和历史哲学的“新哲学”体系初步形成。 后来出版的《哲学导论》 ，正式宣告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个性的哲学体系的诞生：万有相通的哲学。 其核心思想是：万物不同而又相通。“万有相通的哲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万物一体”的思想传统，又融合了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思想传统。
在张先生看来，中国古代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说，缺乏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阶段，直接的后果是：人的主体性受到压制，科学不兴。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促成了科学与民主，但主体性的过度膨胀又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的紧张关系。 “万有相通”的哲学旨在避免各自的片面性，把西方的“主体性哲学”融入到中国的“万物一体”思想传统之中。在张先生看来，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补上西方哲学“主体性”这一课。中华文化未来要崛起于世界，有待于“个体性自我”的进一步解放。 《中西文化与自我》 和《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 在这方面有振聋发聩之效。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张先生还在“万有相通”的哲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说。可以说，“万有相通”的哲学是中国当代最具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之一。
张世英的“人生四境界”说，是其“万有相通”的哲学在现实实践层面的具体落实和体现，是其运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探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国人理想人格建构、中华文化繁荣发展路径的理论结晶。这一学说，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能提供深刻启迪。
张世英是“人生四境界”说和“万有相通”哲学的倡导者，也是“人生四境界”说和“万有相通”哲学的身体力行者。他说：“我以为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本不应自外于实际生活，哲学家也应按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否则，哲学便会失去自己的光辉和生命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身上，理论品格与精神品格、治学与为人高度统一。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中，深深感受到他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爱无差等、民胞物与、一视同仁的人格风范。他家的客厅中挂着他自撰和书写的条幅：“心游天地外，意在有无间”。这样一种“万有相通”“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是他的精神品格和人生境界的生动体现。这种知行合一的人格风范，深深感染和影响了每一位和他有过交集的人。
张世英人物评价
改革开放之后，张先生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国际哲学舞台，应邀参加了众多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也曾邀请多位国外著名哲学家来华交流。张先生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巴迪欧将张先生关于黑格尔的著作介绍到了法国；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马尔夸特、瑞士著名哲学家格洛伊等人均与张先生有深入的学术交流，并对张先生做出过很高的评价。
第14届德国哲学大会主席马尔夸特教授称他为“中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
格洛伊教授在德国权威杂志《哲学研究杂志》撰文称：张世英教授“在西方广为人知。在中国，他是享有盛名的哲学家”。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彼得·巴腾教授在《东西方哲学》杂志撰文称：“中国人对辩证逻辑的探讨清楚地表明，就方法而言，我们起码必须认真学习张世英对黑格尔的解读，让他带领我们领会（他所理解的）黑格尔。做出这些努力之前，我们几乎没有权利评判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2018年8月，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举行，德高望重的张先生获聘大会学术委员会荣誉委员，并受邀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做一个诗意的自由人”的主旨演讲，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张世英先生的心中，既有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关注，也有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深切牵挂。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家，他既善于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看中国，又能够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看世界。他的“万有相通”的哲学观，为面临严重危机的全球化潮流提供了一种应对的形而上学基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基础。张世英的哲学思想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张世英人物作品
主要著作有《张世英文集（十卷）》 《不同而相通》 《哲学导论》 《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 《美在自由》 《天人之际》 《中西文化与自我》 《境界与文化》 《张世英讲演录》 《我的思想家园》 《归途：我的哲学生涯》 《新哲学讲演录》 《北窗呓语》 《进入澄明之境》 《张世英回忆录》 《张世英学术文化随笔》 《九十思问》 《羁鸟恋旧林——张世英自选集》 《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 《论黑格尔的逻辑学》 《黑格尔〈小逻辑〉译注》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黑格尔辞典》（主编） 、《欧洲哲学史稿》（合著）等。
张世英补充介绍
张世英，哲学家。1921年生于湖北武汉一书香门第，从小熟读论孟，中学时修理科，1941年秋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后转入哲学系，1949年毕业，取得哲学硕士学位。
张世英生于武汉东西湖区柏泉一书香门第，中小学在汉口就读，曾短暂在武汉大学执教。年前，记者与东西湖区柏泉相关人士一道，在北京其回龙观家中，探访了这位武汉籍的哲学大家。
曾是汉口有名的学霸
哲学家的同学，是诗人。采访时，提到长江日报，张世英说很熟悉，我同学曾卓曾在你们报社工作过。
张世英回忆，小时候的曾卓非常调皮。9岁时，张世英从汉口西郊的柏泉小镇转入市内读书，着装都很土气，我还戴着那种清朝时期的瓜皮帽，曾卓总是揪我的帽子。
曾卓文笔很好，后来成为诗人，张世英不感到意外。张世英说，国文课上，老师念的范文，以曾卓和自己的居多。
让张世英记忆犹新的是，在汉口市立一中(现武汉一中)读书时，举办全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作文竞赛，他都获得了第一名，在汉口中学生中一时名声大震。数学竞赛颁奖时，给张世英颁奖的，是时任汉口特别市市长吴国桢的夫人。
上世纪30年代的汉口，贫富悬殊较大，马路上黄包车车夫经常被 欺负。张世英说，每次看到 打车夫时，自己都要上去理论几句，这样车夫就可以乘机逃走。
老家柏泉，婆婆磨媳妇;汉口市区， 打车夫。这两件事，给张世英留下一生的印象。他说，一般人看我的哲学，觉得很玄乎，其实我思考的出发点，就在这里，人间为什么有这种不平等?
抗日战争中，武汉沦陷后，张世英随学校迁入宜昌。1941年，湖北中学生会考，他又获得全省第一名。
从朱自清的《背影》中读懂父亲
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家中的书柜往往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张世英的书柜有两面墙，大部分是哲学书籍。其中相当部分，是各类德文和英文原版书籍。
而客厅另一角，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水墨丹青、古色古香。老先生近年对书法颇有兴趣。客厅中的挂着署名柏泉老屋塆村民张世英自书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是张世英的父亲张石渠先生最喜欢的古代文学家。回忆起父亲，张世英眼角湿润。他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读到《背影》，发现朱自清写的父亲和自己的父亲相像，我去问他，知道我和朱先生成长环境相同。
张石渠毕业于国立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受过新式教育。张世英说，父亲思想清高，以耕读为乐，虽在汉口教书，但是一直把家安在柏泉，他常常下地干活，戴着近视眼镜、挑着粪桶、赤脚站在田间。
父亲对张世英的教育方法，比较传统。张世英说，从5岁发蒙，到9岁离家，自己一直是在父亲的教导下自学，先学《千字文》，再背《论语》、《孟子》、《古文观止》，背不下父亲就打、罚跪。
父亲最喜欢的陶渊明诗词，张世英记得最牢。等到张世英读小学时，国文游刃有余，八十多年后仍对古文经典把控自如，他才品出传统教育的优点和父亲的苦心。
我读大学前，一直都是用文言文写作。他说，直到西南联大时，国文课老师李保田，强令他用白话文写作，才改变过来。
黑格尔与陶渊明辩证统一
张世英治西方哲学，一生却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内在精神情有独钟，颇多思考。他观察到，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争取自我觉醒、个性解放的特立独行之士，代不乏人:先秦的屈原，汉代的司马迁，魏晋的嵇康、陶渊明，以至明末的李贽。
但另一方面，他们为了自我的独立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凄惨:或自投江湖，或惨遭-，或陷囹圄而自刎，或归隐田园。
西方人实现自我的历史因个性解放较早而显得神采飞扬，那么，中国人实现自我的历史则显得十分悲壮。晚年，张世英将中西比较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中黑格尔主客二分主体性哲学与中国天人合一传统思想的比较融合作为学术研究方向。
老一辈中国学者，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早岁负笈到西方留学或者以西方学问研究为旨趣，但是最终转向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比较明显的，如吴宓、陈寅恪、钱钟书。
从黑格尔哲学中回归到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后，张世英在哲学上主张克服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中极端主体膨胀影响，以突破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中主客体区分不足的思维方式弊端，实现主体觉醒，求得自我的解放。
而在美学上，中国传统的隐秀和言外之意的含蓄美，也可以与西方文化中重视理性美、直观美形成互补，达到美在自由。
张世英说，自己能够记事，到现在已经90年，这种学术关怀的回归，符合辩证法。
访谈
父亲手把手教我写文章
读+：您在武汉出生长大，您觉得您的家庭和父亲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世英：我父亲对我是很严格的。可是我到现在想起我的家庭，谈我的感情，我总是提到我的父亲。
我小的时候，他就教我念《论语》、《孟子》，要我背，背了之后每个礼拜要写一篇文言文。我写了之后，他亲手指导，文章该怎么写，讲得非常细致。记得我5岁以后，每一个礼拜教我念一篇《古文观止》，念一篇文言文。念了之后，叫我在旁边坐着，坐着你去背，背熟了，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然后在他的面前，把书给他，背完了他说，行，出去玩去。这样就解决了。
饮水思源，我的文章能写得不管说好不好，能够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首要的是归功于我父亲。他的文言文写得好，教我也教得特别细致。所以尽管说我挨打，别人说张世英是挨打长大的，但是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包括我的性格，我现在的哲学思路，就写文章来讲，都是我父亲一手一笔的教给我的。所以我现在只要提起来，我总记得我的父亲。
读+：除了文章，您父亲对您在人生方面的影响有哪些？
张世英：他一方面打我，一方面他爱护我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他自己玩双杠，玩双杠不小心摔下来了，背摔伤了，躺在床上不能动。我睡在他床旁边的一个窄的绷子床上面，夏天，蚊子来咬我，他的背不能动，手还拿着扇子给我扇蚊。
父亲总是对我说，人要有真情实感，待人要真心，做真正的人。我父亲喜欢住在柏泉，我想念我的家乡，因为家乡有口柏泉古井，旁边荷花塘对我影响很大。
我记得，在古井旁，我父亲教我，荷花是从污泥中长出来的，可是它非常清新。他说人也该这样，人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随波逐流，不随声附和。
我为什么学起哲学
读+：在西南联大，您为什么多次转专业，并最终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
张世英：说到专业，其实我一直有小国寡民的老庄思想。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不愿意当官，也不喜欢太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念高中的时候，虽然我的文章写得好，但是我兴趣更多的是数学，一直读的是理科。
后来到西南联大后为什么去读经济系，是因为我高中毕业，被国民党政府列入了黑名单。这对我打击很大。我想探讨人生，改造社会，所以立志要学文科。
但是没有想到，在经济系、社会学系都没有这样的科目。在西南联大，当时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都要念哲学概论。我念的概论是贺麟开的。贺麟讲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这一中国古人最推崇的典故为例，说这是对黑格尔扬弃和对立统一辩证法最生动的诠释，没有经过污泥考验的清高不是真清高。
这跟我父亲从小和我讲的一样，这个很奇怪。这就是辩证法，他讲的真地道。我说我要转哲学系，我是这么样转到哲学系的。
闻一多对我评价很高
读+：您的夫人是闻一多先生的干女儿，您和夫人是怎样认识的？
张世英：在联大，我还是属于中间派。大概念二三年级的时候，在茶馆里面认识了我的妻子彭兰。
当时，西南联大图书馆很小，我们一早上起来就拿着一本书啊到门口吃一个饼，然后坐茶馆，在茶馆一泡就泡一个上午，吃了午饭又去泡，泡一个下午，都是在茶馆里面念书，我大学百分之八九十时间都是在茶馆里面。
彭兰是联大中文系学生，也是湖北人。她是一个进步人士，还在武汉读高中的时候就是左派。彭兰在西南联大有女诗人的称号，她的老师朱自清、罗庸都很欣赏她，经常把她的诗抄到黑板上面，让同学欣赏。闻一多觉得她功课好，把她收为干女儿。
有一天，她对我说，闻先生想见你。我当时想，大概是闻一多想考考我。在闻先生家里谈完话后，闻先生对我评价很高，说这个孩子很有思想很有前途。这样我们两个就结婚了，在昆明结的婚。闻一多先生是彭兰的主婚人，我的主婚人是文学院长冯文谦，证婚人是汤用彤先生。我记得我们结婚时就是三位先生和他们的太太。
哲学思想上受金岳霖影响最大
读+：您的专业老师贺麟、金岳霖，以及闻一多先生，对您以后的人生都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世英：当时给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闻一多。闻先生知道我当时一天到晚只管读书，他对我说，要走出象牙塔。这也是他在西南联大一般同学中都叫得最响的口号，不能一天到晚在书本里面淘来淘去。在他的影响之下，我慢慢地走向进步。
但是从哲学的思想来讲啊，我受影响大的还是金岳霖先生，因为金先生是搞分析哲学的。我这个人的脑子，是喜欢数学的。到现在我还是爱分析，这点我是受金先生的影响。再加上金先生当时又特别夸我，说你是个数学头脑，你应该跟着我学数理哲学。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又被保送做研究生。当时北大清华都有研究院，这两个研究院让我选择，我选择的是清华，我想到清华做金先生的研究生。后来贺麟先生说，你毕业论文都是跟着我的，我是北大的，怎么就没有选北大，我说我的兴趣还是数学，还是想搞数学搞分析哲学。贺先生还是很宽容，后来一直对我仍然很好。
我是做清华的研究生，但是清华当时做研究生要交钱。我家里很穷，为了生活只好去南开大学当助教了。这样，我的研究生就没有念成功，但是我的思想，我的哲学从思想方法上来讲，是受金岳霖先生影响最大的。
小镇为什么频出名家 张世英解读柏泉现象
柏泉，位于东西湖西部，武汉郊区一个小镇。与其他乡镇不同，柏泉近百年来，人口一直稳定在1万多人左右。
虽然人口规模不大，但在近代史上，柏泉却名人辈出。既有近代汉口巨商刘歆生，也有实业家张松樵。著名音乐家周小燕的父亲周苍柏，也出生于柏泉。还有数学家周绍濂、文学家李格非，均为各自领域名家。
在近代武汉开埠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前，柏泉以万余人口的数量，产生如此之多名人，在武汉小镇独领-。去年，刘歆生研讨会上，这一现象曾引发过众多专家学者的探讨，有的将其归结为西方文化传入较早，有的认为是地理位置优势，还有的主张是亲缘社会传帮带的结果。
对于柏泉名人现象，张世英有自己的分析。我认为柏泉出能出这么多人，与其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张世英虽然9岁就离开柏泉，但至今仍以柏泉老屋塆村民自居。
他说，古希腊之所以有众多哲学家，在于其独特地理环境，爱琴海上众多岛屿，人们需要沟通，沟通产生思考。同样，柏泉在旧社会四面环水，境内又有山丘，能陶冶人情操，扩张人的胸襟。
人物名片
张世英，武汉东西湖柏泉人。在柏泉生活到9岁，此后随父入城，就读于汉口市立一中、湖北联合中学。1941年，以湖北中学会考第一名，考入西南联大，师从哲学大师贺麟。毕业后，他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武汉大学。
1952年，张世英调入北京大学，以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研究为其学术志业。
张世英著作等身，在国内哲学界享有极高声望。201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创建百年，他与黄枬森、杨辛、汤一介四位老教授被授予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
柏泉现象
武汉柏泉小镇，近代历史上，人才辈出，有哲学家、文学家、数学家以及实业巨子。柏泉人口规模在万余人左右，这样的人才产出比，是很可观的。柏泉现象引起各方讨论，有人认为是亲缘社会传帮带的结果，有人认为柏泉地处湖区，水患严重，当地人改变命运的愿望强。
也有人比如张世英先生，提出地理环境说，他将柏泉比之古希腊，认为柏泉四面环水，境有山丘，能陶冶人情操，扩张人的胸襟。
我感觉，可能还有一说，就是教育说。人是教育的产物，一个地方代有人才，一般都有浓厚的教育氛围和较好的文化教育打底，这在古今中外恐怕是个规律性现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人要出头、改变命运，主要途径是读书、学文化，读出来，成功了，往往会反哺家乡、提携乡里，比如建学校，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柏泉离汉口近，汉口自开埠以后，经张之洞督鄂，这里就成为中国近代文明盛地，新式教育、近代教育开花结果。解读柏泉现象，有几个线索值得注意，一是近代，柏泉建有教会学校，二是张世英父亲对他的家庭教育，其父受过新式教育，在汉口教书，因柏泉离汉口近，一直把家安在柏泉，因而能够就近在文化上给予后人熏陶。类似情况，柏泉是否还有?再如，许多柏泉籍的商人实业家，成功后建设家乡，修建学校。这些因素总起来看，关键词仍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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