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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翮

张翮人物照片

赤壁名人张翮介绍

教育家

张翮(1890-1946),原名传政,字德庭,湖北蒲圻(今赤壁)中伙铺山蟹张家人,出身张仁昌世家,父宏远,字仁程,清末太学生。先生启蒙于乡里,就读于本邑书院。时值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新学,乃转入省垣“中学堂”,与同邑刘树杞(1890-1935)同班友好。辛亥革命成功,先生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民国五年(1916)毕业,获商学士学位。毕业后曾由北洋政要蒲邑张国淦(1876-1959)引荐,短期就任北京政府农商部商标局局长,翌年即辞职。

张翮人物生平

不久,辞去局长职务,邀约湖北籍在北京学者名人集资创办民治中学,任校长。后扩为民治大学,续任校长。北伐前夕,张毅然将学校停办返鄂。为生活计,曾在武汉自办会计师事务所。北伐军抵汉,李汉俊任教育厅长,经刘树杞举荐张担任教育厅督学,旋改任省立第二高级中学(高商前身,即现湖北经济学院前身)校长。宁汉合流,李汉俊牺牲,刘树杞接任教育厅长,任张为高商校长。此后10年(1929—1938)张历任教育厅科长,晴川中学、黄冈中学、黄岗乡师(现黄岗师范学院前身)及襄阳中学校长。1938年,武汉沦陷,各校随省府西迁恩施。当时形势危急,交通紧张,张翮临难受命,被指派为联合中学高商分校校长。因日机对宜昌狂轰滥炸,长江水路受阻,张翮率师生由陆路步行西上,经长阳,过野山关,历尽艰辛,半月后抵达巴东楠木园。该地在崇山峻岭中,生活异常艰苦,全校师生克服种种困难,于1938年12月12日复课。高商将这一天定为校庆日。1940年,日军西犯,沙市陷落,宜昌告急,张翮又率师生二度迁移避难,先乘轮抵四川万县,再徒步折返湖北境内,步行月余抵达利川汪家营。当地汉流袍哥横行,张翮多方联系周旋,始得勉强复课。再次迁校,张翮深谋筹划,克尽艰辛,使工作井井有条,受到师生尊敬。

1944年7月,张翮调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即着手清点图书,整理目录,办图书管理人员训练班,使图书馆很快开架借阅。抗战胜利,张翮奉命将图书馆迁复武昌。张翮尽职尽责,所运数十万册图书及大量崇文堂版片,安全运抵,无一损失,受到省教育厅通令嘉奖。

张翮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不入党派,不慕权势,不谋私利,安于清贫。其为人处世,朴实而淡泊,在教育界影响颇深,特别在任高商校长期间,任人唯贤,选用教师非常严格,所以高商教学质量一直很高。

张翮先生生平

(作者:万纯琪1922-1996年,湖北经济学院教授,湖北书法家协会会员)

张翮长于吟咏,曾集有《仁园诗集》及诗友唱和集《南音余韵》、《南音劫后灰》,惜均湮没。

张翮(1890-1946),原名传政,字德庭,湖北蒲圻(今赤壁)中伙铺山蟹张家人,出身张仁昌世家,父宏远,字仁程,清末太学生。先生启蒙于乡里,就读于本邑书院。时值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新学,乃转入省垣“中学堂”,与同邑刘树杞(1890-1935)同班友好。辛亥革命成功,先生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民国五年(1916)毕业,获商学士学位。毕业后曾由北洋政要蒲邑张国淦(1876-1959)引荐,短期就任北京政府农商部商标局局长,翌年即辞职。

民主治校,投身教育事业

1917年末,先生协助蔡元培等北大学者创设私立孔德学校,注重科学精神的传授与训练。继而吁请湖北耆宿支持,约集湖北在京学者、名人集资创办私立民治中学(以北京湖北会馆为校址),转任该校校长。不久,又将民治中学扩办为私立民治大学,续任校长。此为先生投身教育之始。以“民治”为校名,来源于孙中山先生的治国学说,由此可见先生的民主政治思想。办学期间,任事负责,实行民主治校,支持学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克服政局动荡、办学经费不足等困难,培养了一批人才。1924年后,目睹北洋政权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广东政府正积极准备兴师北伐,出于政治上的选择,乃毅然将学校停办,校务交由余正清(地下党员,武汉解放后出任市教育局付局长)、张传琼、郭子藩三人处理,偕部分湖北同事同学南归故里。初到武汉,曾自办会计师事务所于汉口。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武汉国民政府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即湖北省政府)相继成立,李汉俊(1890-1927)出任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厅长。适刘树杞由美学成归国后从厦门大学回省任职,力促先生将会计师事务所停办,并举荐先生为教育厅督学。民国十六年春,李汉俊对全省中等学校实施改组,将前普通科二中、三中、工科高级中学、商科高级中学及汉阳五中(也称晴川中学)合并为省立第二高级中学(即省立高级商业学校前身)。委任先生为改组后的首任校长。省二中下辖四部,第一、二两部分别设在汉口德国球场德华学校(商科六个班)、汉阳针钉厂(工科六个班,旋划出改为省立三中),第三、四两部均设在汉口辅德学堂(初级十个班)。大革命失败后,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进占武汉,李汉俊壮烈牺牲。武汉处于国民党右派的血腥统治下,学校被迫停课。先生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悲愤不已。刘树杞接任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后,以先生熟谙商学及教育,委请先生继任二中高商校长。校址设在汉口华清街(现一元路市十六女中),附办普通初中部于武昌西卷棚贡院。在先生努力下,“二中高商”在当时社会颇负盛名,一般家长均以子弟能入学“二中高商”为荣。此后十年(1929-1938),先生历任教育厅科长,省五中(襄阳)、晴川中学、省六中(黄冈)、黄冈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及教厅督学等职,颇多建树。

抗日烽火,联中二度西迁

民国二十七年(1938)八月,日本侵略军进逼湖北境,武汉告急。湖北省政府为抢救青年子弟免沦敌手,乃匆忙筹措将全省战区各公私立学校联合组成适应抗战形势的“湖北省立联合中学”(学生一律公费),由当时省主席、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兼任校长,随省府西迁施鹤地区分别觅址建校。其时形势危急,交通紧张,先生临难承乏,被指派为联合中学高商分校校长。高商分校合原第一高商、汉口市职、沙市市职三校为一校。因西迁校址未定,匆促之际,号召学生先自行急到宜昌集结待命。1938年11月初,由于日寇天天向沙、宜狂轰滥炸,省代主席严立三急电召集联中各分校校长开会,责令即日组织师生撤离宜昌,以保安全。高商分校受命后连夜组织撤出。水路校具图书由教务员马琴堂押运,乘“宝亭”号小火轮西运巴东,船行至秭归新滩,水急滩险,在绞曳上滩时,不幸翻沉。陆路由先生亲率,他偕同负责教师王鸣琴、职员李邺仙,提着灯笼站在宜昌江边渡口上,照着跳板,清点着学生走上过江的渡船,这样来回过渡十余次,才把学生全部渡到对岸安安庙,再次清点了一遍人数,暗中摸行到大桥边过夜。这样乘夜过江,是为了避免日本飞机的低飞扫射。第二天拂晓启程,向新校址巴东楠木园进发。爬山渡谷走了五、六天,经过宜昌木桥溪、长阳高家堰、贺家坪、榔枰到巴东野三关。在野三关休息了三天,再度启程,折向北行,朝着更陡峭、更荒野的高山前进,第一夜宿野花坪,次日经绿葱坡宿枣子坪,第三天经茅草荒、杨林荒、韦家荒一带。在野山关出发时,探知路险难走,全校分两天启程,后一天动身的,可以看见前一天出发的人蠕蠕行动在悬岩绝壁的小路上,由此可见山路的陡峻。韦家荒这一带,是二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低头可以隐隐看到楠木园的屋宇人畜,长江如带,轮船如豆,飞机在脚下蜿蜒西航,云雾在头上弥漫开合。目的地虽已经看得见了,可是还得继续直下陡坡两三小时之久,才最后达到目的地,这时已是十一月中旬了。楠木园地处巫峡中段,东接群峰,危岩掩峙;北望对江,峭壁如屏。十数户人家依山就势支撑建房,顺坡上延成村。高商五百师生突然到达,生活异常艰苦,用水如用油,吃粮如吃金,菜蔬无供应,疫病常流行。惊魂甫定,借民房作宿舍,搭茅屋当教室。因陋就简,随遇而安。复课之日,全校欢腾。时为1939年12月12日也。此后定是日为高商校庆日,逐年祝贺纪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民国二十九年(1940)九月,日寇更进西犯,沙市沦落,宜昌告紧。先生又率领师生二度迁移避难。全校师生分批乘“建阳”号轮经瞿塘峡抵四川万县,再徒步折返湖北境内,过磨刀溪,越齐岳山,经野茶坝,月余长途跋涉到达利川汪家营镇。汪镇又名清源乡,意为清江发源之处,地处川鄂交界高山,人烟稀少,虎哮狼嗥。镇上帮会袍哥横行,高商迁来后,深受挟制,地方恶势力甚至扬言要杀死学生,赶走学校。先生为消弥隐患,只得忍辱负重,多方联系周旋,屈尊礼拜并宴请地方“大爷”。为减少矛盾,迁学校至镇外,每个学生发给一个小木凳、一块方板,草草收拾,即行复课。此时多数学生已无家可归,与学校相依为命。全校学习蔚然成风,生活有无相济,教学亦日趋正规、安定矣。

笔者当年以区区少年,自始自终亲历了这两次西迁,其对身体之磨炼,思想之升华,自毋庸讳言;然以年过半百之先生,其惊人之毅力,坚强之性格,周密之计划安排及与莘莘学子患难与共之精神,深深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爱戴,每念及此,敬仰之心由衷而生。

桃李满园,诗友酬咏古今

先生从教凡三十年,培育无数桃李,然以年代久远,时代变迁,故昔日乏迹难寻。其两任高商校长,历经了高商建校史上最艰巨、最壮观的大革命时期(创校)和抗日战争时期(西迁),办学主张极重实用,理论教学重基础课程,技术教学重时引制度,选聘教员要求极严,所培养学生既有理论,也擅操作,为财会计统诸政业界所乐于任用。学生出路开阔,社会评价良好。时至今日,先生门人健在者仍以其所长服务人民。如中南财经大学教授崔之庆,商业部百货局局长胡铁夫,荆州地区粮食局局长邱绪炽,沙洋农场总会计师韩永年,江汉大学财会教师郭斌超及笔者等人,均是先生四十年代桃李。

先生于治学外邃于宋诗,每公余暇日不废吟咏。1929年在省教育厅任职时即加入著名的武汉南音诗社。西迁离乱之际,与中文教师陈省斋,黄辉鼎,陈钟煜、熊贞吉诸人及校外同邑贺良璜等重组“南音诗社”,酬唱咏和,以寄忧国怀乡之情,结有《南音余韵》,《南音劫后灰》两诗集。当时以自制蜡纸由笔者刻印,流传不广。迁复后,经著名诗人覃孝方、贺良璜审订、余肇熙校正,社会著名人士于右任、马叙伦等题词,将先生存诗编纂为《仁园诗集》两卷(仁园:先生武昌寓所名),原拟出版,后因经济困难,一直未能付印。惜至今日均湮没无存。

承乏赴难,入主省图书馆

民国三十三年(1944),湖北省图书馆(馆址省会地恩施)龙洞资料室珍本藏书为宵小所盗,流散于街头小贩之手。消息传出,朝野震惊。省参议会因以发难,要追究失职责任,原馆长因以去职。七月,先生调任省图书馆馆长,此次实为再次承乏赴难。履任之后,立即整顿查点图籍,编印中、西文图书目录;举办省会区各机关图书管理人员训练班;迁馆舞阳坝新址,正式对外开放。次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省馆奉命迁复武昌。先生一则派员赴汉协助省教育厅委员扬时之接受伪省馆书籍及蛇山抱冰堂下新馆舍(即现馆舍,时被敌伪保安司令部占用);一则筹备数十万册图籍及大量崇文版片(张文襄督鄂时所刻,在学术界夙称珍品)的装箱迁复。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先生帮助建立了“省恩施图书馆”。经过四个月的精心准备及三个月的艰苦兼程,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八月,迁复工作胜利完成。九月,报章、杂志阅览室对外开放。十月,省教育厅传令嘉奖先生,略称“该馆由恩施迁复武昌,各项公物虽经长途辗转搬运,均全整新,毫无损失。足证该馆长珍视公物,事先计划周密,临时照料得当,应予传令嘉奖,用示鼓励”。

先生在省图书馆长任内重视馆藏的增加,且成绩卓著。省馆自抗战以来即未曾添购书刊。国民党政府一向靠增发纸币维持局面,省馆经费历来没有定额。但在先生努力下,任内受赠与接收、收购的图书则是相当可观的:(一)接受音韵训诂学家黄季刚家属捐赠遗书4996册;(二)接收兴亚研究社汉口分社日文图书5228册;(三)接收敌伪武昌图书馆图书12万余册;(四)接收崇文书局旧存崇文版线装书234种,每种留5部,余均出售;(五)接收其它旧存版片约49000块;(六)收购省通志馆总篡张继煦家藏珍本古籍261种,计2098册。这样,除版片外,馆藏从原有十六、七万册增添一倍,达到三十三万余册。

身后哀荣,教界叹惋推崇

1946年先生在长期战争动乱和辗转流亡中惨淡经营,历尽艰辛,终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于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溘然长逝矣,终年五十七岁。先生之逝,学界震恸,门墙悼泣。先生逝世后次日,《武汉日报》即作以下报导:“(本报讯)省立图书 馆长张翮,於昨日十六日晨五时因脑冲血病逝省立医院。张氏字德庭,蒲圻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省立中学校长十余年及教厅之科长督学等职,为人耿介,擅长诗文,此次复员迁复图书馆不遗余力,克服种种困难,用心过度,同人闻讯,莫不痛惜!”12月22日“张故馆长德庭先生治丧委员会”(由省科学馆馆长、北大校友舒文博主其事)在《武汉日报》发出讣告,略称已由先生“生前友好组织治丧委员会办理丧葬一切事宜,经报省厅奉准将遗体舁回省图书馆大殓。兹择于国历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在省图书馆开会追悼,十一时发引暂厝武昌大东门外长春观”等有关事宜。12月26日上午在省图书馆大厅及前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省府代表、教界同仁、亲朋师友及先生桃李等数百人参加,会后并均步行送柩长春观暂厝。仪礼全过程庄严肃穆。省高商、省武昌高中、省一女中等中学校及省科学馆、省生物馆等教厅所属单位均因以停课或停办公。次日,省主席万耀煌派秘书来馆吊唁。翌年,先生灵柩归葬中伙铺成家山湾西侧之犀牛望月山,车皮进入蒲境后,沿途汀泗桥、官塘均在站台举行路祭,到达中伙铺后,举行了隆重的接灵和安葬仪式。

先生终生从事教育事业,不入党派,不慕权势,不谋私利。安心于清贫生涯,执着于培养人才。兢兢业业,无时或已;声誉隆重,教界推崇。其为人处世,朴实而淡泊。身无华服,口无虚言,文无浮辞,诗无绮语,言行臻于至境。故其逝世之日,亲朋师友,无不叹惋。痛感哲人早逝,实教育界重大损失,身后哀荣,在当时教育界实属仅见。

主要参考资料:一、1986年《湖北省商业简志》第十一册:商业专科学校卷;

二、1984年《湖北省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馆史篇。

一九八九年七月

张翮主要成就

与南音诗社

(二〇一〇年一月)

著名的武汉南音诗社是1929年在武昌成立的。“南音”取南方土风之意。社员多为当时知名之士,湖北籍居大多数,湖南次之,还有安徽、江苏、江西等省籍个别人士,或因寓居武汉,或因相知有素,也被邀约参加。初期仅有61人(题名录从略——笔者),时年39岁,在省教育厅供职的张翮名列其中。社员中如黄季刚、王季芗(均国学大师)、钱葆青、朱焕如(均清末秀才、举人)、邹苾蘅、孙铁人(均辛亥首义老人)、陈省斋、程葆华、贺良朴(均著名诗人)。发起和主持人为陈省斋,协理社务为许觉园。

南音诗社的宗旨在于发扬诗歌优良传统,交流作品,增进感情。每届节令,由主持人柬约举行诗酒之会。因无固定社址,事前商定集会地点,或选择三镇名胜(如奥略楼,抱冰堂),或借用学校会议室(如张楚中学、楚材中学、中华大学),或就社员住址举行。届时除交流近作,亦必商定应景切时之新题,占韵分赋。其散居各地不及与会的社友,则以邮筒分韵相寄。所有作品在汉口《大同日报》(社员艾毓英系该报发行人)辟有《南音》专栏,每周附刊一次,藉以传播。报社不付稿酬,唯每期特为加印若干份,交社转发社员,并留备汇编。抗日战争前汇编有《南音。第一辑》,并曾出版发行。抗战兴起,国内名流云集武汉,社员人数骤增,以诗歌鼓吹抗战,倡和频繁,曾印行《南音。第二辑》。后经历八年抗战,社员相继流离转徙,星散四方,但仍有一部分保持联系,邮诗寄问,以相慰勉。

张翮是南音诗社早期成员。他邃于宋诗,每公余暇日不废吟咏。1938年,日本侵略军进逼湖北境,武汉危急,代主席严立三为抢救青年子弟免沦敌手,乃筹备成立联合中学,西迁施鹤地区。张翮临难承乏,被委任为联中高商分校校长。张翮邀聘陈省斋为高商国文教员,陈欣然允应。张翮、陈省斋于西迁巴东、利川离乱之际,与校内老师黄辉鼎(毕业于北京大学第一届,是当时湖北省著名中文教师)、陈钟煜、熊贞吉及校外同乡贺良璜等重组南音诗社,酬唱吟和,以寄忧国怀乡之情,续结有《南音余韵》、《南音劫后天》两诗集,由高商毕业留校任职的万纯琪以自制蜡纸刻印,由于纸质、油墨太差,因而保存困难,流传不广。1946年迁复后,张翮存诗经著名诗人覃孝方、贺良璜审定,余肇熙校正,社会著名人士于右任、马叙伦等题词,编纂为《仁园诗集》两卷(仁园:先生武昌寓所名),原拟出版,后因多种原因未果,直至文革始遭湮没。1992年10月,湖北省文史研究馆时年84岁的高龄馆员马季文在馆藏书内发现了由原南音诗社社员安陆闵浩编著的《吟坛碎话》正楷手抄本一卷,全册约二万余字,内编辑了原南音社员诗集的大量摘句并予以评论。其中有张翮“伤乱之作”的二对偶句。其一曰:“荒塞极天兵气满,朔风卷地雁声残”。其二曰:“欢悰久向孤樽减,华发新从绝缴生”。

1993年4月《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四十年》一书出版,第80页陈省斋(字忏庵)条款内有云:“陈为著名诗人……抗战期间,在利川任湖北省高级商业学校教员。30年代在武昌约集同好组织南音诗社,任社长。社员有黄季刚、张仲炘、艾毓英、张翮、朱焕如、邹苾蘅、程棣之(字葆华)等,均为当时诗坛知名之士。作品每周载于汉口《大同日报》的副刊《南音》上,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停刊。曾多次辑印《南音诗选》,受到文艺界的欢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原南音社员邹苾蘅(1891~1977)、朱焕如(1886~1958后)、程葆华(1896-1972后)、陈省斋(1881~1961)等均先后被聘为省文史馆研究馆员,他们去世较晚,应该保存有南音诗作,馆史也曾先后多次提到《南音诗社》及《南音诗选》。因此,笔者寄希望于省文史馆:经过努力,(包括对《大同日报》的追踪),是可以使《南音诗选》这部经过惊涛骇浪的奇文瑰句重见于世;如此则当年的诗社社员及其后人、古体诗爱好者,均可以感到欣慰了。

主要参考资料:一、程葆华先生遗稿《关于南音诗社的断片回忆》;

二、万纯琪先生遗稿《张翮先生生平》;

三、《湖北省史研究馆四十年》(一九五三—一九九三)。

与鄂图之迁复

被誉为“楚天智海”的湖北省图书馆,藏书450万余册,其中古藉善本45万余册,已位于全国十大图书馆之列。这是历代图书馆人奋发图强、艰辛创业的硕果。本文回溯历史,广搜博采,辨析精详,再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老一辈图书馆人在艰苦卓绝环境中的无私奉献和敬业精神。

作者李铵是省图书馆研究馆员,本文是他为“百年馆庆”所作纪念专著,刊载于“图书情报论坛”2004年第三期(总第63期),现特全文转载。

张翮与鄂图之迁复

湖北省图书馆 李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军民历经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根据湖北省政府和教育厅的指令,湖北省立图书馆在省政府各机关先期迁归省城武昌后,亦随即着手迁复的准备工作。领导迁复工作的时任馆长为上年9月1日到任的张翮(1890-1946年,号德廷,湖北蒲圻县人。国立北京大学商科毕业。曾任民治学校校长、湖北省教育厅督学、湖北省政府教育股长,以及省立二中、襄阳中学、黄冈中学校长等职。任现职前系湖北省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

筹划迁复——周密计划精心准备

1945年4月26日,省教育厅拨给省馆迁复武昌的经费10,143,570元。8月14日,抗战胜利在即,张翮召集关于迁复工作的第一次座谈会,作出如下决议:一.遵照教育厅规定格式拟具本馆复员(迁复)计划;二.俟省政府第一批复员出发人员起程,即行停止借阅;三.函知师院、干训团派人清理提取前借未还书籍;四.派人严厉催还已借未还书籍,不再通融。

以馆长为首的19名员工面临的任务,是将11万余册图书、3000余册杂志、9,000余块版片及代运的“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的图书(因系代运,册数不明,重约2,000公斤)等完好无损地运回省府武昌。按照迁复计划,张翮具体指挥了如下几项准备工作:

1、搬回铁厂存放的图书版片。省馆运至恩施的图书版片初藏于出水洞和铁厂两处,因出水洞潮湿及安全勘虞(1944年4月曾遭盗窃)之故,1944年9月已将藏于出水洞的88箱图书和版片搬运至铁厂集中。1945年9月12日和15日,张翮两次函呈省教育厅,说明省馆自抗战胜利结束后的复员计划已经呈报,馆内图书版片等项约共45,000公斤。包装起运,非短时期所能蒇事。目下最重要工作厥为将铁厂图书版片集中馆内准备包装。而铁厂方面之图书176箱、版片9000余块(80架),约共3万公斤。书箱放置过久,损坏颇多,须先行加以修理。版片亦须先行装架(原有版片架全毁)。且该处山路崎岖,转瞬冬令即届,雨雪连绵,搬运至感不易。完全运回约需夫900至1,000名,每名至少须400元。故次项搬运费共需40万元左右。请求先行设法拨给款项若干并转电恩施县政府代为征夫。谁知10余日过去,所请教育厅二事,杳无动静。张翮遂于10月3日直接致函恩施县政府,请代征民夫千名左右,随带杠子及力绳。每名搬运一次,津贴伙食400元整。要求自本月8日起开始搬运,以半月为期,于本月22日以前搬竣。

10月9日,省政府拨下30万元搬运费。10月19日——11月11日,省馆雇请“施南交通轿行”力夫数百名,浩浩荡荡,历时20余日,将存放于铁厂的176口大木书箱和80架版片架搬回栖凤桥舞阳坝馆内集中,计付力资费25万元整。

2、催还已借未还书籍。在恩施期间,迁往该地的各高、中等学校师生以及其他各机关单位的教学、阅读资料,多从省图书馆集体提借,借出数量多者达数千册。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原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即借有1,048种,计3,419册。经多次催还,至1945年11月,仍欠180种,计269册。为此,张翮在1月之内就4次致函该学院院长,严词催促,不容含糊。各单位纷纷忙于迁复之际,往往忽略还书一事,然而张翮却将之看作大事,称“本馆各项图书,关系本省文化教育前途,至为重大”。尽管如此,该校还书一事,仍延至翌年1月之后乃基本还清。对其他各单位催还图书工作,亦程度不同地存在延宕的情况。

3、筹措书箱和版片架。省馆图书装运,共需书箱300余口。旧有书箱因辗转搬运及放置过久之故,损毁甚多。其可修理合用者,仅170余口,尚需书箱200口左右,书箱添置刻不容缓。有鉴如此,1945年10月5日和13日,张翮乃分别致函省教育厅和省府迁复委员会,为节省费用计,请将各机关东下所留铺板拨300副给省馆,以便改制成书箱。13日,省馆接到回电:“该馆所请将各机关铺板拨给300副改制书箱一节,应迳向‘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洽商办理。”张翮随后迭次亲往接洽,对方称“俟分配有余剩后,再行照拨”。为争取时间,张翮一方面及时雇佣木工着手改制木箱,但木工工资及洋钉等杂费毫无着落,27日,张翮又函请省教育厅先行拨款15万元以应急需;另一方面,则设法另购书箱。当12月3日七区专署电告省馆已可派员洽领省田粮处的26副铺板时,省馆已经购置完备,“暂不需要铺板”了。

4、确定整体提前回省方案。1945年12月,根据湖北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的安排,省图书馆应于最后的第三期开始迁复。1946年1月8日,省政府电令张翮:“恩施图书馆元月份正式成立,该(省)馆在恩施业务应即结束,酌留职员5人、巴役2名在施办理清点及迁运图书事项。其余员役准备提前来省展开工作。”张翮仔细分析了形势和馆情,认为省馆完全照省府的分批迁复的办法,执行起来“事实上困难颇多”,于是将省馆的具体情况,详细函告省政府恩施办事处:一,省馆馆舍狭小,图书版片充塞,未迁出之前,恩施图书馆即无法迁入正式成立;二,省馆图书版片等,刻正分别清理包装造册。旧书箱及版片架之修整、新书箱之添置亦正在积极办理中,手续极为繁难。将来搬运时,沿途起卸押运,照顾一切,工作尤为繁重。加以图书共300余箱,版片70余架(原经教育小组会议决议暂交恩施图书馆保管,容后再搬。后经图书仪器清理委员会认为版片过于重要,留置恩施,毁损堪虞,且将来仍须搬运,不如一次办理为妥,故不得不一并运回),重量共约45吨。此间车辆不敷,自非数次搬运不可,更非多数员役照料不可,部分人员先行回省则分散人力,似不适宜;三,目下工作,重心仍在恩施,馆长责任所在,自须留施。主要职员亦须留施协助,以竟搬迁全功。纵少数员役提前赴省,于武昌方面馆务,恐仍无法展开;四,省馆经费向极支拙。馆中业务,就令即行结束,而留馆员役薪炭灯油等费,每月亦颇不赀,厅令设法汇拨购办报章办公等费济用,实属无法可设。基于以上缘由,张翮请省府恩施办事处转电教育厅,“将本馆列入第二期迁复,并迁复经费迅予发下,俾利遄行。庶本馆办事较为便利,经费可以撙节,而恩施图书馆亦得以早日成立”。

2月23日,省馆图书究何时搬运,仍未蒙厅方指示。 3月20日,张翮函复省政府恩施办事处:“本馆拨交恩施图书馆图书为958种,拟迁复图书计351箱,共重72,000斤;档卷杂具及清理委员会图书目录计14箱,共重1,500斤;职员14人,眷属大口12人,小口3人,工役3名。…本馆图书多系善本…搬到巴东后,如雇木船运至宜昌,再由宜昌换轮运汉,不独危险堪虞,而且多耗上下船力资。拟请政府派遣专轮到巴接运,藉省经费而策安全” 。

4月23日 湖北省银行恩施分行通知省馆,提前赴省旅费100万元业由财政厅汇拨到施。5月9日,张翮派出纳彭人杰往省银行恩施分行领取100万元提前赴省旅费。

至此,省馆迁复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10日(于恩施)张翮致电省教育厅:“本馆现奉令迁复,由恩施至巴东汽车业经交涉就绪并定即日首途。…请转电巴东县政府迅代觅定房屋并与车辆到达时按照官价代雇力夫搬运”。

陆路回程——车运巴东候船匝月

省馆迁运之前,已将重复图书、房屋、器具及建筑新馆舍的文卷等,均遵省政府命令拨交湖北省立恩施图书馆,计拨交图书966种,1,308册;房屋3栋1座,15间;各类器具47种,226件。张翮和恩施馆馆长丁超分别携点交人和点收人履行交接手续。

1946年5月14日,省馆开始迁复。首期行程,计划先用巴咸运输段汽车运抵巴东,张翮坐镇恩施指挥。考虑全部图书到巴东后,如雇乘木船直下,则峡中滩多水急,危险堪虞;如守侯过往轮船,则不独无把握可言,且恐稽延时日,虚糜公帑,乃于16日和24日分别致函省教育厅和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一则报告全部图书预计5月底或6月初旬可以运竣,一则恳请转商建设厅航业局准备届时派遣专轮到巴东接运,直达武昌。由于巴咸路段车辆过于陈旧,机件不灵,往往中途发生故障,陷于停顿,至21日,仅有数车图书抵达巴东。张翮又致函建始县政府,请转知所属当公路各乡保,遇省馆装运图书过境时特予维护。6月初,图书全部运抵巴东。此次陆运,计动用汽车:2吨半1车;2吨3车;1吨半18车;总用车22辆,公物总重38吨。10日,省馆获悉,原联系仅能行驶峡江之“建施”轮因损坏过甚,正在武汉大事赶修,工竣方能递途。先期从5月16日始,省馆就一直在巴东租用“达通旅社”为办事处,开始候船,直至7月28日,前后滞留巴东共74日。

胜利迁复——江中历险平安返省

经反复与建设厅航业局联系交涉,7月29日,终于得以由“大豫”轮装运图书。图书先在巴东陈家码头经转驳船9只上“大 豫”轮到黄腊石。船至宜昌,图书由轮船卸载,经大柏木船过档,与拖轮驳船“恩施”号并帮拖带,由总务主任余肇熙(家人共8口同行)押运。8月初,船到湖北荆江水域藕池口附近小地名为调关的宽阔江面时,突遇狂风暴雨,两船剧烈颠簸,船舷并连处上下猛烈摩擦碰撞,继而连系两船的两根首缆之一被磨断,柏木船出现裂缝,江水雨水直灌船舱,物件箱笼倾倒,人在水中,事态危急。四顾无援之际,幸船长指挥若定,船员协力抢险。余氏一家在舱内照料箱笼,清除积水,合力施救,终化险为夷。最后于8月8日抵达武昌汉阳门码头,雇力夫将图书、版片及所有公物悉数运抵熊廷弼路抱冰堂新馆舍,所有人员亦安全抵达。事后清点,整个迁复过程,所有图书版片公物等,除仅一、二书箱略受潮湿外,几乎完好无损。得知省馆胜利迁复后,10月4日,湖北省教育厅向省馆馆长张翮发出嘉奖令:“该馆由恩施迁复武昌,各项公物虽经长途辗转搬运,均全整如初,毫无损失,足证该馆长 珍视公物,事先计划周密,临时照料得当,应予传令嘉奖,用示鼓励。除呈报省政府备查并册报蒋主席外,仰即知照”。

8月15日,迁复后的省馆正式办公。16日,张翮馆长指派馆员崔祥珩等8人开始清理图书。20日起,先行开放杂志阅览及报章阅览,每日阅览者均达百人左右。

去省8年的湖北省立图书馆,终得以胜利回省。馆长张翮以“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高度责任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殚精竭虑,几近圆满地完成领导迁复的重任。其所作出的贡献,将是鄂省的图书馆事业乃至鄂省的整个文化事业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

张翮补充介绍

  张翮(1890-1946),原名传政,字德庭,湖北蒲圻(今赤壁)中伙铺山蟹张家人,出身张仁昌世家,父宏远,字仁程,清末太学生。先生启蒙于乡里,就读于本邑书院。时值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新学,乃转入省垣“中学堂”,与同邑刘树杞(1890-1935)同班友好。辛亥革命成功,先生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民国五年(1916)毕业,获商学士学位。毕业后曾由北洋政要蒲邑张国淦(1876-1959)引荐,短期就任北京政府农商部商标局局长,翌年即辞职。

  不久,辞去局长职务,邀约湖北籍在北京学者名人集资创办民治中学,任校长。后扩为民治大学,续任校长。北伐前夕,张毅然将学校停办返鄂。为生活计,曾在武汉自办会计师事务所。北伐军抵汉,李汉俊任教育厅长,经刘树杞举荐张担任教育厅督学,旋改任省立第二高级中学(高商前身,即现湖北经济学院前身)校长。宁汉合流,李汉俊牺牲,刘树杞接任教育厅长,任张为高商校长。此后10年(1929—1938)张历任教育厅科长,晴川中学、黄冈中学、黄岗乡师(现黄岗师范学院前身)及襄阳中学校长。1938年,武汉沦陷,各校随省府西迁恩施。当时形势危急,交通紧张,张翮临难受命,被指派为联合中学高商分校校长。因日机对宜昌狂轰滥炸,长江水路受阻,张翮率师生由陆路步行西上,经长阳,过野山关,历尽艰辛,半月后抵达巴东楠木园。该地在崇山峻岭中,生活异常艰苦,全校师生克服种种困难,于1938年12月12日复课。高商将这一天定为校庆日。1940年,日军西犯,沙市陷落,宜昌告急,张翮又率师生二度迁移避难,先乘轮抵四川万县,再徒步折返湖北境内,步行月余抵达利川汪家营。当地汉流袍哥横行,张翮多方联系周旋,始得勉强复课。再次迁校,张翮深谋筹划,克尽艰辛,使工作井井有条,受到师生尊敬。

  1944年7月,张翮调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即着手清点图书,整理目录,办图书管理人员训练班,使图书馆很快开架借阅。抗战胜利,张翮奉命将图书馆迁复武昌。张翮尽职尽责,所运数十万册图书及大量崇文堂版片,安全运抵,无一损失,受到省教育厅通令嘉奖。

  张翮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不入党派,不慕权势,不谋私利,安于清贫。其为人处世,朴实而淡泊,在教育界影响颇深,特别在任高商校长期间,任人唯贤,选用教师非常严格,所以高商教学质量一直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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