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治中

胥治中人物生平

胥治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1955)。1917年10月27日生于湖北石首县(今为市)八十丈村。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2军团独立团、第4师宣传员、第7师侦察员。1936年10月任第5师15团特警员时，为掩护红二方面军主力休整，奉命率领第3营在成县西南10公里坡底要隘阻击敌人，坚守一天一夜，打退了国民党第3军35旅多次进攻，圆满完成阻击任务，受到上级表扬。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卫4团特警员，中央社会部陕北三边情报站站长，鄂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兼鄂豫纵队社会部部长、保卫部部长。1948年8月任中原野战军补训旅旅长。参加了中原突围、重庆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3兵团第11军政治部主任。1950年11月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副主任，后任海军炮兵学校政治委员。1961年6月起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长。是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4年5月7日在北京逝世。

胥治中人物事迹

胥治中，1917年10月出生于石首调关区八十丈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给地主放过牛，读过几年私塾。1926年春，共产党员李良耀、李恒久、胥耀庚等人受党组织派遗，回到家乡石首，李良耀组织共产党员分头活动，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先后在九佛岗、石华堰、秦张乡、鹿角头、八十丈、调关、来家铺、章华港、冯家潭、杨波坦、永合垸等地成立秘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密切联系广大贫苦农民，发动他们与当地的土豪劣绅进行斗争，提出“灭土匪，打土豪”的行动口号，开始组织农协会员进行小规模的杀土匪、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

1926年冬，中共石首县负责人李良耀在石首县城主持召开全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成立石首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大会选举李良耀为执行委员长，胥耀庚为副执行委员长，廖学愚、李恒久、王子英等人为委员。会议决定在全县各区、乡迅速建立并健全农民协会，成立妇女会、童子团；会议还决定组建石首县农民自卫军，胥耀庚兼任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

在石首农民革命运动和叔父胥耀庚的影响下，年仅9岁的胥治中参加了童子团，为农民协会站岗、放哨，参加禁鸦片，封赌场的运动。1927年4月2日，石首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副执行委员长兼县农民军指挥胥耀庚被八十丈大土豪刘代富收买的暗杀队杀害。噩耗传来，年幼的胥治中悲愤异常，决心要替这位深受穷苦群众敬仰的叔父报仇。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石首。年幼的胥治中和石首的革命群众一样，并没有被反动派疯狂的屠杀所吓倒。1927年10月，中共石首中心县委成立，秋收暴动的浪潮遍及石首广大农村。1928年1月，周逸群、贺龙来到石首领导荆江两岸年关暴动，暴动的浪潮遍及荆江两岸一各地的农民协会恢复后，共青闭组织、妇女会、童子团、少先队组织也先后恢复和发展一1928年，胥治中参加了童子团。为游击队站岗放哨、传递情报，1929年，胥治中加入少年先锋队，在调关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廖述云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

1929年12月中旬，鄂西特委在石首横沟市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会上孙一中、许光达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军的指示，会议决定将鄂西游击总队升编为中同红军独立第一师(亦称中央独立师)独立师成立后，部队扩编，石首的优秀青年纷纷参加红军，胥治中也前来报名应征，因年龄太小，被征兵的同志劝回。后胥治中几次报名应征，均被劝回。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要分别集中组成军闭和军，执行配合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暴动。会议还提出，红军要“无条件扩大” 会议决定将湘鄂两地区的红四军和红六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

7月4日，红四军和红六军在公安陡湖堤会师，正式合编成红二军团，合编后红四军改称红二军，红二军编为第四师和一个警卫团，四师师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此时，红二军团开始扩军，胥治中“软磨硬泡”，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红军。先后在红二军团独立团、第四师、红三军第七师任宣传员、通讯员、侦察员：胥治中因年龄太小，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红小鬼”。

胥治中参加红军后，经过短期的军事训练，编入红二军团独立团，任宣传员，随红二军向荆门、钟祥、潜江、京山、天门一线出击，肃清各县反动团防据点，扩大革命根据地。每到一地，胥治中和战友们一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进步青年参军参战，并刷写宣传标语，扩大红军影响，9月．胥治巾随部参加了攻扣+沙市、监利县城的战斗j此时，胥治中任第四师宣传员。

1930年10月，红二军团在邓中夏、贺龙的率领下到达石首小河口，石首苏区军民筹集千余只木船和木筏，将红二军团安全送到江南。10月21日，贺龙在石首杨河到举行南征誓师大会，红二军、红六军全体将士和石首数千名赤卫队、赤教军、游击队、特务营战士参加了大会。会后，胥治中随红二军在石首千余名赤教军的配合下，经南口、茅草街、团山寺、鲇鱼须，攻克南县县城，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粮食等物资，取得了南征的初战胜利。

红二军团南征的初步胜利，是在向中心城市进攻的“左”的指导思想指引下取得的暂时胜利：红二军团离开原有苏区远征，流动作战，失去基地和依托，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新区，随时都会遭遇强敌的进攻，12月17日，红二军团盲目滞留在松滋杨林市地区，遭到强敌的突然袭击，红二军仓促应战，红六军第十六师严重受挫，第十七师被敌截断，部队损失惨重。关键时刻，贺龙命卢冬生率手枪队掩护，总指挥部和部队才撤回刘家场。

此后，胥治中随红四师经子良坪、泯沙、赤绥河、南北墩，沿湘鄂边界转移到鹤峰一带休整。

1931年3月底，红二军闭前委在长阳枝拓坪召开会议．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将红二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原红二、六军分别改编为红七、红八师。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李剑如。胥治中任红七师侦察员。

4月3日，胥治中随红三军离开枝拓坪北上，第二天在野三关、三尖观歼守敌一个团后，乘胜占领巴东县城。此后，红三军自巴东横渡长江，连克姊归、兴山、远安县城。

4月15日，红三军政委邓中夏命令王一鸣率第七师攻打当阳，坚持要在鄂北创立“井岗山”。这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范石生部、第六十九师赵冠英部、驻宜昌教导二旅及驻沙市两个团向当阳合围而来，红七师与国民党军激战，伤亡惨重，胥治中随部败退远安以北的马良坪一带。5月11日，同国民党军合围部队跟踪而来，红七师掩护主力突进到鄂西北地区进行游击活动。

在鄂西北，胥治中参加红三军政治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过广大指战员的艰苦斗争，以均州、房县为中心，包括均州、房县、谷城、保康、竹山在内的鄂西根据地逐步形成，成为纵横五百多里的苏区。胥治中随工作队参加苏区土地分配的斗争，将苏区三分之二的土地，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农。此时，红三军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胥治中申请加入党的组织，因他当时不够入党年龄，被批准加入共青团组织。

红三军回师洪湖苏区后，引起国民政府的恐慌，便集结30余个团的兵力向潜江一带“围剿” 此时，正值洪湖地区水灾过后，粮食等生活物资奇缺，军民生活极为困难。在此艰难时刻，夏曦顽同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转变到大规模的作战。

在此形势下，胥治中随红七师参加了龙王集、陈家河、文家墩、李家场、瓦庙集、张家场等战斗：在被称之为“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式的消耗战中，瓦庙集战斗经七昼夜的激战、绞杀，红三军七、八、九个师损失惨重。在持续八天八夜的张家场战斗中，红军战士在“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的口号下，向武器优良、阵地坚固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坚战，红军战士英勇顽强、反复冲锋，战况空前激烈。张家场战斗毙伤国民党军800余人，而红三军伤亡人数在1500人以上。在历次战斗中，胥治中常常冒着枪林弹雨侦察敌情，传递命令，并保卫首长的安全。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鄂、湘、川I军共10万余兵力组成左路军，对洪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左路军总指挥徐源泉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进行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并仗着优势兵力，以“步步为营，稳打稳进”的战术，由东、南、西三线向洪湖苏区进攻。

在此严峻形势下，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拒不采纳贺龙的正确主张，拒不执行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顽固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军事上推行“分兵堵口，阵地防御”错误指挥方针。在政治上继续进行错误的肃反运动，对工作持不同意见的党政军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8月13日，红七师执行夏曦的命令，攻打沙市，以便取得粮食、物资。胥治中随师部行动，遇强敌阻击，红七师被迫撤出战斗，转移回到龙湾、熊口一带。夏曦仍顽固推行冒险主义，亲自指挥第七师、警卫师和地方部队，在苏区内分兵把口，构筑碉堡，固守荆东河南岸地区。

8月24日，国民党军第三纵队加快向洪湖中心区推进，夏曦命令红七师进入新沟嘴、杨林关阵地，从正面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胥治中随师部侦察连战士侦察敌情，了解到国民党军第三、第四纵队已经完成了对新沟嘴、杨林关的包围。

8月30日，国民党对红七师阵地发起猛攻，以猛烈炮火轰炸红七师阵地，红七师全体指战员奋勇拼杀、浴血奋战，伤亡惨重，阵地被强敌突破，部队被迫撤往周老嘴。胥治中随警卫部队用血肉之驱掩护中央分局和省委等后方机关撤退。国民党军攻下新沟嘴、杨林关后，向周老嘴扑来，红七师抵挡不住，被迫突围。部队进至分盐时，又遭跟踪追击的骑兵袭击，红七师在8月31日一天激战中，损失了一个多的兵力．3个团长、1个团政委牺牲。

9月2 日，夏曦将湘鄂西军委警卫营、警卫团编入红七师，重新编成3个团，连同沔阳警卫营，分别部署在福田寺、太平桥、柳关、小沙口、瞿家湾等处，执意以弱势的红军同强敌决战。

红七师指战员奋勇杀敌．在“誓死保卫苏区”、“誓死保卫瞿家湾”的悲壮口号下，同强敌作最后的决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刺刀拼，有的战士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扑向自己的敌人。9月3日．瞿家湾失陷．夏曦和湘鄂两省委书记杨光华等领导，全部跑到红七师师部。胥治巾等警卫、侦察战士，又用血肉之躯保卫首长安全。

红三三军在鹤峰进行整编后，开展了恢复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的斗争。湘鄂边区崇山峻岭、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人民生活闲苦不堪。胥治中随红七师战士转战于恩施、宣恩、巴东、建始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军粮、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基层革命政权，恢复了部分苏区，苏区的土地得到平均分配，苏维埃运动的影响扩大。

1934年9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原红三军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胥治中在第四师中任侦察员10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在黔东地区会师。

1935年初．胥治中调任红二军团卫生部特警员。此时，蒋介石集结湘鄂两省11万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围剿”，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机，将红军围歼于湘鄂两省西部边境地区。在反“围剿”斗争中，部队伤亡较大，军团卫生部医护人员的救护任务异常繁重，胥治中不仅要保卫卫生部首长的安全，还要保卫战场救护人员的安全．有时还要与骚扰红军医院的小股土匪战斗。这年的5月，胥治中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35年11月4日，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湖南桑植刘家坪召开会议．决定主力红军采取逐步转移的方法，首先向南突围，插人湘中，然后向湘黔边转进。会议还决定组建第五师、第十六师两个师部和5个团，分别列入红二、六军团序列。胥治中任第五师第十五团特警员，五师第十五团由龙桑独立团和龙山独立团合编而成，团长李文清、政委陈文彪、参谋长王尚荣、胥治中主要负责协助部队的整训和思想政治工作，对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1月19日，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率红二、六军团由桑植刘家坪、水獭铺出发，向东南方向突围，开始了艰难的长征：长征途中，胥治巾随主力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强渡金沙江，翻越雪山，万里征战，先后参加攻占黔西城、大定、毕节、六甲等战斗。除了参加战斗外，胥治中一路做掉队伤病员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爬也要爬过雪山。在胥治中的鼓舞下，不少掉队的伤病员顽强地重新站了起来。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师会师。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出发，踏上了千里茫茫的草原，时值多雨季节，草深地湿，草地行军极其艰难．胥治中和战友们忍饥挨饿．一路互相搀扶、互相鼓励，终于走出草地：9月6日，红二方面军全部走出草地，到达甘南哈达铺。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在艰难的行军途中，胥治中注重收集情报，重视党的保卫工作和首长的安全工作，在红二方面军保卫工作会议上，受到方面军表彰。

长征到达陕北后，胥治中任陕甘宁边区警备四团特警员，中央社会部三边(陕甘宁)情报站站长等职。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根据地，也是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指挥中枢所在地和总后方。陕甘宁边区的警备部队是保卫中共中央机关、边区政府及首长安全的部队，胥治中在担任警备团特警员期间，主要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在担任三边情报站站长期间，主管情报、反间谍和情报分析工作，为陕甘宁根据地的安全作出了贡献。

1939年初，胥治中调任中共河南省委社会部部长：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决定派李先念率新四军精干分队南下湖北，并将豫鄂边区党委领导力量抽往鄂中。1939年1月、6月，李先念、陈少敏分别率部到达鄂中，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不久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李先念任支队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委。1940年1月3日，鄂东、鄂中和豫南三地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豫鄂挺进纵队是新四军第五师的前身，胥治中任鄂中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兼豫鄂挺进纵队保卫部部长。

胥治中肩负党的保卫工作和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重任，在工作中他注重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对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豫鄂挺进纵队积极发展游击武装，开展游击斗争，挫败日伪进攻，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在豫南的四望山、鄂中自兆山、鄂东大悟山，以及京山、天门、汉川湖区及汉水以西地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1943年初，胥治中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当时“抗大”总校已迁回陕北绥德，徐向前代理校长胥治中在抗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按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努力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联共党史、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运工作，军事战略学、游击战争等课程，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著作等。胥治中和学员们边学习、边生产、边战斗，既学军事，又学政治，思想觉悟和政治、军事素养都有了很大提高。

1944年，胥治中从抗大毕业后返回中原军区工作，任中原区三地委社会部部长兼第三专署公安局局长。胥治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党的保卫工作和地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按照中共中央几支主力会师坚持中原的战略方针。1945年10月24日，三五九旅、河南军区主力与五师野战军在湖北随、枣、桐、唐4县交界地区胜利会师，10 月26日．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同时成立中原军区。中原局领导鄂东、江汉、河南3个地方军区。胥治中调任汉江军区政治部主任．1946年6月，胥治中参与指挥中原突同，根据中央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率军区所属独立第一旅及襄南、襄北、鄂中、洪山4个军分区所属部队突围。

突围部队在鄂西北与一纵会合后，于8月27日组建鄂西北军区，胥治中任鄂两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此后，随着国内斗争局势的严峻，军区党委决定把分散的部队大部分集中起来，组成了3个支队，向三个方面转大圈子、打游击，军区领导分头下到各支队任职，充实基层领导，胥治中兼任第一支队政治委员，随一支队在鄂西北地区坚持武装斗争，随部队转战进入武当山地区。

胥治中参与指挥了武当山地区的军事斗争。为了精干部队的行动，灵活打击国民党军．胥治中在白杨坪、簸箕岩一带寻找基础群众，把一纵三旅参谋长胡鹏飞的新生儿胡中原寄养在当地地下党员张冰如家，保护了革命后代，也由此留下了一段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军民鱼水深情的佳话。、

自1946年8月至1947年5月，胥治中等人率领第一支队牵制了蒋介石嫡系整编六十六军宗瑞珂部和另两个整编师以及当地保安团，有力地配合了华北、华东野战部队的作战。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部队经过残酷、频繁的战斗后减员情况严重。为保存实力，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一支队奉命转移到鄂东、皖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游击根据地。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作战，部队边打边转移，来到鄂东、皖西。在当地党组织和隐蔽的游击队的配合下，消灭了当地的保安团，拔除了一些保安团据点，建立起英山、岳西、霍山、潜山、舒城、桐城、六安等七县的游击根据地。一支队还经常到安庆、合肥附近活动，牵制了国民党广西军的一个整编师。

在游击根据地，胥治中组织政治干部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群众抗捐、抗税，破坏国民党军征兵征粮的行动。同时使支队的给养得到补充，兵力得到发展。胥治中还组织根据地军民，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建立起比较稳定的被服工厂和医院等后勤服务部门，为1947年夏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创建了一块群众基础较好的革命根据地。

刘邓大军进入中原地区后，为迅速立足生根，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原局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在大别山区划分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4个工作区，组建党的工作委员会，分别由各纵队抽调部队和干部， 在中原局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地方工作。

1947年11月，胥治中进入豫东南地区，在河南汝(南)、正(阳)、新(蔡)地区开展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地方政权，发展地方武装。汝正新地区的斗争环境极为复杂恶劣，除了国民党正规军外，还有很多由地方豪强组建的地主武装。胥治中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注重斗争策略，深入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逐步建立起党的地方组织，并在普遍建立民兵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支由4个连队组成的有较强战斗力的正规武装部队，保证了土改任务的顺利完成，巩固了土改斗争的胜利成果，完成了重建大别山解放区的任务。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决定，正在安徽阜阳西南地区整训的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军，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6月，胥治中调任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11月初，第十一军奉命向西南进军，胥治中随部参加川黔作战，突破宋希濂集团川湘防线，部队直出川东南，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部队直逼重庆，胥治中参与指挥了解放重庆的战斗。接着随部参加成都战役，在成都附近配合一野消灭了胡宗南的南逃部队。1950年1月，第十一军划归川东军区领导，军部进驻万县，执行剿匪、筑路、改造起义部队的任务。

1950年7月，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十一军军部及直属队调山东青岛组建海军青岛基地(现称北海舰队)、9月9日，正式成立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员易耀彩，第一政委赖可可(兼)、政委段德彰。胥治中任政治部副主任。

青岛基地是人民海军当时三大主力作战部队之一。青岛处于海防前线，当时美军和台湾蒋军的飞机、舰艇经常前来青岛骚扰。胥治中参与研究制定保卫青岛的作战方案，基地首先抢修了9个炮兵阵地，随后赶修沧口、流亭等飞机场，加强了青岛和胶东半岛沿海的防御力量。

增强对空和岸防能力后，青岛基地开始组建水面舰艇部队。当时青岛基地只有起义和缴获的原旧海军的舰艇，以及改装的民用船只，连一般性的巡逻任务都难以完成。胥治中十分注重做起义和投诚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们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国家的海防建设：胥治中还深入到青岛造船厂做技术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建造自己的炮艇。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青岛造船厂先后完成43吨、50吨排水量小炮艇各8艘，青岛沿海首次出现新中国自己制造的巡逻炮艇。

不久，胥治中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炮兵学校政委。胥治中正确贯彻人民军队“治军先治校”的指导思想，在炮校执行“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的教学方针，为人民海军培训营、连、排指荆州将军谱·胥治中少将1983年胥治中在家中修整自己亲手种植挥干部和各类专业的葫芦兵。在炮校，胥治中从制定教育计划和教学大纲、编译教材、培养教员、研究教学方法、筹办教学设备、建设实验室，到教学的组织领导、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学员的正规生活养成等各方面，都注重吸收苏联的办学经验，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提高了独立办学的能力，使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轨道。

1960年底，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组建航空、舰艇、电子技术三个研究院。1961年6月7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组建舰艇研究院的命令，番号为“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刚从海军学院高干班毕业的胥治中，受命担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的副院长，院长刘华清、政委戴润生。

第七研究院由15个研究所组成。赴任前，胥治中明确表示，七院是一个现代科研机构，必须有一班优秀的管理人员，在科研管理方面，自己基本上是“新兵”，怕是干不了。聂帅在和七院主要领导班子谈话时，坚定而恳切地说：“下了命令你们就得干，就要下决心把工作干好!”聂帅又说：“你们这些行政、政工干部，就是要把领导工作、政治工作、组织计划工作和后勤服务工作搞好，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保障他们在第一线攻克技术难关。一切工作要为科研工作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

七院的科研人员，多是从有关工业部门和海军所属科研单位调来的，大专以上学历的就有1000多人，成分新、力量弱、骨干少、专业缺门多。对此，院党委提出“边干边学边提高”、“创业育人”的方针，在建设中出成果，在出成果的同时，培养锻炼出一支思想、业务、作风都过得硬的队伍。

在培养使用科技人员上，院党委注意排除“左”的干扰和影响，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曾受到不同程度冲击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老专家，进行甄别复查，“脱帽加冕”，为他们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胥治中参与领导科研工作，按照有关要求首先完成“二四协定”转让产品的仿制任务，提出“从仿制入手”、“仿制与修改、代用相结合，仿制与研究、设计工作相结合．仿制与基础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全院集中科技力量，投入“两艇一雷”(鱼雷快艇、鱼雷潜艇和鱼雷)和“两艇一弹”(导弹快艇、导弹潜艇和舰用导弹)的仿制工作。

七院在完成仿制任务的同时，组织部分精干力量，不失时机地开展中小型舰艇和万吨轮的自行研究设计，相继研制出港湾扫雷艇、小型登陆艇、“东风”号万吨轮、3000吨油轮、3000吨打捞船及护卫艇、反潜护卫艇和护卫舰。特别是护卫艇，多次参加海战，屡立战功。

1964年1 1月，中央决定国防科研设计部门与国防二业部门合并。1965年1月1日，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并入第六机械工业部，胥治中任第六机械工业部党委委员，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胥治中遭到迫害，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79年中央军委为胥治中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胥治中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第六届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