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广宽

韦广宽人物生平

韦广宽，又名韦玉堂，1884年出生于湖北省咸丰县一个土家族农民家庭，由于祖籍贵州，远祖早年来大村落户，人丁不旺，韦氏家族在大村石堰坝一直处于弱势。

其父韦子俊是一名教书先生，他认为，只有将下一代培养成有文化有本事的人，一家人才能过上好日子。于是他对韦广宽从小便严加管教和辅导，加之韦广宽聪颖好学，到十七八岁，已长成了一个才智双全、一表人才的小伙子了。

在当时，仅有文化还不行，还得有一门技术来养家糊口，于是韦广宽又拜利川边界的一位武师学艺，并兼学接骨斗榫医术，治病救人。

几年后，他已有田产40余亩、生漆4早，团防头子朱海峰眼见韦家渐渐成势，自然容不下，老是找茬滋事，自此，两家结下了仇恨的种子。

一次，韦广宽在大村场头韦凤娃的店里结识了“陈烟客”（红军地下交通局陈南庭）,二人一见如故，促膝交谈，从与“陈烟客”的交谈中，他第一次知道了穷人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革命道理。

1933年，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军部及九师、教导团进入咸丰境内，一路扩建红军，众多青壮年踊跃参加。10月27日，贺龙军部驻扎在大村集镇。为医治红军20多名伤病员，贺龙派副官前去请韦广宽为红军伤员治病疗伤。在此期间，战士们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使他深受教育和启迪。12月下旬，贺龙带领部队第三次来到大村，并在大村水井湾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后，贺龙专门与韦广宽谈了话，并将十多名伤员托付给他，请他医治。

1934年8月，韦广宽召集二儿子韦定富（大儿子韦定守早逝）、三儿子韦定安、四儿子韦定宣、五儿子韦定官、未出嫁女儿韦翠荣、大女婿朱平安、二女婿张正群、亲血表朱太培、朱太海，外甥朱平松，侄子韦定贵、韦定志等十几人商讨，决定成立“小红军”。于是，这支以韦家父子为主的武装队伍就这样拉起来了。他带着队伍学着红三军鄂川边区独立团在咸丰、利川、黔江一带打富济贫、惩恶扬善，先后捉了兰永书（联保主任）、陈天觉，处决了朱海峰的密探黄明玉......大长了穷人的志气，赢得了广大穷苦百姓的支持和赞扬，随着“小红军”的扩大，一些贫苦农民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30多人。

1934年底，国民党新三旅以三个团的兵力轮番对远离红军主力的鄂川边区独立团进行围剿攻击，大村等地的军阀土著武装反革命势力也乘机互相勾结，共同对付红军独立团，同时对“韦家父子兵”也造成了很大压力。在此危急关头，韦广宽派韦定宣到利川忠路，找到红军独立团，请求派人加强领导，团长刘汉卿欣然应允。不几天，刘团长带傅忠海等人来到大村，随即于腊月十八在石堰坝老房子举行了授旗、授枪仪式，正式成立“红军独立团咸丰游击大队“，根据中共鄂川边工委的决定宣布，任命韦广宽为游击大队长、傅忠海为政委、黄正兴为副大队长、刘家玉为参谋。第二天，红旗插上了轿顶山。

从此，这支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韦家父子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道路。

1935年1月，韦广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的家连五间成了游击大队队部，同时也变成了红军伤病员的后方医院。韦广宽除了带领游击队与敌周旋外，还要抽时间为伤病员上山采药，做手术。游击大队在咸丰、利川边境，狠狠地打击了当地的土豪劣绅，为民除害，建立起了较为巩固的鄂川边区红色革命根据地，并着手筹建苏维埃政权。

1934年冬，团防头子朱太根趁红军主力远离咸丰之际，纠集清水塘、小村等地的团防武装，搬来国民党新三旅第一团，共1000余人，向独立团和游击队展开猛烈进攻。由于敌众我寡，游击大队只好作暂时的战略撤退。敌人对韦广宽居住地龙门坎进行了烧杀掳掠。

面对敌人的猖獗，韦广宽决定甩掉正面进攻的大股敌人，绕道龙潭溪攻打朱太根盘踞的山洞，不幸走漏风声，敌人已有准备，进攻失败了，三儿子韦定安也在这次战斗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回到宿营地，韦广宽便接到独立团指挥部的命令，要他火速带领游击大队一同向湘西转移。韦广宽连夜将伤病员和家属从轿顶山接下来，分作两路在峡谷险道上辗转向独立团靠拢。

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突出了新三旅重围。21日夜里，到达利川夹壁，与独立团会师，被正式编入独立团，其时游击大队已扩展到260多人。为了毫无拖累的行军打仗，韦广宽忍痛将妻儿老小共8人托付给亲戚后，便向湘西方向转移，部队抵达湖南桑植龙溪河，与红六军团一部汇合，编入红二军团五师十三团，韦广宽任团部书记。后因年岁大，留五师司令部任秘书。

1935年12月，年已51岁的韦广宽与其所在部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他与带去的游击战士们每次战斗都冲锋在前，奋勇杀敌，英勇顽强。因此三次受重伤一次负轻伤，但他从不叫苦喊痛。一到宿营地，不是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便是帮战士们打草鞋。由于年岁大，又十分关心爱护战士，战士们都把他当长辈看待，深得大家尊敬和爱戴。几次师首长找他谈话，要他少做些事，适当休息休息，顾及一下身体，他总是说：“没事，动一动还舒服一些”。

在向黔西、大定、毕节进军作战中，他再一次中弹受伤。组织上建议要他留在当地做些地方工作，他坚决不同意，仍坚持随军前进。他年轻时在家乡吸过大烟，入党后戒掉了。在爬雪山时，体弱多病，有时烟瘾发作特别难受，同志们见状劝他吸一点渡过难关，他断然拒绝，说：“党纪岂能违！”，由于年老、伤病、饥饿和疲劳，身体渐渐不支。

1936年5月，他步履艰难地随军进入了西康，这时，他已是全身乏力，加上缺药缺粮，再也走不动了，同志们强行将他拉上担架抬了一段路，终因体弱加上枪伤复发，牺牲在白玉附近，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随韦广宽加入红军的二儿子韦定富，先他牺牲于湘南万民岗战斗中，时任红军某排排长；五儿子韦定官终于走完了父亲未走完的长征路，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后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于华北战场，时任三五九旅某连连长；他的亲属朱平安、朱平松、韦定贵等人，也先后牺牲在湖南和长征途中；留在利川夹壁的家人，在亲戚朋友的掩护下，东躲西藏，历尽千辛万苦，1937年冬才回到家乡，借居他人的房屋安身。解放后，他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勤克俭，重建家园。

韦广宽一家十多人投身革命，七人献出了生命，被誉为满门忠烈的“韦氏七雄”。

韦广宽人物简介

韦广宽（1884—1936年），又名韦玉堂，湖北省咸丰县大村人，土家族； 1931年11月下旬，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进入咸丰，留下20多名红军伤病员在当地养伤，韦广宽担任主治医师，精心为之治疗，当地团防朱海丰则不断制造事端，并借机杀害了几名红军战士，韦广宽十分痛恨朱海丰的行为，决心拉起一支队伍与之斗争。

1934年8月，韦广宽串联族侄和亲朋，拉起一支10余人的“父子兵”，在咸丰、利川、黔江边境一带打富济贫，队伍很快发展到30余人。韦还派其子定宣前往利川，与鄂川边区独立团联络，后改编为鄂川边区独立团咸丰游击大队，韦广宽为大队长，委派中共鄂川边区工作委员会委员傅忠海（1914—2010，后曾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政委，队伍发展到100余人。

1935年初，韦广宽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大村团防朱海丰纠集小村、田坝等团防武装400余人进攻游击大队。19日，韦广宽率领游击大队甩开大股团防，绕道龙潭溪，攻打联保主任朱太根盘踞的山洞，战斗中其四子韦定安牺牲。

此时，鄂川边区独立团在咸丰李子溪一带遭国民党新三旅围攻，决定突围，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命令咸丰游击大队与独立团一起撤走，他带着二子韦定富、三子韦定宜、五子韦定官、大女婿朱平安、二女婿张正祥以及其他亲戚和全体队员，随独立团转移，27日抵桑植龙溪河与红六军团一部会合，不久编入红五师十三团，参加红军长征，历任红五师十三团团部书记、师部书记。

1936年5月，韦广宽因病牺牲于康、藏边境的白玉附近。

韦广宽人物事迹

韦广宽，又名韦玉堂，1884年生于湖北省咸丰县大村。其父韦子俊只得韦广宽一子，因此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学艺。他不负父亲厚望，刻苦自励，勤奋好学，成为文化出众、医术高明、武艺娴熟的“全把式”，并以性格秉直，仗义豪爽，深得乡邻之爱戴。韦家到韦广宽时，家境渐富，有木房5间，田地70余亩，虽上有父母，下有六男(长子早逝)五女，但日子过得颇顺，算个小康人家。

韦家“发”起来了，大村的大恶霸地主兼团总朱海丰红了眼，想把韦广宽的田产霸为己有，韦不依从，朱便常常寻衅滋事。一次在大村街头，朱海丰带着十几个团丁围住韦广宽大打出手。韦广宽顺手扳倒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团丁，“嚓”地撕开上衣，双手叉腰，铿锵有力地说：“叫你朱海丰这个龟孙当个光棍(绝后)，反正老子脑壳掉了碗大个疤!”对方见他拉开了拼命的架式，缩了手，夹着尾巴溜走了。

1933年下半年，贺龙军长率领红三军到大村一带活动，打土豪，分浮财。朱海丰等地主恶霸吓得屁滚尿流，远逃他乡。韦广宽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天底下到底出了叫地主恶霸害怕的队伍了!替我们老百姓出了口怨气。”他心里寻思着怎样报答红军这“出气”之恩。当时，有40多名红军伤病员寄养在大村，他主动接了十几个到自己家里，腾出两间房子给他们住。他每天不辞辛劳，爬悬崖，攀峭壁，采集草药，为红军伤员治疗，他家火塘的四周煨满了药罐，多时十几个，少时也有七八个。伤员们热情地向他宣传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军队，使他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韦广宽的小女儿韦翠荣也同父亲一道护理伤病员。父亲做手术，她在一旁照料；父亲采药，她熬药……她的祖父祖母看不惯，说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同一些男人成天在一起，“伤风败俗”。韦广宽就劝父母说：“红军都是好人，我们以后要想不受朱海丰的气就要靠这些人。红军为我，我为红军。我们一定要好好照护他们。再说红军里面还有女兵哩，不碍事的。”老父母不再阻拦韦翠荣了。

在韦广宽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伤员们都很快痊愈，返回杀敌战场。韦广宽也因此受到了贺龙的称赞和奖赏。

红三军转移后，朱海丰卷土重来，得知韦广宽替红军做事，更加仇恨，三天两头来找岔子。韦广宽忍无可忍，对家里人说：“他朱海丰横行霸道，无非仗他手头有几个人，几杆枪；我何不也拉人拉枪同他干?!”老父忧心忡忡地说：“姓朱的家大势大，四乡团防又听他的摆布，还有官府撑腰，一龙难挡千江水啊!”妻子也在一旁帮腔：“朱海丰手毒心狠，小心……”话没说完，呜咽起来，撩起衣襟擦眼泪。韦广宽咬了咬牙说：“别说了!我意已定。他朱海丰再凶，我也要拼他个鱼死网破。我韦广宽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恰巧这时鄂川边红军独立团的交通员陈南庭以做小买卖为名客居他家，给他打气，鼓励他不要怕，有红军给他作主。韦广宽胆益壮，于1934年8月利用宗族房头和亲戚朋友的关系，拉起一支十几人的队伍，打出了自卫队的旗号。其中有：他的儿子定富、定杆、定安、定官，小女儿翠荣，女婿朱平安和其父朱继群，外甥朱平松，族弟韦广钟，族侄韦应贵、韦应志，同窗好友李宪成等。自卫队的装备是一色的梭镖、大刀。接着，他发动队员四处串联，又发展了一些“日无鸡啄米，夜无鼠耗粮”的长工、佃农参加了自卫队。他亲自向队员们传授武艺。

自卫队虽发展到30多人，但在实力上仍比不上朱海丰的团防武装。朱海丰天天叫嚣要铲除韦广宽，并恣意制造事端，向自卫队挑衅。韦广宽率自卫队奋起反抗，但由于他不懂得打仗的规律，没有经验，加之众寡悬殊，自卫队连连失利，濒于覆没……

正当自卫队处于危急的关头，韦广宽想到了红军。他连夜派人找到了当时正在利川忠路活动的中共鄂川边工委和红军独立团，请求红军支援。

为了不让这支刚刚萌生的农民武装被地主团防扼杀在摇篮里，工委决定进驻大村。12月中旬，工委正式将自卫队改编为红军游击大队，任命韦广宽为大队长，派工委委员傅忠海担任政委，还将杨仁泽等四名骨干充实进游击队。

自卫队改编为红军游击队后，面貌一新，战斗力迅速提高。韦广宽很高兴，心想，该是报仇的时候了，就对傅忠海说：“政委，把朱海丰那龟孙子收拾掉，先出一口气再说!”傅忠海摇了摇头说：“游击队目前的力量还不大，不能同朱海丰硬拼，待实力加强了，再收拾他不迟。”韦广宽不高兴了，气鼓鼓地说：“这支队伍是我的，我说了算。你不打，我打!我跟他姓朱的不共戴天，有我无他，有他无我!”傅忠海笑笑，继续开导他：“我们现在是红军了。红军是替天下穷人打江山的。不光要收拾朱海丰，还要收拾天底下所有的‘朱海丰’、‘马海丰’……这样老百姓才能全都过上太平日子!”经过傅忠海一番耐心说服，韦广宽不吱声了。

此后，韦广宽和傅忠海一老一少，在行军路上，在战斗间隙，在油灯下，经常在一起促膝谈心。韦广宽对这位年仅20岁的政委很佩服，从他那儿知道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学会了不少游击斗争的方法，觉悟也是提高很快。一次，他恳切地对政委说：“我这辈子跟定共产党跟定红军了!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1935年初，经傅忠海和杨仁泽介绍，韦广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自发的农民斗争领袖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韦广宽把自己的命运同革命、同红军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为了便于活动，他把家属全部搬到轿顶山上的岩洞里居住，腾出房屋作为游击队活动据点。游击大队在韦广宽和傅忠海的领导下，在大村及邻县利川之毛坝、黄泥塘一带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斗争。他们打团防，惩土豪，夺取团防枪支武装自己，缴获的粮食财物，除部分留作军用外，其余都分给了穷人。曾经不可一世的朱海丰也害怕了，躲进碉楼里不敢轻举妄动。贫苦群众扬眉吐气，高兴地称当时的情景是：“大楼房空仓响，茅草房饭菜香”。不少穷人参加了游击队，队伍扩展到100多人。游击队的频繁而有效的活动，使大村成为红军独立团的重要后方基地。韦广宽一心扑在革命上，往返奔波，利用自己的一些老关系，协助独立团把小村土著武装李子生、陈子章部的十几条枪争取了过来。加强了独立团的力量。韦广宽的家还成了独立团的后方医院，独立团的伤病员经常有十几人住在他家。韦广宽精心诊治，家属悉心护理，使伤员很快康复，陆陆续续返回杀敌战场。

1935年2月，国民党新三旅向鄂川边红军独立团发动了新的“围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鄂川边工委和独立团决定突出敌人的包围，撤往湘西同主力红军会合。大村团总朱海丰又嚣张起来，纠集了邻乡几个团防三四百人，向游击队进行疯狂的反扑。韦广宽率队在大村等地同敌人周旋，四子韦定安壮烈牺牲，他掩埋爱子的尸体后，又继续率队战斗。朱海丰派人一把火烧毁了韦家的5间房屋。傅忠海说：“这里站不住脚了。跟独立团走吧，找贺军长去。仇，一定能报!”韦广宽坚定地回答：“我是共产党了，一切都依着你的!”

游击队编入独立团后，突出敌人重围，向湘西转移。途经利川县时，韦广宽将不便随军的父母、妻子、么儿么女及三个儿媳寄留在亲戚家里。他对妻子说：“我和孩子们这次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在家里，朱海丰他们也不会让我们过安生日子的。只有跟着共产党和红军打下江山，才有安生日子过。别难过，我们一家还会团聚的。朱海丰的帐，总有一天要算的!他怕离别时难过，半夜就随先头部队走了。

到湘西会合红军主力后，韦广宽随独立团转战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桑植、永顺、大庸等县，同根据地内的各色反动武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保卫根据地做出了贡献。他的亲人当中又有四人先后为革命捐躯：二子韦定富牺牲于永顺县之万民岗；女婿朱平安和其父朱继群牺牲于大庸县之教子垭；外甥朱平松牺牲于桑植县之陈家河。战友们担心他承受不了这些沉重的打击，都前来安慰他。他说：“亲人们牺牲了，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不过，他们的死值得。”他抹掉眼泪，将悲痛化作复仇的怒火，拿起枪杆子又奔上了杀敌的战场。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长征前夕，鄂川边独立团编入红二军团五师第十三团。这时，韦广宽已经52岁了，上级担心他难以坚持万里长途跋涉，打算把他留下，但他坚持随队长征。先后任第十三团团部书记和第五师师部书记。长征到贵州黔(西)、大(定)、毕(节)时，他负了伤，再次谢绝了领导让他留在当地养伤的关怀，随部队继续前进。他忍着伤痛的折磨，同常人一样行军打仗，还乐呵呵地和战友们说笑；一到宿营地，照常抢着做群众工作，替不会打草鞋的战士打草鞋。他那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使年轻的战士从中受到了鼓舞，汲取了力量。认识他的干部战士都把他视若慈父一般，尊敬他、爱戴他。

长途的跋涉，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生活，使年逾半百的韦广宽的体质一天天下降，伤势一天天加重。后又不幸染上了痢疾，伤病交加，折磨得他骨瘦如柴，体力不支。但在战友们的帮助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斗志，战胜了严寒、缺氧、饥饿等重重困难，先后翻过玉龙山等三座大雪山。1936年6月6日抵西康之巴安(今四川巴塘)时，他生命垂危。在弥留之际，韦广宽对前来看望他的五子定官说：“别伤心，跟着红军朝前走吧!为老百姓打天下，为你死去的亲人们报仇!”韦广宽倒下了，倒在万水千山的长征路上，时年53岁。他的族侄韦应贵也同时牺牲于巴安，五子韦定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于华北战场。

韦广宽寄留在利川县的妻儿老小，在红军离开后不久，就被叛徒出卖。全家老小在群众掩护下逃离虎口，四处颠沛流离，蹲岩洞，住岸阡，饱尝了人间酸辛，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始得重返故里……

韦广宽的良师与战友傅忠海(后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回忆往事时，无限感慨地说：广宽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党员，红军的好干部。他在革命队伍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革命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革命，他献出了自己和好几位亲人的宝贵生命，献出了自己的家，是典型的“满门忠烈”。他的职务虽然不高，然而他的形象是高大的，是一位应该大加赞颂的无名英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