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宗翰

汪宗翰人物生平

汪宗翰，号栗庵，湖北省通山县汪家畈人，据《汪氏宗谱》记载：“宗翰，光绪己卯（1879）科举人，拣选知县大挑二等；庚寅（1900）科会试，中第九十二名进士，钦点主事签分吏部。供职三年，改选甘肃镇县知县，加同知衔。辛丑（1902）乡试同考官，调补敦煌县知县。甲辰（1904）大计卓异，赏戴花翎。戊申（1908）调署华亭县事，接补张掖县知县，诰封奉政大夫，晋封中宪大夫。”

1902年，汪宗翰任敦煌县令时，对保护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物和文献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他学识渊博，对古代文献有较深的认识，上任敦煌县令后，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颇具兴趣，曾在当地搜集一些汉简和文物来欣赏研究。当敦煌道士王圆箓送来敦煌经卷时，他十分赞赏，旋即报于上级。

1900年，同为湖北（麻城）人敦煌道士王圆箓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王道士选了一些书法精良的敦煌卷子送给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希望能得到赏赐和嘉奖，可严泽不好此道，也就没有引起他的重视。王道士认为藏经洞里的经卷非常宝贵，就不辞劳苦跑到甘肃道台廷栋那里报告，廷栋认为卷子上的书法还不如自己的好，也没给予重视。一年后，湖南人邬绪棣接任县令，对王道士的报告也不在意，1902年3月，汪宗翰调任敦煌县令，王道士向汪宗翰报告了此事，得到了汪宗翰的高度重视，他旋即向甘肃省教育长官学政叶昌炽写了书面报告，但得到的回答是“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守。”汪宗翰奉命赶到莫高窟藏经洞，与王道士一起细心检点封存文物和文献，责成王道士看管，等候上级处理。他在送给叶昌炽的敦煌绢画上题写了“光绪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等报告文书。遗憾的是，汪宗翰在1906年2月就被调离敦煌县，未能继续保护敦煌文物，但之前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离任后，还多次建议新任县令要竭力保护好藏经洞。他在职期间，大力帮助改善百姓生活，深为百姓拥戴，在他前后5任县令中，他建树最高，名声最好。

汪宗翰是一介清官，宣统辛亥年（1911），67岁在九江彭泽退休，在僚友资助下才顺利回到故乡。回到故乡汪家畈后，他还是老骥伏枥，不忘家乡兴衰，大力推广教育，教化村民，深得当地官府称赞。他于民国九年（1920）病逝，终年76岁，葬于通山县闯王镇汪家畈后山，墓碑上记载了汪宗翰生卒年月和仕途履历。在考察中发现，汪宗翰的故居和坟墓与平民无异，可见他确实是一代清官。

汪宗翰主要成就

汪宗翰，是第一位真正发现、并懂得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重大文物价值的清朝官员，是第一位对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文物价值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也是最先对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作出了了保护、封存贡献的人，更是首先真实向清朝政府汇报敦煌藏经洞文物古迹、并申请清廷政府妥善保管的官员。就是汪宗翰调往京城后，也一直没有忘记敦煌藏经洞中珍贵的经卷、画像，努力说服朝廷拨资金将文物运往京城妥善保管，通过汪宗翰等人的不懈奔波与努力下，终天不负有心人，于1910年，仅剩的一万卷经文、画像得以运京。汪宗翰为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的封存、上报、最终说服朝廷运京，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试想一下，若是汪宗翰没调往京城任官，不努力奔波说服主要的官员，那些经文、画像又还能保留下多少在国内？）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在《发现藏经洞》一书中，有写到时任敦煌县令的汪宗翰。原文为：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是为敦煌带来辉煌与劫难的日子。住敦煌莫高窟下寺的王道士所雇佣的贫士杨某在磕烟锅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封闭800多年的密室，大批中世纪的稀世珍宝重见天日。这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使敦煌成为世人瞩目的焦事点。

我们又大量调阅了其他人写的相关著作与文章。王道士本名圆箓，一作元录，是湖北麻城人。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书法、诗词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王道士再次登上了"三宝殿"，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汪宗翰取其中几件画像、经卷，其他命令王道士暂作封存。汪宗翰自己研究数日后，感觉这些文物古迹的珍贵，便将这几件画像和经卷托人带给了对很懂金石学的甘肃学政叶昌炽，一希望这位懂古迹的好友认真研究其价值，一方面也希望叶昌炽能够想到保护和处理藏经洞里大量文物的办法。叶氏研究后，自是知道其文物价值之重大，就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往省府兰州妥藏。光绪三十年三月英甘肃布政司命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检点经卷画像”再次封存，并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但王道士等清正清廉、颇有学问的汪宗翰于1906年初调往兰州，黄万春（云南省保山人）、王家彦、张乃诚等新县令上任之后，就一直私自将画像、经卷盗卖给斯坦因等人。就这样，王道士不断地将这些珍贵文物卖往法国、英国、沙俄、日本等国的购买者，宣统二年（1910年），在敦煌文物运京保管之际，他又私藏若干。这批文物在运送途中，不断遭受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洗劫！在这个过程中，汪宗翰发现其文物的珍贵价值，也以实物和书信的方式上报了藏经洞的情况，在任期间，做到了“就地封存”。汪宗翰为发现文物价值、真实上报文物价值、妥善保管封存文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04年秋，敦煌欠收，民众作乱，县令汪宗翰一方面出售自己的画作、书法等作品，还说服当地富庶人家捐钱捐粮，以助灾民度过困境，一方面又号召当地百姓秋种自救等。汪宗翰并不因为由吏部贬职地方县令而意冷，而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汪宗翰救灾政治有方，护文物有功，朝廷赏其戴花翎五品衔。1906调兰州，戊申（1908）调署华亭县事，接补张掖县知县。后复调吏部，晋封中宪大夫（正四品），又官至吏部待郎、内阁学士等，诰封奉政大夫（从二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