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祥名人李济介绍
李济（1896年6月2日—1979年8月1日 ），原名顺井，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 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民国七年（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被派往美国留学。曾在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民国九年（1920年）入哈佛大学转入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济开始从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郑对春秋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清理。 民国十五年（1926年）李济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为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其对殷墟的发掘则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界的地位。李济曾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1949年以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为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
李济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其中花费精力最大的是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系统研究。著有《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在与他人合著的《古器物研究专刊》第1—5本中，对殷墟发掘所获170件青铜容器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其他论著中文的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英文的有《中国民族的起源》《安阳》等。
概述图参考资料：
李济人物生平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6月2日，李济生于湖北钟祥县，初名李顺井。其父李权少孤失怙，苦读成名，年轻时即成为钟祥县最大学馆的教书先生，在当地颇有名望。李权的八股文作得好，策论亦很擅长，于文章学深有心得，与此同时，他也精研孔孟程朱的思想，尤其笃信孟子的性善说，其为人刚正而温和。对于教育子弟，他颇有想法，重视因材施教，充分培养孩子固有的品性，且重视当时的新学。在李济年少时，父亲李权即为他朗诵诗歌，教授七弦琴，并且送他进新式小学，使其得以接触“格致”“体操”“东文”等新鲜事物，而到了宣统末年，又决定让他报考清华学校。作为钟祥本地一位大秀才，李权重视培养孩子新知的同时，自然也不会遗漏传统学问，而他的教导方式又比较特别。李权让李济学习《周礼》，这当然显示出他本人对于时代风潮之敏锐，不过就李济而言，这种具有偏向性之教育的直接后果乃是他未能够完整全面地学习传统经典，不能不说留下了一定的遗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岁的李济入县高等小学。 除了《周礼》之外，父亲仍积极地为李济教导过其他传统学问，尤其是自己钟爱的《孟子》。李济对于父亲津津有味讲述《孟子》的场景印象非常深刻，并且自己当时也曾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讲解所感染，不过也是在当时，他就对孟子的某些观念提出了怀疑，例如“以羊易牛”他认为远远赶不上佛教戒杀生合理。按照李济的说法，他对于孟子某些学说信仰的动摇始于中学时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李济随父李权来到北京。李济之所以从湖北来到北京读书，是因为父亲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赴京参加举贡会考（时科举已废），得到了七品官衔，而他不愿到福建做知县，遂留在皇宫内务府听任，还把一家人从湖北接到北京。李济初到北京之时，先在本省人开办的江汉学堂读书，半年后，考入北京名校五城中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当时教授李济那个班国文课的，就有大名鼎鼎的林琴南（林纾）。不过李济中学教育的大部分时间，乃是在新创办的清华学堂度过，在清华的学习对于李济具有很大的影响。
宣统三年（1911年），入清华学堂。 李济乃是首批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也跑了去糊糊涂涂的应了一下考，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监考的人也把他糊糊涂涂的取了。他在清华学堂待了七年半，功课是平平常常，人也是平平常常，玩也是平平常常"。（《自撰简历》）但对于理解李济的学术生涯而言，清华求学的经历可不是“平平常常”这四个字所能概括的。
就学习而言，李济认为“在这一时间学到的，属于技术性的较多；涉及价值观念的较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清华远离北京主城，交通与讯息皆不甚便利，学生对于政治问题普遍较为冷淡。其次，李济本人受父亲影响，视政治为肮脏下流的事业，而他自己对于宗教也很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学点“洋东西”，对国家与社会做出贡献。清华学校正是为学习“洋东西”做准备的，其课程安排乃是以学习英文为中心，应该说突出的正是“技术性”。说到价值观念这一方面，李济在一位饶老师的指导下阅读王先谦《荀子集解》其《天论》篇中的科学与共和思想给李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由此思考为何这些早已提出的原则两千多年仍未得以实行，随之又产生出一系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疑惑，强化了他出国求学的愿望：“放弃了多读中国古书的念头，一心一意想到海外求奇方去！”也正是在清华求学这一时期，李济与父亲李权的思想距离越来越大，李权虽然能够吸收一些新东西，但对于根本破坏传统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 他也抽出时间为李济讲授韩柳欧苏文章的奥妙，但李济当时始终听不进去，他当时所要的，“只是想透过英国语文，学点中国没有而美国有的东西”。可以说，李济年轻时在感情上即对于传统学术有一种厌倦与不满，他认为中国的未来最需要的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与知识。
民国二年（1913年），李济与四名同学发起成立“新少年会”，相与倡导砒砺品行和学业，此会后更名“仁友会”，以“改良社会，振兴国家”为主旨。 其道德之楷模并非中国圣贤，而是泰西名人——尤其是创立新少年意大利会的“意大利三杰”。举凡读书为学生活起居，会员都要互爱互敬，彼此规过，砥砺德行。后来会员增多，宗旨也添加了“学术研究”一条，成立了“国语演说部”。稍后，又仿照富兰克林修身的方法，刻印了一种自省簿。应该说这种做法既具有基督新教色彩，也体现了儒家传统，所以当时常会中讨论的问题一多半是以王阳明良知做引线。后袁世凯称帝，“新少年会”为避嫌改名为“仁友会”宗旨也易为“改良社会、服务国家”，会员亦越来越多，但组织社团究属不易，仁友会”还是难免各种内部与外部的争议。但无论如何，由此可见出李济对于国事之关心，以及他对此怀有的建设路径。民国三年（1914年）他多次参加学校举办的“国语演说会”，在辩论中唇枪舌战。民国四年（1915年）也曾出任学校演剧队队长，参加筹办贫民小学的义演。
民国七年（1918年），李济已是高等科四年级生，清华开了一门心理学课程，并从美国请来华尔考教授授课，李济受好奇心驱使选了这门课，读了半年之后，兴趣越来越大，人的智慧能以科学方法测量，这样的说法让他觉得很有意思，用李济的话说，“清华学校最后的这门课程，却帮我做到了美国学业选择的最后决定”（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李济当时就去打听美国哪一所学校的心理系最有名，打听的结果是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民国七年（1918年）8月14日，李济在上海东关码头登上了“南京号”远洋客轮，离开祖国，远赴美国留学。
民国七年（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李济通过了清华学堂第八期官费留美考试，进在入克拉克大学三年级攻读心理学。在此期间，与徐志摩结识。又和同寓五人“订立激励爱国章程，每日举行朝会，晚上唱国歌”，其拳拳报国之心于此可见。民国八年（1919年）6月，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 但一来他感觉到心理学这门学科未能尽符自己对于科学标准的预期，二来他觉得学心理学在中国没什么出路，而通过在课余的博览群书，他逐渐对于人口学发生了兴趣。于是在克拉克的第二年，他开始跟随韩金斯教授转念人口学与社会学研究生课程。研究生阶段，改从社会学。
1920年6月，李济的硕士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顺利通过，获得硕士学位。 他还被美国社会学会接纳为会员。但在当时，李济已经认识到人口学的基础是数学，而自己并不长于此，从头学习也不现实，遂明确决定改习人类学，因为在学习人口学之时，他已阅读了不少人类学著作，感觉到人类学“在学术研究上与实际需要上，就成了前途极有希望的学问”。
民国九年（1920年）夏，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在哈佛的第一年，李济了解到人类学的一般知识，并且初步形成了自己博士论文的构想，1921年3月，他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提出读哲学博士学位的申请，他当时想利用新学的人类体质测量方法，在美国留学生与华侨中搜集中国人体质材料，进而研究中国人种的特质。 在哈佛学习与研究人类学的过程中，他接触到好几位印象深刻的老师。例如年轻的讲师虎藤（ErnestAHooton），他所教授的课程为“体质人类学”，虎藤非常重视训练学生的实践工夫，有一年暑假，李济跟着他处理了五百个埃及人头骨，这一实践经验让李济获益良多。又如研究院教务长柴斯教授（Chase），他教授的是“希腊考古学”，正是这门课程引发了李济对于考古学的兴趣。对于哈佛三年，李济认为最珍贵的收获还不在于知识，而是“做学问的境界”：第一，学问的内容不离于日常生活所感；第二，学问最要紧的是方法论，方法论则是“一种常识的推广”。当时他迫切感受到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的现象，方能得到（就中国学术发展的现阶段论）有意义的结果”。在这样的精神下，李济首先完成了有关中国人体质的论文，得到了老师的好评。其后，李济又根据《古今图书集成》中关于中国城墙的资料，对中国人族群意识之演变进行了研究。 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从而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在完成论文后，他还就进一步拓展该方面的研究，提出了颇具启发的意见。他认为，运用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方法，正“展现出进行巨大科学探索的广阔天地。在中国这个研究领域，需要有考古学的调查、民族志的调查和人体测量学的调查。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规模及其宏大的，需要有极大的匠心独运的心智来作出答案”。其中，中国文字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尤值得研究。
民国十二年（1923年）夏，李济学成归国，应聘为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次年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 回国之初，李济的科研重点仍集中在人类学尤其是体质人类学方面。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他在丁文江资助下，赴河南新郑一处青铜器出土遗址作实地考察，并对那里获得的一些人骨作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写成《新郑的骨》一文。嗣后又在中国科学社和南开大学的资助下，专程赴湖北各地进行居民体质调查，对包括学生、工人、警察、犯人等人群在内的一千人作了人体测量，发现鄂西北较鄂东南居民的身长普遍要高些，试图从中找到湖北居民历史上的迁徙源流和构成痕迹。但不久，其工作重心就开始转向田野考古。
民国十四年（1925年）4月，29岁的李济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等。
民国十五年（1926年）2、3月间，李济和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到晋南汾河流域开展旅行调查，发现交头河、西阴村等史前遗址和多处历史遗迹，并顺道在山西介休对当地居民人作了人体测量。同年10月，由美方出资，李济作为主持人，和袁复礼等人正式对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了田野发掘，前后历时二月多，采集遗物余箱，大多为新石器时代陶片，以及一些石制工具、箭头、骨器和半个经人工切割的蚕茧，由此把中国人养蚕的历史上推到了新石器时代。
民国十七年（1928年），李济受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在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做人类学讲师，与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学术大师同执教鞭。10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李济受傅斯年邀请，加入史语所考古组阵营，从此开启了考古人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创立时，李济正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商谈合作事宜，傅斯年以考古主任非先生莫属，驰电相邀。李济同意就聘，随后与董作宾亲赴安阳，掘得大宗龟甲、兽骨、陶器铜器。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李济在南京寻勘六朝古墓，后赴济南、临淄等地访求历下及齐都遗迹。同年11月，与董作宾等发掘山东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掘得黑陶、贞卜及兽骨，发现龙山文化遗存，主撰《城子崖》一书，于1934年出版。 李济认为“大约一方代表沿海岸育成的东方文化，一方代表与那更古的西方文化接触过的西北文化。但是两文化似乎都直接一个更古老的同样的中国背景”。从而依据新的考古发现对安特生的观点作了直接回应和纠偏。 在7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赠予李济考古学讲座一席。
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季开始，每年补助史语所经费三万元，作为考古工作、语言研宄及出版报告的费用。当年春，李济与董作宾再次前往安阳，会同河南省政府人员进行实地发掘，小屯之外扩至后冈。在后冈，梁思永发现其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小屯、龙山、仰韶三期叠压痕迹明显，显示三期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关系。李济曾根据殷墟出土遗物讨论东方古代文化，认为骨卜、蚕桑、装饰艺术等要素皆起源于华北，分别代表早期中国人的宗教、经济和艺术生活。同时，李济认为，殷商青铜文化的来源问题十分复杂，有赖于殷墟发掘与史前资料的陆续发现，需要广泛的田野考古与深入的比较研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传播东北非中国领土的谗言，李济义愤填膺。他认为，史前时代的东北在民族文化上即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并为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作成英文节要，斥日人谬说，正天下视听。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李济应蔡元培先生之约，组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主任。计划建立自然、人文、工艺三个馆，分别由翁文灏、李济和周仁任主任。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殷墟第九次发掘，李济自洹水南岸小屯扩至北岸侯家庄。10月，在西北冈掘墓四处，获石器千余件，不乏精品。同时，李济兼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后，获取补助费用，为侯家庄发掘提供经费保障。
1937年，李济应邀前往伦敦及斯德哥尔摩讲学，并出席国际科学联合会总会的伦敦大会。返国后，适逢抗日战争爆发，李济随中央研究院西迁，经武汉、长沙而至昆明，最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而中央博物院筹备亦前往昆明，李济随即派人赴陕西宝鸡、三原等地调查彩陶遗址，并在云南昆明至大理、苍山一带探寻史前遗址。1938年，李济被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选任为荣誉研宄员。
1939年3月，李济主持大理附近的马龙等地发掘，得遗址十处。同年12月，于南诏遗址掘获有字瓦片百余，成为研证南诏史的重要资料。对此调查结果，李济主撰编为《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刊行。直到抗战胜利，李济随史语所留川六年间，一面整理研究安阳发掘遗物，一面谴人分赴西北、西南各省调查古代遗址。
1945年，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1946年春，中央研究院返回南京，李济以专家身份奉命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本务京、京都、大阪等地，调查、接收战时日本军民劫掠中国的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古物。李济先后调查了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研宄室、京都帝国大学考古陈列馆、东方文化研宄所和白鹤美术馆等公立藏处，还有住友氏、藤井善助氏、守屋氏、三合定治郎氏与黒川福三郎氏等私人藏所，使许多重器得以回归故土。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迁居台湾。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暨故宫博物院迁台，李济主持督运，终使文物得以安然运台。 并于隔年创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1953年秋，李济率团赴菲律宾参加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与第四届远东史前会议。
1954年秋，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墨西哥大学讲学。
1955年，应邀在华盛顿大学讲学。接任董作宾的遗缺，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1972年为止。
1958年2月，被“国史馆”延聘为史料审查委员。1959年，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成立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李济被选为主任委员；10月奉命代理中研院院长；同年秋，获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以访问学人身份在哈佛大学研究一年。
1960年秋，因劳困不堪，遂患糖尿病及眼疾；1973年，不小心摔断了左腿骨，行动十分不便，但手和脑仍在不停工作，读书、写作不辍，以英文撰写《安阳》初稿；晚年将主要心血倾注在中国上古史的撰写。
1979年8月1日，因心脏病去世。
李济轶事典故
李济刚刚考入清华学堂时，在当时的中国，清华的清洁、整齐与效率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学校规定每一学生在固定时间到洗澡间洗澡。这样的训练风气之下，李济也养成了洗“莲蓬浴”、作“健身操”、“守时刻”的个人习惯，等到后来留学美国时，在生活方式上就不会有太多难以适应之处。生活习惯并非与学问毫无关系，因为在李济看来，“清洁”“整齐”“效率”“秩序”此类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人传统的习惯与环境联系差异明显，清华这种具有美国特色的学校生活方式无疑给李济带来了对于西方文化初步的直观感受。
1922年，李济将论文的主题浓缩为一篇短文《中国的若干人种学问题》，同年2月发表于巴尔的摩的《中国留学生月刊》杂志，次年又刊载于《哈佛研究生杂志》第一百二十三期。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后著《中国问题》一书，其中就引用了李济此文的两大段文字，这让李济一下子出了名”。 此时的李济满怀对于未来学术事业的期待，甚至将自己的字也由“受之”改为“济之”，这与胡适的“适之”颇为相类。
李济历史评价
蔡元培：“李君（济）最先要解决小屯地层一问题，以为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之张本。”
许倬云：“由于全人类是他研究的背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可以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诚实的追寻古史中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不受偏见的蔽囿。”
吴大猷：“在李先生之前作（中国）考古的都是外国人，李先生确是国人中第一个作中国考古的人，深受我的景仰。”
李敖：“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又称李济是“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
张光直：
“近六十年的岁月里，首先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的李济，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他的学术思想至今仍在他的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
“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
李济主要作品
书名
合作者
性质
年份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与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合辑
清华研究院丛书
1928
《城子崖》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1
1934
《小屯第三本?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2
1956
《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
与万家保合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殷虚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
与万家保合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二本
1966
《殷虚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
与万家保合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三本
1968
《殷虚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
与万家保合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四本
1970
《殷虚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器之研究》
与万家保合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
1972
文章名
发表刊物
发表年份
页码
安阳发掘报告发刊语
《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
1929
1-2
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
《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
1929
37-48
殷商陶器初论
《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
1929
49-58
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虚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
《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
1930
219-252
小屯与仰韶
《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
1930
337-348
现代考古学与殷虚发掘
《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
1930
405-410
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
《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
1931
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
《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
1933
559-578
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1933
73-104
城子崖报告序
《城子崖》
1934
11-17
中国考古之学过去与将来
《东方杂志》
1934
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
《中国考古学报》第一册
1936
1-2
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
《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41
远古石器浅说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一次专题展览会》
1943
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
《六同别录》中册
1945
1-3
.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
《中国考古学报》
1948
1-100
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1950
中国史前文化
《大陆杂志》
1951
1-5
从人类学看文化
《大陆杂志》
1951
356-363
殷虚有刃石器图说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下
1952
523-619
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
《台湾大学傅故校长斯年先生纪念论文集》
1952
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963
殷商时代青铜技术的第四种风格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64
343-351
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
《传记文学》
1964
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68
913-944
1.甘肃史前人种说略（DavidsonBlack：NotesonthePhysicalCharactersofthePrehistoricKansuRace，MemoirsoftheGeologicalSurveyofChina，SeriesA，No.5），1925。
2.奉天沙锅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DavidsonBlack：TheHumanSkeletalRemainesfromtheShaKuoT”unCaveDepositinComparisonwiththosefromYangShaoTs”unandwithRecentNorthChinaSkeletalRemains，PalaeontologiaSinica，SeriesD.Vol.1），1925.
3.周口店储积中一荷谟形的下臼齿（DavidsonBlack：TheLowerMolarHominidToothfromtheChouKouTienDeposit，PalaeontologiaSinica，SeriesD.Vol.VII.），1927.
4.ManchuriainHistory：ASummary（节译傅斯年：东北史纲），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
5.人类学（A.L.Kroeber：Anthropology，ScientificAmerican183.3（1950）），“中央文物供应社”五十年来科学的进展，1951。
1.历史圈外（介绍一本有关先史学的小人书）（BeyondtheBoundsofHistory，byHenryBreuil，EnglishTranslationbyMaryE.Boyle；P.R.GawthornLtd.，London，1949），《大陆杂志》1.8（1950）：4-6。
2.猎熊（介绍一本有关先史学的小人书）（BeyondtheBoundsofHistory，byHenryBreuil，EnglishTranslationbyMaryE.Boyle；P.R.GawthernLtd.，London，1949），《大陆杂志》1.11，1953。
3.“AsiaandNorthAmericaTranspacificContacts，”AssembledbyMartinW.Smith，AmericanAntiquity，Vol.XVIII.No.3，Part2，Jan.1953，TheSocietyforAmericanArchaeology，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1953。
4.中国思想史之研究，StudiesinChineseThought，ed.，byArthurF.WrightComparativeStudiesofCulturesandCivilizations，No.1.TheAmericanAnthropologicalAssociation，Vol.55，No.5，Part2，MemoirNo.75，Dec.1953，pp.XIV+317，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3，1954。
5.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byJosephNeedhamF.R.S.WithResearchAssistanceofWangLing，Vol.1.IntroductoryOrientations，pp.XXXVIII+318.CambridgeattheUniversityPress1954，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6，1955。
6.中国铜器时代古兵：北京故宫博物院杨宁史旧藏三代青铜兵器图录，ChineseBronzeAgeWeapons：TheWernerJonnings”CollectionintheChineseNationalPalaceMuseum，byMaxLoehr，AnnArbor：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56，pp.I-XIII；1-233.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7，1956。
李济后世纪念
李济的故宅所在地：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双眼井。李济曾取派名李顺井，抑或与此有关。现在这里是钟祥旧城居民聚集区，充满着浓厚的古城韵味。
为纪念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开创之功，鼓励更多的考古专业学生不断进取，在李济之子李光谟教授的大力推动下，发现中国文化基金设立了“李济考古学奖学金”。该奖学金面向海内外各高校考古专业（含考古学、博物馆学、人类学、文物、出土文献等专业）在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可申请组别包括田野组、公众考古组和学术组。
2012年，首届“发现中国——李济考古学奖学金”终评结果在京揭晓。来自牛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9所高校的12名学生分获学术组、田野组和公众考古组奖学金，另有17名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10所高校的学生荣获入围奖。
李济补充介绍
李济
(1896～1979)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字济之。钟祥郢中人。李济自幼勤奋好学，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同年，赴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次年获心理学文学学士学位，1920年获社会学文学硕士学位。继而赴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及考古学。在哈佛大学，李济作过《中国人类学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好评；发表过《中国民族的形成》的博士论文，获得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学位。
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李济受聘任人类学讲师。不少人称他与该院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著名学者为"四大导师"。
1926年，李济带领考古组与美国费利尔美术馆合作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开辟了中国人自己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道路。1929年受聘任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着手主持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经过9年15次的发掘，收集了大量甲骨文资料，弄清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具体层次关系，解决了中国新石器时-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使殷代的历史从传说变为信史。
1938年，李济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推选为名誉会长，成为中国学者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驻日顾问，以专家身份调查并民回了战时被日本劫走的文物。
1948年，李济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年底，考古组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此后，李济移居台湾，后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历任教授、"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著作有《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等123部(篇)。
1979年8月1日，李济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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