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

曹禺补充介绍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潜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著名的戏剧教育学家，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大师，其苦闷的灵魂于1996年12月13日凌晨3时55分得到涅槃，不朽业绩将永垂青史。

　　少年苦闷露才华

　　1910年9月24日，曹禺出生在天津小白楼的一个胡同里，其92岁的祖母给他取名家宝。其父万德尊（1873～1928），字宗石，前妻（燕氏）为其生一女万家瑛，一子万家修，字少石，故给曹禺取字小石。另还请一阴阳先生给他取乳名添甲，取天干之第一位，独占鳌头，前程似锦之意。

　　曹禺先祖是一个名叫万邦的武官，祖居江西南昌府九龙街石门限万庄，明末万历年间宦游至潜江，留念此地舟楫便利，土地肥沃，便娶当地女杨氏为妻生儿育女，有了潜江城的万氏一大家族。从清嘉庆元年（1796），七世祖万锟（字剑光，号月峰）举孝廉方正开始，万氏家族就科甲鹊起，仕宦辈出。曾祖父万际云（榜名骏，号祥五），咸丰九年（1859）乡试举人，授甘肃知县，赴任途中染眼疾而瞎；曾叔祖父万际轩（字云荪），光绪二年（1876）进士，官至农工商部员外郎。曹禺的祖父万启文（字紫邮）为照护瞎眼父以设馆教书为业，但对其独子曹禺的父亲万德尊的教育培养却十分重视，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支持已有二十七岁的万德尊考取省城两湖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万德尊作为两湖书院的优秀学子之一，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公费留学日本，先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08年12月23日毕业，1909年初回国。他与民国时期的很多风云人物都是同班同学，如程潜、阎锡山、孙传芳、孙武、唐继尧、李烈钧、赵恒锡等。他的文韬武略在留日期和刚回国时二三年间表现尤为突出，先后在《云南》《南洋军事杂志》等刊物发表军事论文、调查报告和诗歌、散文八十多篇，有时《南洋军事杂志》一期上刊登他三四篇文章。回国后不久，在曹禺出生的那年，就被清廷授直隶卫队标统（相当于团长）。

　　曹禺的母亲薛氏十八岁嫁给万德尊，十九岁生下曹禺的第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万德尊遂娶曹禺的小姨，即曹禺生母的孪生妺妺薛詠南为妻。母亲早逝让敏感的曹禺灵魂深处苦闷一生。田本相、刘一军曾依此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一书。曹禺回忆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常常陷于一种失去生母的孤独和悲哀之中”。他到了七十二岁的晚年，在给巴金写信时还念念不忘：“我的母亲生了我三天，便因产褥热死去……只觉得一切做母亲的都可怜，都伟大，不可形容的美。美得让人心痛”。

　　曹禺三岁开始，其姐万家瑛就教他识字念《三字经》，其母亲（即小姨，下同）是个戏迷，也特别疼爱曹禺，始终将他视为己出，经常带着他听京剧、看河北、山西梆子和文明戏。1915年，曹禺五岁时，父亲万德尊已是民国中将，但他思想仍有些守旧，没送曹禺上新式学堂，却将潜江老家他“稍知旧学的外甥刘其珂请来，做曹禺的启蒙老师”，后又请方地山（曾做过袁世凯长子的老师）做曹禺老师。七岁那年，曹禺进中南海黎元洪的-，为其“圆光”（卜凶吉祸福的一种巫术式的迷信活动），他即兴表演说黎能打胜仗等吉祥之语，让在座者又惊又喜。到了十岁，曹禺被送到天津官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开始接触外国文学。1921年，万德尊带曹禺在黎元洪-览胜，黎出“海豹”上联，曹禺即对下联“水獭”，黎夸他天资聪慧，赏其金表。

　　1923年6月，曹禺十三岁时，黎元洪大总统第二次被赶下台，刚过五十岁的万德尊看破红尘，即随黎元洪寓居天津。当寓公后的万德尊总感觉怀才不遇，时常招饮酬和，像个落魄的文人，以诗文排遣愁苦而幽愤，后来至吸食鸦片打发日子，连带太太和长子万家修一同染上鸦片烟瘾。曹禺回忆说：“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了中学，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傍晚才起床……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

　　1924年秋，曹禺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南开中学的插班生，上初中二年级，并与同学靳以（章方叙）成了换帖的终身把兄弟。此时，“五四”新文化浪潮让他大开眼界，新出版的《语丝》《小说月报》《创造》《女神》及清末的《官场现形记》和鲁迅的《呐喊》等新文学作品他都如饥似渴广泛阅读，并沉浸在其中，颇具文采、文思独特、崭露头角的曹禺1925年3月加入了南开中学的文学会；5月加入南开新剧团，从此开始了他的演剧活动。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名剧《娜拉》、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莫里哀的名剧《悭吝人》等剧目他都极具热情地去表演，成为剧团的主角，受到同学和当时各报刊的高度评价。

　　1926年9月，曹禺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开始用此笔名在天津《庸报》的副刊《玄背》（第六期）上发表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后又在《玄背》《南中周刊》等刊物发表《林中》《菊•酒•西风》《中国人，你听着》等诗文，受到郁达夫的赞赏与鼓励。期间，他还经常参加张彭春（中国教育家、外交家、艺术家，南开新剧团创始人，现代新剧编导）编导的新剧《压迫》等剧目的演出。在《压迫》中饰女房客，受到师生和观众一致好评，认为他是戏剧之明星。

　　1928年2月9日，曹禺刚进十八岁不久，其父万德尊在除夕之夜，为债务上的事着急生气，第二次脑中风猝死。他回忆当时情景说道：“所有的人对我报丧都不怎么待见，很冷淡……我第一次尝到了世态炎凉的滋味，真可怕啊！”父亲死后的冷遇，使多愁敏感的曹禺心灵又多了一份苦闷，也促使他更加发奋努力学习，在读书和演戏中寻找心灵的慰藉。这年夏天，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中学，为实现父亲的愿望，曾报考协和医学院，未能考中，却被保送入南开大学政治系。此时，他因演《刚愎的医生》《压迫》《娜拉》等新剧目中扮演主角的演艺才华，并获“新剧家”美名。

　　青年登峰出成果

　　在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期间，曹禺更是迷恋文学、戏剧创作和演出。1929年暑期，他与张彭春共同改译并参与演出了英国高尔斯华绥的《争强》，随后他独立改译了《太太》《冬夜》等剧目，出任《南开大学周刊》部文艺组。曹禺不喜欢政治系，他回忆说：对政治“经济学我非常不爱听，枯燥极了……我学了两年，非常没意思”。于是，在1930年暑期，他约了孙毓棠（中国历史学家，后考入清华历史系）等八位同学到北京报考清华大学，并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

　　曹禺在清华学习期间如鱼得水。不仅广泛涉猎了萧伯纳、奥尼尔、莎士比亚、高尔基和契诃夫等英、法、俄国的文学家、剧作家作品，并开始接触并研究西洋戏剧。曹禺的戏剧、文学天赋从入清华后得以表现。入清华不久即任清华戏剧社社长，最初导演了《自然》一剧，后来导演易卜生的《娜拉》并饰演娜拉。1930年11月4日，与钱钟书等人选为《清华周报》文艺。

　　1933春清华校庆，上演曹禺翻译并导演的三幕剧《罪》，曹禺任导演并饰剧中的弟弟拉里，他“别有用心”地邀请出清华“校花”郑秀（曹禺的第一任妻子，其父郑烈曾任国民党最高-总检察长）饰女主角汪达。曹禺的长女万黛、次女万昭在《无尽的追悔》中写道：“1933年春，他特别邀请妈妈出演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话剧《罪》，担任女主角，同时爸爸也开始了对0热烈追求”。他经常到女生宿舍一宿一宿地守候郑秀。矜持的郑秀终被打动，这年暑期，即将毕业的曹禺说服郑秀不回南京，陪他在清华园图书馆，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写作他构思了五年之久的四幕话剧《雷雨》。爱情的力量伟大无穷，在郑秀的陪伴下，暑假结束，《雷雨》也杀青了。这年曹禺二十三岁。随后他将《雷雨》稿本交给了正在筹办《文学季刊》的老同学靳以。秋季开学时他受聘于保定育德中学做英语教员，不久，他又考取清华研究院。

　　1934年7月的一天，《雷雨》稿本被巴金慧眼发现，他一口气当晚读完，被深深打动，即推荐给《文学季刊》主编郑振铎，刊发在第三期上。是年秋，曹禺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应杨善荃之邀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今天津美术学院）任教。《雷雨》发表后，被日本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武田泰淳带到日本，1935年4月，被中国留日学生戏剧团排练在东京公演，引起轰动，其剧本即被译成日文出版，成为畅销书。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后，曾对来访的美国记者-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左翼戏剧家曹禺”。郭沫若看了演出后，为日译《雷雨》作序写道：“《雷雨》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随后国内开始了《雷雨》的排演。

　　1935年1月，中国旅行剧团受天津新新影戏院邀请，在天津连演《雷雨》九天十八场，观众场场爆满。后来，中国旅行剧团先后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演出《雷雨》，好评如潮。1936年五六月期间，在上海连演三十八场，田汉、阳翰笙、梅兰芳等都前往观看，随后全国戏剧界掀起了《雷雨》热。曹禺由此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1935年3月8日，才华横溢的电影演员阮玲玉在恶毒的谣言和卑鄙的诽谤中含恨服毒 ，引起了电影、戏剧界和全国的轰动。曹禺了解了事情-后，甚为愤慨，产生了创作《日出》的冲动。1936年5月，在巴金等人的鼓励和催促下，正式开始创作《日出》。为了写好《日出》中的人物，他深入社会底层体验生活，乞丐、酒鬼、吸毒者、0女、黑道马仔等都是他接触采访的对象。曹禺说：有一次遭酒鬼的误会，“他蓦地动手，我险些瞎了一只眼……”并被“一个‘朋友’瞥见了，给我散布许多不利于我的无稽的谣言，弄得多少天无法解释自己”。他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创作，时常通宵达旦。6～9月，《文学季刊》进行了连载。《日出》发表后，再次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当时文坛各派的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萧乾主持。讨论会上好评如潮，盛况空前，这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年6月，他与鲁迅、巴金等六十三人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呼吁文艺密切联系实际，为民族自由而斗争。

　　1936年8月，应“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余上沅校长的邀请，赴南京任教务长，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这年8月，郑秀也从清华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到了南京，10月，他们在南京举行了订婚仪式，巴金、田汉、靳以等均应邀参加。曹禺在南京期间住四牌楼附近，对面即国民党“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里发出铁镣的响声和犯人做苦工遭折磨的惨状，对曹禺创作《原野》颇有影响。1937年4月，应靳以稿约，开始酝酿创作《原野》。一个月时间，三幕话剧《原野》即杀青交靳以在广州出版的《文丛》上连载。至此，曹禺完成了《雷雨》《日出》《原野》人们称之为剧作巅峰的三部曲，并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曹禺即随南京戏剧学校转移到武汉、长沙、重庆。当年冬，他与郑秀在长沙举行婚礼，余上沅为证婚人，吴光祖等人到场祝贺。1938年2月，剧校迁到重庆后开课，身为教务长的曹禺，积极组织学生排演《全民总动员》等抗日救国的剧目，参加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委员和理事。｀1939年春，又随剧校迁入川南江安县。这年暑假期间，创作抗战剧《蜕变》，由剧校师生在第四届戏剧节演出获奖。

　　1940年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辞去剧校教职，去复旦大学教英文、也讲外国戏剧。同时，将巴金的《家》改编成四幕话剧。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做准备，同时还构想了官僚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矛盾的《桥》。1945年6月，曹禺的《雷雨》《原野》被国民党宣传部下令禁演，《日出》列入要修正剧目。当年9月22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会见文艺界知名人士时，曹禺受到接见，毛对他说：“你就是曹禺呀！很年轻嘛！”后来还风趣地补了一句：“足下青春鼎盛，好自为之”。1946年2月，与老舍一同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

　　1947年春从美国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5月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任导演。1948年底赴香港。1949年2月，曹禺随香港的文化知名人士柳亚子、叶圣陶、马寅初、郑振铎等二十多人，在中共地下党的精心安排和保护下，经烟台到北平。3月随郭沫若等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简称“文联”），当选为委员、常委（后连续任第二、三、四委员、常委，第五届主席）。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0议。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

　　曹禺再次回到北京后，面对的是一片新的天地，他的兴奋、激动无法言表，迎接他的将是新的使命，新的征程，新的考验。

　　中年受累才思退

　　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带着满腔的热情重新学习，领会新的文艺理论，新的文艺工作的路线和方向。他真诚地相信党，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断地反省自己，很想把自己重新改造一番；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接受党交给的一切工作任务，也就是“党教干啥就干啥”；他特别乐意接受给他带来政治地位和荣誉的任命和称呼。

　　1949年10月底，国立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成立，曹禺为副院长。之后，曹禺响应文化部要作家深入群众的号召，1950年和1951年就先后深入到北京工厂与工人交朋友，到安徽农村参加土改，并反省自己过去的作品。1950年10月，他在《文汇报》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全盘否定自己过去的作品，并对自己“过去的作品没有写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典型人物感到惭愧”，还说过去的作品“以个人的好恶，主观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在千百次的演出中，将“-”传播给了广大观众，为此感到“最可痛心”，并对《雷雨》等三部作品作大量修改。曹禺的三女儿万方曾说：“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和否定自己的人……他的情感和思想都是充满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放大”。

　　1951年1月，就匆忙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热情讴歌工人阶级的电影剧本《工人田小富》。这年6月，与郑秀离婚，后与方瑞结婚。年底参加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1952年5月24日，他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向前——一个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说自己是“一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没有经过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很难忘怀自己多年眷恋的人物、思想和情感，像蚂蚁绕树，转来转去，总离不开那样一块黑乌乌的地方”。

　　1952年，任北京人民艺术院院长。1953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任委员。同年，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连任四届常委，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四届主席）。1954年5月，当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理事，从此积极为协会工作，接待无数个外国代表团和艺术家。9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后，连任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一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当月，四幕话剧《明朗的天》在《人民文学》连载，1955年农历除夕公演，受到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12月，当选北京文学艺术界理事。195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的曹禺已由新中国成立前的“不问政治，不惹是非”的剧作家、文学家、戏剧大师，变成了一个行政领导和社会活动家，很难潜下心来写作，更不可能脱离政治路线、阶级斗争观念，像从前用纯人性、人文的理念去写作。

　　1954～1978年，这二十四年是曹禺人生最宝贵的中年时期，按常理是出成果的最佳期，但过去深邃、敏锐、多产的戏剧家曹禺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剧本问世，多是一些小块的附庸性的表态文章，或对某剧的观后感、某作品的官样性评论文章，再就是接受访谈和将自己过去的剧目、文章结集出版。如1955年2月，写作了《我们签了名》，谴责美国的核恐吓；6月，写作《谁是胡风的“敌、友、我”》；8月，接受《文艺报》访谈，谈他的新作《明朗的天》；9月，写作《美妙的声音》；10月，写作《在幸福的祖国天空下》《必须认真思考的创作问题》等等。又如，1958年“-”期间，3月他“以十分慎重的态度计划今年至少写出一两个剧本”，剧本没出，只是在7月24日、30日，就美英侵犯阿拉伯国家发表了《六亿人民警告你》《不退出，就消灭它！》两篇谴责和声援文章；9月，发表了《伟大的文献——阅读〈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61年，他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完成了历史剧《胆剑篇》的创作。同时，接受周恩来面交创作促进民族融合历史剧《王昭君》的任务，后因“左”的干扰，中途搁笔。1964年5月，彭真（时任北京市委-）要他去写反映1963年河北人民抗洪斗争的剧目。他接受任务后，到邯郸等地体验生活，剧目没果。1965年7月，他到阜成门外新华书店与店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准备写反映店员题材的剧本，又是没果。

　　这期间的曹禺，正如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在出席“在京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座谈会”上所讲：“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多了，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很有勇气的作家……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民主革命时期，曹禺任性写作的胆子没小过；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演《日出》，国民党特务以“通匪罪”搜查过他的家，并派人盯梢，他胆子没小过。人到中年却胆子如此之小，这不仅是曹禺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1966年7月，“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曹禺”的标语的和大字报贴到了街道和他家大门口，他真不敢相信。他想，我这样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怎么会是“反动派”呢？当他大女儿万黛拉着他看了现场，他一下子瘫痪了。曹禺被打成“反动文人”“三十年代黑线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家被抄。嗣后，不断遭到批斗，多次失去人身自由。1968年他不堪精神折磨病倒了，不得不住院治疗。后来下放到大兴团河-农场劳动改造，到剧团看大门，到人艺宿舍区看传达室，扫大街、传电话、送报纸等勤杂活都干过。他精神几乎崩溃，每天都靠服-勉强入睡两三小时。

　　1973年9月，周恩来听说曹禺思想包袱沉重，身患疾病，派身边工作人员张颖来看望他，并安排他到剧团（北京人艺）工作。1974年，第二任妻子方瑞病逝。1975年秋，张颖出面安排曹禺与正在我国访问的日本话剧界老艺术家千田是也见面，国外的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复出了”。从此，断断续续又有曹禺的剧评、散文、诗作、笔谈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1977年12月17日，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散文《迎接霞光灿烂的文艺春天》。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正式发出文件，召开会议宣布撤销“文革”对他所做的一切错误决定，至此，曹禺才算彻底“解放”了。

　　晚年沮丧抱遗憾

　　彻底恢复自由后的曹禺，又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为“革命”写作，表示要将有生之年交给党和人民。1978年2月11日，《中国新闻》发表了《搁笔十年的剧作家曹禺重新提笔》，文中写道：曹禺说他要“赶快写，要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我的笔要继续为革命冲刺，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1978年3月，他再次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随后，经中央批准，任中央戏剧学院的名誉院长；担任中国文联委员、常委、执行主席，中国剧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复任北京人艺的院长等很多行政职务或兼职，同时，又大量在报纸杂志发表剧评、影评、怀念散文等文章，频频参与接见、会见等活动。如，当年6月、7月先后对逝世的郭沫若写下了《郭老活在我们心中》《沉痛的追悼》两篇怀念文章，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文学》上发表；10月写下了散文《怀念老舍先生》在《北京日报》发表。9月，美国著名戏剧作家阿瑟•密勒和夫人、日本著名演员河原崎长十郎及夫人访华等等，他都要会见、合影、陪同看演出；日本歌伎访华团到来，他也要写《今日送来长相欢》诗发表；看日本电影《望乡》，他也要写《大胆地睁开眼睛》影评等等。他的挚友巴金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了，在1979年1月26日给他写信到；“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因你说想写一本小说）……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点东西，把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重获“解放”的曹禺，“觉得自己是一台机器，又可以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开转了”，成了典型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人。巴老的话似乎对他没起多少作用。大家看他1979年4月21日至5月15日的主要活动记载，就大体知晓这部“机器”的运动轨迹：4月21日晚，陪-夫人等观看《茶馆》，演出结束与演员座谈；4月24日晚，陪-、万里、陈丕显等观看《茶馆》；4月25日，参加田汉追悼会；5月2日晚，陪-等观看《茶馆》；5月7日晚，接待-、密勒夫人等观看《雷雨》，并会见演员；5月8日上午，陪-、密勒夫人看《王昭君》排戏；5月10日上午参加舒秀文追悼会，并致悼词，下午，-会见；5月14日晚，接待英国芭蕾舞团，并陪同观看《茶馆》；5月15日晚，接待英国驻华大使夫妇并陪同观看《茶馆》。又如，1980年8月31日晚，北京人艺赴港演出《王昭君》，他到火车站送行；9月19日，北京人艺赴德国演出《茶馆》，他也要送行并讲话。对此，曹禺的三女儿万方写道：“每次参加活动回家，他都极为疲倦，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

　　晚年的曹禺每天都忙忙碌碌，身不由己地出席、参加一些自己并不乐意参加的活动，带着疲惫不堪的身躯，陪同观看那些看过千百次的剧目，言不由衷地写一些剧评和逢迎的文章。对此，曹禺也十分沮丧、烦恼和自责。1981年10月19日，他在重新构思四十多年前没完成的《桥》时，自责道：“我每见巴金，必有所得。我一向无思想，随风倒，上面说什么，便说什么，而且顺着嘴乱讲，不知真理在何处”。是年11月6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多顾虑，太多！非静下心来，实实地做事。必须不顾任何小事，搞好写作”。1982年6月10月，他在致信女儿万方时写道：“我不得不写作，即便写成一堆废纸，我也得写，不然便不是活人”。晚年，他构思好了《黑店》《岳父》等剧目，并列出了写作提纲，确定好了剧情及剧中的人物等，但都没能出作品。曹禺的第三任夫人李玉茹曾说：“这时的曹禺一方面忙得如同陀螺一般，放不下他应该放下的工作，另一方面又由于放不下那些必须参加的社会活动乃至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内心充满了矛盾、痛苦、悔恨”。

　　一个大活人，一位世界级的剧作家，到了晚年仍被世俗的琐碎人情、名利杂事所困，其下决心沉下心来写点什么东西的愿望至死也没能如愿。干的是一些接待中共“十三大”代表观看《巴黎人》；陪领导观看《狗儿爷涅槃》《秦皇父子》《奥赛罗》之类的戏；为话剧《决战淮海》《上帝的宠儿》《火热的心》《青丝恨》等剧目写剧评；写《祝愿》《必须高度警惕》《台湾、我心往神追的地方》等官样文章；给刘晓庆题“诚重劳轻，求深愿达”等名人和部门、企业题字；出席天津、重庆等各地戏剧类的节庆活动，等等。

　　1990年6月28日，曹禺肾衰竭住北京医院已两年之久，还抱病观看了北京人艺《北京人》演出，并与演员交谈合影。1992年6月11日，“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庆”，他到了“写了几十个字，已经感到疲乏”，“走几步就累，需要吸氧”的时候，因时任总书记-要到场祝贺并与知名人士座谈，他坐轮椅也去接受接见并参加了座谈会。1993年3月，还抱病参加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他是第七届政协常委，第八届政协委员），与中央领导会见等。

　　曹禺一生没有踏入过祖籍地潜江，但到了晚年，他思乡、恋乡的情结特别浓烈。1984年1月，潜江花鼓剧团的《家庭公案》北京调演，他观看首演，接见演员，并放开嗓门喊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1989年潜江曹禺著作陈列馆开馆，他因病不能返乡，含泪写下了“悠悠白云，故乡情切”的诗句。11月1日，他又写下了一篇情真意切《我是潜江人》的散文，以表达“犹在思乡梦中”的情感。另外，他还先后为获国家金奖的园林青酒题“万里故乡酒，美哉园林青”；为潜江撤县建市题“建盐都新城，添水乡异彩”；为家乡建设成就题“潜江水乡，遍地芬芳，改革开放，楚天之光”。还为潜江人大、潜江幼儿师范学校、潜江中学、潜江图书馆等单位和个人题过字，以表达他对家乡事业的关心与支持。1995年春节前夕，笔者随市领导专程到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曹禺先生，在辞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说；“感谢父母官，我真想回家乡去看看！”

　　对新中国成立后没出好作品的曹禺，著名的画家黄永玉在1983年3月2日曾写信直言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你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了一条小溪流，你泥溷（h＆ugrave；n）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傍晚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对晚年因事务、病魔缠身，满怀苦闷、怅惘、沮丧而不能随心出好作品的曹禺，吴祖光痛惜不已地说：什么“主席、委员、代表、顾问……浪费了多少精力？消磨了多少年华？”曹禺的大女儿万黛写得更是透彻：“爸爸的创作苦闷，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戏剧文坛的悲哀。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固然有他个人的弱点，比如他的懦弱、胆小怕事，还有私心。也有人说他世故、屈从。爸爸的胆子的确很小，在文艺界，他总觉得自己既不是从延安来的革命家，也不是国统区的左联作家，内心胆怯自卑……”

　　1996年12月14日凌晨3时55分，八十六岁的曹禺带着说不出的苦闷和满脑子的创作思绪，无限遗憾地离开了羁绊他的尘世。

　　家乡人民以二十六米白绫，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弟子挥毫写下了：

　　巨星陨落雷雨一声惊原野

　　洪范长存荆楚千古忆华章

　　巨联挽之。巴金的挽联表达了人们共同心声：“家宝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