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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士行

朱士行人物照片

禹州名人朱士行介绍

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

朱士行,三国魏高僧(203—282)。法号八戒,祖居颍川(今河南禹州)。魏嘉平二年(250),印度律学沙门昙柯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设戒坛,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成为我国历史上汉家沙门第一人。魏景元元年(260),从雍州(今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得到《大品经》梵本。就在那里抄写,共抄写九十章,六十多万字。晋太康三年(282),派弟子弗如檀等,把抄写的经本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于阗,后来在那里去世。

朱士行生平

嘉平二年(250),印度律学沙门昙河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设戒坛,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也是第一位西行取经求法的僧人。

朱士行出家受戒以后,在洛阳钻研、讲解《小品般若》,感到经中译理未尽。因为当初翻译的人把领会不透的内容删略了很多,讲解起来词意不明,又不连贯。他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品经》,就决心远行去寻找原本。

公元260年,他从雍州(今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的沙漠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果然得到《大品经》梵本。他就在那里抄写,共抄写90章,60多万字。公元282年,朱士行派弟子弗如檀等,把抄写的经本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于阗,后来在那里去世,享年79岁。

公元291年,陈留仓垣水南寺印度籍僧人竺叔兰等开始翻译、校订朱士行抄写的《大品般若》经本。历时12年,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共20卷。

朱士行评价

后世著名的佛教学者,如汤用彤和吕澄,都对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来看,朱士行可说是开创风气的先锋,当时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艰险,又乏人引导,朱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然达到了目的,这种热忱足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经典虽然只限于《大品般若经》一种,译出也不够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佛典的风气随即风行于京华一带,凡是有心讲习者都奉为圭臬。

朱士行西行的贡献是求得《大品般若经》,从而在我国开启了义学的先河;同时将西域佛教传入我国,也促进了东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朱士行作品

朱士行在于阗抄录《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共有九十章,总计六十万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该经送回洛阳。于阗国的小乘信徒却横加阻挠,将《大品般若经》诬蔑为外道经典,向国王禀告说:“汉地沙门将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大王如果准许他们出国,大法势必断灭,这将是大王的罪过。”因此国王不许弗如檀出国。这件事令朱士行愤慨不已,所以主张以烧经为证,誓言道:“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说完就将《大品般若经》投入火中,火焰即刻熄灭,整部经典却丝毫未损。弟子弗如檀终于在晋太康三年(二八二)将该经送回洛阳,前后达二十余年。元康元年(二九一),由无罗叉、竺叔兰等人合力译成汉本,取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以八十高龄终老于阗。

朱士行补充介绍

  朱士行(203—282),三国时高僧,法号八戒,祖居颍川(今禹州市)。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250),印度律学沙门昙河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设戒坛,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成为我国历史上汉家沙门第一人。尔后,八戒便在白马寺钻研《小品般若经》,并且开讲,成为中国僧人讲经的第一人。他听说西域有善本《大品经》,便决心只身西行取经。魏元帝景元元年(260),他从雍州(今陕西长安县西北)出发,涉流沙河而到于阗(今新疆和田),得到《大品般若经》原本,抄写90章,约60万字,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派弟子弗如檀等送回洛阳。八戒未及返回,圆寂于于阗,年80岁。

  朱士行(约三世纪) 朱士行是曹魏时代颖川地方人。少年出家,时当嘉年中(240—253)昙柯迦罗传来《僧祇戒本》,并创行羯磨受戒。他依法成为比丘,与在他以前仅仅以离俗为僧的有别。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当作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他出家后,专心精研经典。当时最流行的译本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阳便常常讲此经。但《道行》的传译者理解不透,删略颇多,脉络模糊,时有扞格。他慨叹大乘里这样的要点竟译得不彻底,就发愿寻找原本来弥补这一缺憾。甘露五年(260),他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辗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田。在那里,他果然得到《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余万字(二万余颂)。因受到当地声闻学徒的种种阻挠,未能将经本很快的送出,直到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译法饶)送回洛阳。又经过了十年,元康元年(291)才在陈留界内仓垣水南寺由无叉罗和竺叔兰译出。而士行本人终生留在西域,八十岁病故。 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上看,朱士行可说是第一人。那时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没有人引导,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达到了目的。他为法热忱可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他求得的经典虽只限于《放光般若》一种,译文也不完全,但对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译本风行京华,凡有心讲习的都奉为圭臬。中山的支和上(名字不详)使人到仓垣断绢誊写,取回中山之时,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出城四十里迎接,可谓空前盛况。一时学者象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借着《放光》来弘扬般若学说。就因为朱士行求法故事动人,后人更伪托有《朱士行汉录》的经录著作。此录在隋初即已散失,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从当时所见几种南北朝时代经录里转引了二十五条,可看出它的特征是对汉代各译家的重要翻译都臆造了翻译年代,又有些译家象竺法兰、康巨等也独有它的记载。后唐代法琳《破邪论》更引用了《朱士行录》说秦始皇时即有印度沙门来华传法。由这些资料看《朱录》是有意地表明佛法东传之早,并对几个有问题的早期译家象迦叶摩腾、竺法兰等说得那样斑斑可考,这大概是南北朝时代的佛徒为了和道家校论教兴年代的先后,伪造了这部经录。现在对它的鉴别还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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