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

姚崇人物生平

姚崇祖籍吴兴郡（今浙江省湖州市），年轻时生性洒脱，注重气节，勤习武艺，以打猎自娱，二十岁后发奋读书，以孝敬皇帝（李弘）挽郎的身份步入仕途，又考中下笔成章举，授为濮州司仓参军，累迁至夏官郎中。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攻陷河北数州。当时，军机事务繁忙，姚崇处理得当，有条有理，深受武则天赏识，被擢升为夏官侍郎。

圣历元年（698年），姚崇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后改任凤阁侍郎，又兼任相王府长史。

长安四年（704年），姚崇因母亲年迈，请求辞去官职。武则天遂免去他的宰相之职，但保留其相王府长史一职，让他奉养老母。不久，武则天又让姚崇兼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推辞道：“夏官执掌兵权，臣是相王府属官，兼任夏官不利于相王。”武则天深以为然，便改任他为春官尚书。

武则天晚年，男宠张易之欲把长安大德寺中的十名僧人调到定州，充实私置寺院，致使僧人上诉。姚崇不顾张易之的屡次说情，断停此事，因此得罪张易之，被贬为司仆寺卿，但仍保留宰相头衔。九月，姚崇出镇灵武，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并举荐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宰相。

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发动神龙政变，拥立唐中宗为皇帝，复辟唐朝。姚崇恰于此时回到京城，得以参与政变密谋，因功赐爵梁县侯，实封二百户。不久，姚崇被外放为亳州刺史，后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

景云元年（710年），唐睿宗继位。姚崇被征召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任中书令。 姚崇与宋璟协力合作，革除中宗时期弊政，任用忠良，贬黜奸邪，赏罚分明，杜绝请托，使得各项法度重新得到整饬，朝野都认为国家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唐睿宗复位之后，太平公主干扰朝政，诸王手握兵权，对皇太子李隆基构成威胁。景云二年（711年），姚崇与宋璟密奏睿宗，建议将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外放为刺史，将岐王李隆范、薛王李业由羽林将军改为东宫属官，并让太平公主迁居东都。太平公主大怒，指责李隆基。李隆基无奈，只得上奏皇帝，称姚崇离间宗室。姚崇因此被贬为申州刺史，后历任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他政法简肃，吏治清明，得到百姓立碑颂扬。

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后到新丰（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检阅军队。当时，姚崇正在同州担任刺史，距离新丰不到三百里，按规定应到行在见驾，而唐玄宗也密召姚崇前来。姚崇到后，与唐玄宗议论天下大事，侃侃畅谈，不知疲倦，唐玄宗有意任命他为宰相。 姚崇遂提出十条政治主张。唐玄宗欣然接受。次日，姚崇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后升任紫微令。

姚崇拜相后，佐理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他从整饬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地区发生蝗灾。百姓只知设祭膜拜，却不敢捕杀蝗虫，任由蝗虫嚼食禾苗。姚崇上奏道：“《诗经》道：‘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帝也曾下诏道：‘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这些都足以证明灭除蝗虫是应该的。蝗虫怕人，容易驱除。田地都有主人，让他们救护自己的庄稼，一定会很卖力。夜间焚火，在旁挖坑，边烧边埋，蝗虫才能灭尽。古代有除蝗而没能灭尽的，只是因为没有尽力。”于是派出御史为捕蝗使，督促各地灭蝗。

当时，朝议鼎沸，都认为蝗虫不宜捕杀，唐玄宗犹豫不定。姚崇进言道：“庸儒拘泥不化，不知变通。事物的发展常有违反经典而切合潮流的，也有违反潮流而合乎权宜的。古时曾有蝗灾，只因不肯捕杀，以致发生饥荒，百姓相食。如今飞蝗遍地，反复繁殖，河南河北家无宿粮，若无收获则百姓流离，关乎国家安危。灭蝗即使不能尽灭，也比留下来形成灾患为好！”唐玄宗深以为然。

唐玄宗虽被说服，但百官仍疑惧不安。黄门监卢怀慎道：“蝗虫乃是天灾，岂是人力所能除。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和。”姚崇道：“楚惠王吞蛭治好痼疾，孙叔敖斩蛇得到福报。如今蝗虫可以驱除，若任其成灾，粮食将被食尽，到时百姓怎么办？灭蝗救人，如果天降灾殃，有我姚崇承担，绝不会推诿给您。”卢怀慎无言以对。

地方官员对灭蝗之举仍有反对意见。汴州刺史倪若水进言道：“只有修德才能消除天灾，前赵刘聪除蝗不成反而招致更大的危害。”他拒绝御史的指挥，不肯灭蝗。姚崇写信责备道：“刘聪篡逆之君，德不胜妖，陛下圣明之主，妖不胜德。古时州有良守，蝗虫不敢入境，如果说修德可以免除蝗灾，发生蝗灾就是无德造成的么？”倪若水不敢抗拒，只得配合捕杀蝗虫。 在姚崇的坚持下，蝗灾的危害被减小到最低限度，虽然连年蝗灾，也没造成大面积的饥荒。

姚崇在京城没有住宅，寓居在罔极寺中，因疟疾卧床不起。唐玄宗每日派遣使者数十人，前去探病，每遇军国重事，都命黄门监源乾曜去征求他的意见。后来，唐玄宗采纳源乾曜的建议，命姚崇搬入四方馆居住，并准许他的家属侍疾。姚崇认为四方馆存有官署文书，不是病人居住之地，极力推辞。唐玄宗道：“设置四方馆本就是为官员服务，朕安排您住进来，是为国家考虑。如果可能，朕恨不得让您住进宫里，您不要推辞！”

姚崇虽是一代贤相，但却教子无方。其子姚彝、姚异广交宾客，招权纳贿，遭到舆论的非议。中书主书赵诲接受胡人贿赂，因事情败露，被唐玄宗定为死罪，姚崇也极力营救。唐玄宗对此非常不悦，在赦免京城罪囚时，特意在敕文中注明，将赵诲流放岭南。姚崇为此忧惧不安，数次请辞相位，并推荐广州都督宋璟继任宰相。不久，姚崇被罢去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

唐玄宗虽将姚崇罢相，但对他仍极为尊崇，让他五日上朝一次，遇到重大政事也专门征询他的意见。 开元八年（720年），唐玄宗封姚崇为太子少保，但他却因病没有接受。

开元九年（721年），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二岁，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开元十七年（729年），唐玄宗又追赠姚崇为太子太保。

姚崇轶事典故

姚崇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无论是政绩还是资历，时人几乎无人能比。然而，这位资历深厚的宰相，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即便在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个人官位达到至极的开元时期，他依然“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由于清廉，只拿“死工资”，没有灰色收入，所以他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全家人只得住在离朝廷较偏远的郊区。

姚崇先后两次参与造像活动，并留下了《姚元之造像记》和《极南洞造窟碑》两通造像记，在《姚元之造像记》中，他除了感激母亲的养育之恩外，还祈愿母亲早登佛地，并希望天下人都能领会到佛之真谛。在《极南洞造窟碑》中，他祝愿所有姚氏亲属都能健康长大、加官晋爵、享受荣华富贵，子子孙孙常保安乐。他认为，佛在心中，不须外求。人之生死，乃平常之事。只要发自内心，以平等慈悲为怀，行善弃恶，即获福报。

武则天曾与侍臣谈论起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朝臣反逆案件颇多一事，怀疑其中是否有冤狱。姚崇进言道：“垂拱以来因谋反罪被处死的人，大多都是由于周兴等罗织罪名，以便自己求取功劳造成的。陛下派亲近大臣去查问，这些大臣也不能保全自己，哪里还敢动摇他们的结论！被问之人如果翻供，又惧怕惨遭毒刑，与其那样不如早死。如今酷吏诛除，我以一家百口人的性命向陛下担保，今后朝廷内外大臣不会再有谋反的人。若是稍有谋反之实，我愿承受知而不告的罪责。”武则天大悦道：“以前的宰相都顺从周兴等人，使酷吏得逞，让朕成为滥用刑罚的君主。听到你说的话，很合朕心意。”于是赏赐姚崇白银千两。

神龙政变后，武则天移居上阳宫，百官都为唐朝复辟而相互称庆，只有姚崇哭泣不止。张柬之对他道：“今天难道是哭泣的时候吗？恐怕您从此要大祸临头了。”姚崇道：“我长期事奉则天皇帝，现在突然辞别，感到悲痛难忍。我随你们诛除凶逆，是尽臣子本分，今日泣辞旧主，也是人臣应有的节操，就算因此获罪，我也心甘情愿。”

唐中宗时期，贵戚竞相营建佛寺，滥度僧尼。很多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徭役。姚崇执政后，进言道：“佛图澄、鸠摩罗什号称高僧，也不能挽救后赵、后秦的灭亡。齐世宗、梁武帝崇信佛教，却未能免除灾殃。陛下只要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就是佛身，无需剃度奸诈之徒，让他们败坏佛法！”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命官员筛选淘汰全国僧尼，因弄虚作假被勒令还俗的多达一万二千余人。

姚崇曾问紫微舍人齐浣：“我为宰相，可以和什么人相比？能比得上管仲、晏婴吗？”齐浣道：“管仲晏婴所行政策虽不能传诸后世，但在他们执政时期却能一直保持。您所制定的法度则随时更改，从这一点来看，您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问：“那我是个怎么样的宰相？”齐浣道：“您是个救时之相。”意思是说姚崇只是拯救时弊的宰相。姚崇大喜，拍腿而言道：“救时之相，也是不容易得到的。”

唐玄宗将要巡幸洛阳时，太庙突然崩坏。宋璟进谏道：“陛下三年服丧未满，不可离京巡幸。发生灾变，是上天用以警诫的，陛下应停止东行。”唐玄宗又询问已经罢相的姚崇，姚崇道：“太庙原是前秦时期修建的宫殿，后被隋文帝改为太庙，又被大唐所袭用，已存在近三百年。高山若有朽坏也会崩塌，何况木料。这次太庙崩坏只是凑巧与陛下东行碰到一起，不是因为你要东行才崩塌的。陛下因关中歉收，粮运劳民，才东幸洛阳，这是为了百姓。东都百司都已做好迎驾准备，陛下停止东行，岂不失信于天下。依臣之见，陛下继续东行，至于太庙，让人修理就是。”唐玄宗大悦。

张说曾与姚崇一同担任宰相，但常发生矛盾，对他怨恨很深。姚崇临死时，嘱咐儿子道：“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那你们就会有危险了；如果他看了，你们就将他喜欢的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你们得到碑文后，马上誊写，呈报皇帝后立即雕刻。张说一定会后悔，必会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姚崇死后，张说果然跟他料想的一样，为他写了碑文，给他很高的评价，但随即后悔，派人索回，说是需要修改。姚崇之子告诉来人，碑文已通过皇帝审阅。张说知道后，懊悔的道：“死去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他！”

姚崇史书记载

《旧唐书·卷九十六·列伟第四十六》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列传第四十九》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唐纪二十一》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唐纪二十二》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唐纪二十三》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唐纪二十四》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纪二十五》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唐纪二十六》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唐纪二十七》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唐纪二十八》

姚崇主要成就

上书言事

唐玄宗即位之初，准备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意见，问玄宗是否同意，同意即可上任，否则只有违抗君命了。这十条意见是：

（1）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能否施行仁政；

（2）青海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否不再贪图边功；

（3）能否对宠爱的亲信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

（4）能否不让宦官参政；

（5）能否在租赋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

（6）能否不任命亲属出任公职；

（7）能否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

（8）能否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

（9）能否禁止营造佛寺道观；

（10）能否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而禁止外戚内宠专权。

姚崇的十条意见，区区二百余言，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委以大权，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

整顿吏治

唐玄宗继位后，对辅助他发动政变的功臣多有贬斥，这和姚崇也有很大的关系。

姚崇担任同州刺史时，张说曾因旧怨，唆使赵彦昭弹劾他。姚崇拜相后，张说非常惶恐，到岐王府中暗通款曲。一日，姚崇在退朝后故意落在后面，并在唐玄宗询问时称有足疾。玄宗问道：“是不是很痛。”姚崇答道：“我心里担忧，痛楚不在脚上！岐王是陛下爱弟，张说是朝中辅臣，他秘密出入岐王家中，恐怕岐王要为张说所误，所以我很担忧。”唐玄宗因此将张说贬到相州。

魏知古早年曾得到姚崇的引荐，后与姚崇并列相位，对他略有轻慢。姚崇便排挤魏知古，让他担任吏部尚书，到洛阳主持选官。魏知古非常不满。姚崇之子趁机请托于魏知古，被魏知古告知玄宗。玄宗假意问姚崇道：“你儿子才能如何？现在何处？”姚崇揣知玄宗的心意，便答道：“臣有两个儿子在洛阳任职，欲望很多但不谨慎。臣早年曾有恩于魏知古，他们一定是借此请托于魏知古。”唐玄宗认为姚崇公正无私，而魏知古却有负于姚崇，欲罢免他的官职。姚崇道：“臣的儿子行为失检，扰乱法纪，陛下却罢免魏知古，天下人一定会以为陛下偏私于臣。”唐玄宗虽然作罢，最终还是将魏知古罢为工部尚书。

刘幽求、钟绍京也都因为姚崇的弹劾而遭到贬黜。

治理蝗灾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发生大面积蝗灾。姚崇主张杀灭蝗虫并焚烧虫尸。地方官员和百姓不敢捕杀蝗虫，反而祭天祈福消灾，连唐玄宗都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姚崇列举魏时发生蝗灾不敢灭而导致草木皆尽、饥荒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现象的事例劝诫唐玄宗，指出修德免灾并非对灾祸听之任之，而是要主动救灾，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黄门监卢怀慎认为天灾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声驳斥道：“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终于打动了唐玄宗，玄宗遂下令灭蝗。最终百姓免于灾难，天下太平。

姚崇“以文华著名” 、“弱冠补孝敬挽郎，又制举高第” ，张说称姚崇“献藻弥焕”， “枷藻”即华美的辞藻，泛指文才。《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四》均著录《姚崇集》十卷，已佚。《全唐诗》存其诗六首，陈尚君先生《全唐诗续拾》存诗二首，数量虽不多，但不乏名作，如《秋夜望月》云：“明月有余鉴，羁人殊未安。桂含秋树晚，影人夜池寒。灼灼云枝净，光光草露团。所思迷所在，长望独长叹。”此诗当作于姚崇事业受挫，远离长安之时。诗中借秋夜望月，表达恋胭之情，文字雅洁，寄托高远。姚崇《夜渡江》云：“夜诸带浮烟，苍茫晦远天。舟轻不觉动，缆急始知牵。听草遥寻岸，闻香暗识莲。唯看孤帆影，常似客心悬。”中间二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写出一个从不觉到暗识的过程，静中有动，耐人寻味，不知王维“竹喧归烷女，莲动下渔舟”是否有得于此。

姚崇人物评价

李隆基：此（房琯）非破贼才也。若姚元崇在，贼不足灭。

张说：有唐元宰曰梁文贞公者，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盖维岳降神，应时间出者也。

柳芳：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

李巽：姚元崇、宋璟、刘幽求，或辅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徇难，成中兴之业。

崔群：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

元稹：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铺陈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张说、苏颋、嘉贞、九龄之徒，皆能始终弥缝，不失纪律。

崔植：明皇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

杜牧：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笔成章举，首佐玄宗起中兴业凡三十年，天下几无一人之狱。

李蔚：仁杰天后、高宗朝上公也，元崇先天、开元中贤哲也。

刘昫：⑴ 履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故房、杜预创业之功，不可俦匹。而姚、宋经武、韦二后，政乱刑淫，颇涉履于中，克全声迹，抑无愧焉。⑵ 姚、宋入用，刑政多端。为政匪易，防刑益难。谏诤以猛，施张用宽。不有其道，将何以安？

宋祁：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谓先见矣。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

赵元僖：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龄、杜如晦，明皇有姚崇、魏知古，皆任以辅弼，委之心膂，财成帝道，康济九区，宗祀延洪，史策昭焕，良由登用得其人也。

司马光：⑴ 元之吏事明敏，三为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缘边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默记。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皆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 ⑵ 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遮。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⑶ 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苏辙：⑴ 玄宗初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后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绛，后用韦贯之、崔群。虽未足以方驾房、杜，然皆一时名臣也。故开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几于贞观。⑵ 开元之初，天下始脱中、睿之乱。玄宗厉精政事，姚崇、宋璟弥缝其阙，而损其过，庶几贞观之治矣。

徐钧：天资权谲性圆通，相业开元治效中。至死未能忘故智，乞铭犹自算燕公。

洪迈：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为汉、唐名相，不待诵说。然前六君子皆终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过三年。……萧何且死，所推贤唯曹参；魏、丙同心辅政；房乔每议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

归有光：姚元之尤长吏道，决事无淹思。三为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马储械，无不谙记。帝方躬万机，朝夕询逮，他宰相畏威谦惮，惟独元之佐裁决，以得专任。承权戚干政之后，纪纲大坏，而能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才，故天下称其通。虽然，元之虽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然天资权谲，计出张说于相州，罢魏知古为尚书，而东都坏庙之对，几于佞矣。

蔡东藩：⑴ 唐室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窃谓姚宋之才识有余，而度量不足，观其排挤张说，牵及岐王，假令因此穷治，辗转株连，岂非一场大狱？ ⑵ 姚有为，宋有守，固皆良相也。然姚以救时自喜，才具非不可观，而机械迭出，终非正道，即如病殁之后，犹计赚张说，史传上虽未明载，而姚崇神道碑，明明为说所作，稗乘未尝无据，生张说不及死姚崇，泉下有知，崇且自夸得计，然亦何若生前之推诚相与，使人愧服之为愈也。

毛泽东：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姚崇个人作品

姚崇著有文集十卷，曾参与修定《开元前格》。

《全唐诗》收录有其诗六首：《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故洛阳城侍宴应制》、《春日洛阳城侍宴》、《秋夜望月》、《夜渡江》、《奉和圣制龙池篇》。

《全唐文》收录有其文24篇：《扑满赋》、《请褒赏刘子元吴兢奏》、《请东都别立义宗庙奏》、《请宣示豫州鼎铭符瑞奏》、《对太庙屋坏奏》、《谏造寺度僧奏》、《答捕蝗奏》、《对问冤狱疏》、《请遣捕蝗疏》、《东幸疏》、《答张九龄书》、《报倪若水捕蝗牒》、《造像记》、《遗令诫子孙文》、《先师冉伯牛赞》、《口箴》、《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十事要说》、《答卢怀慎捕蝗说》、《兖州都督于知微碑》。

姚崇后世纪念

姚崇墓位于河南省伊川县彭婆镇许营村，2008年被列为河南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姚崇故里位于秦晋豫三角地带的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张茅古镇。张茅古镇现有姚崇故居遗址（在张茅中学校园内），姚公祠遗址、姚崇父姚懿墓遗址、旌贤寺（唐姚懿墓守坟寺）遗址、姚崇手书“藩篱”石刻（现存三门峡博物馆）等。

姚懿神道碑原竖于张茅古镇姚懿墓前，唐开元三年（715年）十月立。神道碑碑高2.9米，宽1米，厚0.35米。额篆为“大唐嶲州都督吏部尚书文献公姚府君之碑”。1983年，神道碑移于陕州区高阳山刘秀峰。

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姚崇在家乡陕州硖石故里亲书“藩篱”题词，刻于石匾。石匾长85厘米，宽53厘米，厚12厘米。右上题款“大唐开元三年”，左下题款“姚崇题”，中间楷书“藩篱”，为目前全国唯一发现的姚崇手迹，现收藏于三门峡博物馆。

唐朝开元年间，百姓便把姚崇的画像当作真神来供奉。许多地方都为他修盖庙宇，希望他能保佑人民，降临福祉。台湾省云林县虎尾镇还保存有姚王爷庙，以祭祀姚崇。

北宋元祐年间，陕州知州游师雄因仰慕姚崇，在姚崇故乡陕州（今河南陕县）设立姚公祠。在姚崇后裔散居各地的情况下，姚公祠被人们祭祀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