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干生

桂干生人物生平

桂干生，出身贫苦农民家庭 ，少年时放牛打柴，十二三岁当雇工。1928年参加农民运动。1929年8月参加罗山周党畔秋收暴动，任乡赤卫队中队长，配合红军反“围剿”。后赤卫队改编为河南罗山游击总队第一大队、红色野战军第八师，任连长。192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作战负重伤仍追赶部队。1933年入四川后，任红军第十师第三十团第一营副营长，后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七团第二营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创建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攻”作战。曾指挥一个连成功夜袭三江坝，打垮敌军一个旅。1933年10月反“六路围攻”作战开始。11月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二师第二七四团政治委员。率全团夜袭青龙关又获胜。同月红四方面军总部授予所在团以“夜袭常胜军”奖旗。1934年11月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四团政治委员。同年12月至1937年3月任第九十一师政治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6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同年冬奉命率部南下，转战川康边。1936年7月率部随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北上，10月到达甘肃会宁同中央红军会师。率部参加山城堡战斗。同年底入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山西省昔阳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副部长。1938年2月至5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游击支队司令员。5月任晋冀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在晋东南发动群众，参加开辟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同年9月至1940年5月任晋冀豫军区独立支队兼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40年5月至11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九旅旅长。7月至12月兼任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1941年秋至1944年、1945年7月任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中共冀南区第一地委委员。率部参加巩固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4年奉调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被增补为七大代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共七大。会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干部大队副大队长，率100余名干部奔赴华中工作。7月8日在行军途中过同蒲铁路时遭日、伪军伏击，身负重伤。7月9日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桂干生主要事迹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八路军第129师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2月后任第129师游击支队支队长、晋冀豫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独立支队支队长，参加开辟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他带领部队机动灵活地与敌人作斗争，破击铁路、袭击据点、伏击敌人运输车队等，不断给敌以沉重打击。1940年起，任八路军第129师新编9旅旅长，冀南军区第4、第1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冀南地区反“扫荡”作战。他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重视对敌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成功地争取了伪军李成华部接受八路军的领导，有力地改变了冀南地区的斗争形势。

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曾8次负重伤。1942年正是抗战最困难时期，他和战士们一样吃糠咽菜。考虑到他的身体特别虚弱，管后勤的同志给他搞了一点大米，他坚持分给大家一起吃，并把组织上发给他的残废金和微薄的津贴交了党费。1944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疗伤。1945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任新四军第5师干部队副队长，从延安出发，重返他战斗过的大别山区。他拖着病体，告别临产的妻子，毅然踏上了征程。7月7日过同蒲路时遭山西平遥县城之敌炮击负重伤，9日凌晨牺牲，年仅34岁。

桂干生人物评价

在长期的征战中，桂干生先后8 次负伤，身体极度虚弱，恶劣的战斗环境，又使他患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1944 年春夏之交，组织上挑选最好的医生给他做了大手术，并决定让他到延安休养。1945 年7 月，桂干生病愈后自延安出发，再次踏上了前往大别山抗日前线的征途。7 月8 日，当他们行至山西祁县与平遥之间，准备跨越同蒲铁路之际，数千名日伪军在炮火掩护下向他们进攻。桂干生奋不顾身，镇定自若地指挥战斗，掩护同志们转移，不幸中弹，倒在血泊中。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壮烈牺牲。噩耗传来，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痛惜不已，称桂干生是“战功卓著的一员骁将”。

桂干生烈士的遗骨被安葬于河北省邯郸市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之中。

桂干生革命历程

桂干生，原名桂本宏，1911年出生于河南省罗山县桂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八九岁就开始放牛打柴，下田耕作；十二三岁就和父兄一起当雇工，参加反对地主剥削的斗争。不平的世道，苦难的经历，使桂干生从小就磨练了倔强不屈和敢于斗争的性格。

1928年，在黄麻起义、商城暴动的影响下，罗山周塘畈一带秘密开展了农民运动，桂干生的父亲桂重远、长兄桂本俊，都是农运积极分子，年仅17岁的桂干生也参加了农民运动。

1929年8月，中共罗山党组织在周塘畈、桂店一带发动农民暴动，成立了乡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桂干生的父亲当选为苏维埃主席，桂干生任赤卫队中队长。

国民党反动势力把这个苏维埃政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纠集地方民团猖狂镇压。在红军主力奉命调走后，桂干生带领赤卫队同敌人进行了浴血奋战，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他的父兄和四弟惨遭敌人杀害，大嫂、妹妹被卖到外地，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敌人血腥镇压，丝毫未能动摇桂干生的革命意志。这年9月，桂干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桂干生带领30多名赤卫队员，冲破敌人的包围，历尽艰险，找到了罗山红军游击队，被编为第八游击师的一个连，他任连长。同年12月，该连又被编入红军主力部队。在反对国民党军“围剿”苏区的战斗中，桂干生身先士卒，带领连队英勇转战于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为保卫鄂豫皖红色根据地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931年初，桂干生所在部队奉命拔除罗山县杜家寨敌人据点。敌依仗着深沟高墙和洋枪洋炮，龟缩在寨内拼命死守，红军一连数日猛攻不下。桂干生自告奋勇，带领一支敢死队当开路先锋，肩扛木梯，用冻得坚硬的湿稻草捆作盾牌，冒着枪林弹雨向敌寨逼近。激战中，只见桂干生脱光上衣，一手持“盾”，一手持刀，大喝一声：“不怕死的，跟我上!”第一个冲了上去。在他的带领下，其他队员也如猛虎一般，奋勇冲上寨墙。守敌纷纷溃退，红军后续部队乘势冲进敌寨。经过激战，干净利落地全歼了守敌。这次战斗之后，战友们称赞他是“拼命三郎”。桂干生一时名声大震。

一次，部队开进途中在罗家贩和敌人遭遇，桂干生所在营被八个民团围困。敌人数倍于我，如不迅速突围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危急关头，桂干生带领一个班凭借熟悉地形，悄悄攀越一座荆棘丛生的高丘，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一股敌人背后，兜屁股给敌人一顿猛揍，一下子从敌阵内冲开了个大豁口，该营趁势突出重围，把敌人远远地甩开。

1932年10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未能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10月中旬，桂干生所在部队行至鄂北枣阳、新集一带时突然遭到敌人重兵包围。经两昼夜激战，部队才得突围。激战中，桂干生身负重伤，晕倒在野地里。当他苏醒时，大队人马已无踪影。

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险恶处境，下定决心：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死在追赶队伍的征途上。他以超人的毅力挣脱死神的纠缠，强忍着钻心的伤痛，挣扎着艰难地追赶队伍。途中他曾用双手紧紧拽住驮运给养的马尾巴，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追上了队伍。

这年12月，红四方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川北地区，并多次粉碎了敌人围攻，开辟了通(江)、南(江)、巴(中)根据地。1933年6月，四川军阀田颂尧调集重兵于川北巴河以西的长池、三江坝一线设防布阵，企图凭借天险一举“剿灭”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心集中优势兵力，实施重点突破。这时桂干生任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二营政委。二营是师长王树声亲自掌握的预备队，以近战夜战闻名。著名的三江坝战斗再次显示了桂干生和他的战友们骁勇善战，攻无不克的英雄气概。

6月10日深夜，二营奉命担任主攻，桂干生带领两个连，在夜幕掩护下悄悄向三江坝前沿阵地华盖山摸去。

华盖山地势险要，到处是悬崖峭壁，敌人企图凭借天险阻拦红军。桂干生和他的战士们摸到敌人眼皮底下，一声令下，勇士们与守敌展开激烈搏斗。混战中，敌人不知红军虚实，仓皇逃窜，纷纷坠落崖下。

这一仗，二营以轻伤两名的代价歼敌500余人，为红四方面军攻占华蓥山、岩下、普子岭打开了通路。1933年11月，桂干生升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四团政治委员。

桂干生升任团政委后，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要把全团带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不光要有猛冲猛杀的虎劲，还必须具备官兵紧密团结，为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英勇作战的精神。他经常深入连队，给战士们讲“枪不擦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的道理，战斗间隙，行军途中，他都不放过读书学习的机会。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红二七四团官兵互帮互学，蔚然成风。不管工作多忙，桂干生总要挤时间找干部战士谈心，帮同志们解思想疙瘩，宣讲革命道理。在桂干生和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红二七四团在战斗十分频繁、生活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士气和坚强的战斗力。

1934年夏，四川军阀刘湘纠集各路大小军阀，联合“围剿”红军。他把一个主力师师部设在通江最高的山顶青龙观，俯瞰通江根据地红军的活动。在反“围剿”斗争中，徐向前总指挥把突破青龙观的任务交给了红二七四团。在桂干生的指挥下，该团二营以夜幕作掩护，攀上高入云端的悬崖峭壁，一举突入青龙观要隘敌军指挥部。桂干生趁机率领一、三营从正面发起强攻，激战一夜，消灭敌千余人。红军主力乘胜推进，迫使敌人全线溃退。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庆功会上，桂干生的团被授予“夜袭常胜军”锦旗。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川陕苏区，桂干生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政治委员。6月，与中央红军在川西懋功地区会师后，开始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行军。行军途中九十一师是后卫的后卫，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处境极端险恶，常常是边行军边打仗，人员伤亡严重，而且筹集给养又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指战员产生了思想波动。这时候桂干生枪伤刚好，胃病还时常发作。为了稳定军心，他拖着病躯，连续组织召开各种会议，要求各级指挥员深入连队，向广大官兵讲清担任后卫的重大责任，率领部队共度难关。同时，他想方设法解决部队给养问题。由于桂干生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全师官兵士气振奋，成为长征路上困难吓不倒，敌人冲不散的坚强后卫，受到了红四方面军首长的高度赞扬。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1937年9月，桂干生以一二九师高级参谋的身份，跟随刘伯承师长挺进太行山区，投身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2月，他带领一二九师教导团30名干部，奔赴太行山东麓的冀西地区，组建抗日武装。当时华北沦陷，日寇肆意烧杀掳掠。满目疮痍。桂干生和他的战友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走村串户，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支800多人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一二九师游击支队，桂干生任支队长，张贻祥任政治委员，因此又称“桂支队”。

1938年5月，桂干生任晋冀豫军区第二军分区(由游击支队兼)司令员。桂支队活跃于正(定)太(原)、(北)平汉(口)铁路和正(定)昔(阳)公路沿线，采取小群多路，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破坏敌人铁路，袭击敌人据点，卡断敌人公路运输，摧毁敌伪组织，弄得敌人顾头不顾尾，处处被动挨打，使冀西成为太行山区抗战的坚固阵地。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倪志亮称赞“桂支队”是太行地区游击支队中的劲旅。

1940年5月，桂干生调离太行山区，任新九旅旅长兼冀南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当时，日寇疯狂推行“囚笼政策”，到处修筑碉堡工事，炮楼林立，封锁沟、交通壕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敌人妄图割裂、摧毁抗日根据地，断绝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桂干生坚决执行党发动群众，冲破封锁，巩固根据地的方针，领导全分区军民，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7月22日至28日，他率新九旅主力对敌发起连续的破袭战，先后作战21次，毙伤敌伪军数百人，破坏敌铁路50里，公路180公里。7月25日，他率领新九旅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二十七团和五分区地方武装，在武邑、衡水之间设伏，歼灭衡水出犯之敌40余人，缴获野炮一门，创造了在平原地区以伏击战歼敌的范例。

1940年底至1943年秋，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这期间，桂干生从冀南五分区调到一分区任司令员。在困难的形势下，他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全分区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并根据对日、伪、顽军和会道门势力的调查了解，制定了军事打击与争取并重的斗争策略。为分化瓦解敌人，他不避艰险，多次到驻守在魏县的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一旅旅长李成华部做策反工作，使李率部起义，投入了抗日的行列。桂干生以其出色的领导才能，同政治委员陈荣、参谋长张西三、政治部主任王贵德等，领导一分区军民同日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冀南抗日根据地在面临重重困难的形势下，得以巩固发展。

在长期的征战中，桂干生先后八次负伤，身体极度虚弱，恶劣的战斗环境，又使他患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但他从不把病痛放在心上，有时不能走路，就在担架上指挥战斗。1944年春夏之交，组织上挑选最好的医生给他做了大手术，并决定让他到延安休养。这年9月，彭真代表党中央、毛泽东到医院看望桂干生。这使桂干生激动不已，他眼含热泪对彭真说：“病愈后，我即回到前方去，用战斗和胜利报答党中央、毛主席对我的关怀。”

1945年4月下旬，桂干生以候补代表资格列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11日，党的七大闭幕。6月13日，被任命为新四军五师干部队副队长的桂干生，同队长程世才一道带领干部从延安出发，踏上了前往大别山抗日前线的征途。7月8日，当他们行至山西祁县与平遥之间，准备跨越同蒲铁路之际，数千名日伪军在炮火掩护下向他们进攻。桂干生奋不顾身，镇定自若地指挥，掩护同志们转移。战斗中桂干生不幸中弹，倒在血泊中，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年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