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民权

戴民权人物生平

出生于河南汝州市蟒川镇戴湾村。家庭贫苦，父亲早年去世，母子相依为命，以驮卖煤为生。1919年，他母亲病故无钱埋葬，本村木匠张均送一口棺材，才埋葬了母亲。出于生活所迫，1920年，投入樊天柱匪杆。因打仗剽悍，被推为小头目。1922年冬，戴随“老洋人”(张庆)部一起被直系军阀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收编为河南游击第二支队，戴任排长。樊钟秀1920年任豫军第五混成旅旅长，1921年归附吴佩孚。戴所在部队编入樊钟秀部；1923年奉吴佩孚令樊率部入粤援助桂军，不久投入广州革命阵营，参加广东征剿陈炯明叛变，“炮打大元帅府”，营救孙中山出险的战斗。1923年秋，调驻鹿邑、柘城一带。9月，“老洋人”哗变被击毙于郏县西北山老爷顶，戴率少数同伙投李振亚部任连长。

1926年回到家乡临汝，聚集五六百人。大肆绑票；一提“老戴正”连小孩都不敢啼哭。后与王运股匪会合达数千人，窜向豫东、连陷上蔡、正阳、沈丘及安徽的霍邱、阜阳等县。1927年被驻在潢川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任应岐收编为第三混成旅，由戴任旅长，驻防淮滨、息县一带。1928年参加第二期北伐。开往胶东讨伐张宗昌，后驻防德州，曾一度为孙殿英节制。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樊任“讨蒋联军”邓宝珊部副总司令兼联军第八方面总司令，后联军失败。戴率部投靠蒋介石，改编为暂编第二十五师，1931年又改编为陆军第四十五师，戴任师长，驻防固始、潢川、光山、息县、商城、罗山六县，曾屡次进犯大别山，向鄂、豫、皖苏区进攻，屡遭失败。

1932年5月18日仍任国军第十四军第四十五师师长。1934年在江西参加对红军作战，隶蒋鼎文部；1936年1月28日任中将。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四十五师赴沪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编入右翼作战军刘建绪集团军。因战斗激烈，精锐部队损失惨重。1937年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调刘进任第四十五师副师长，11月升任师长；11月9日戴民权升任第三十九军副军长，戴因有职无权辞职还乡。不久，调任中央军事参议院参议。1938年春，戴到洛阳谒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参谋长晏勋甫，自荐在南驻防多年，人地熟悉，而且旧部还在，愿在那里组织队伍打游击，以牵制信阳之敌。此后，晏在程潜面前不断进言，戴民权被派为第一战区豫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但当时并无队伍，游击队一般是自筹枪支，自招兵马，政府适当资助。故只带少数随从从，主要是在潢川、固始一带招募旧部，发展为二千余人的兵力，编成游击纵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1940年5月参加枣宜会战，驻信阳日军北犯，戴民权率部从正阳袭击日军，被日军炮弹炸伤马腿后摔伤，退至遂平，为田倚南部所收容，因医 全卫机 治无效，不久死于河南遂平军中。

戴民权在本地也办了一些慈善事业：1932年捐资三千元(硬币)兴办一所半扎民权小学；后又将500亩地(在宝丰五龙庙)捐给学校；这所学校为汝州培养了不少人才。 稳至1936年秋天大旱，戴在半扎发放粮食数万斤以救济灾民。

戴民权典故轶事

1931年，已任国民党45师师长的戴民权衣锦还乡，探家省亲。他率随从30多人，乘3辆汽车，回到临汝故乡。离戴湾村尚有3里路，他便令随从人员全部下车，跟着他步行。至村口，戴见一群孩子第一次见到汽车而手足无措，就令司机将车开到村边场里，让孩子们坐上车在场里兜圈圈。见了乡亲，平易如初，不让人们叫他“师长”，说：“不管在外咋着，到家咱都是叔伯哥弟，叫名儿就中了。”是时恰逢村邻戴丙去煤窑卖柿子，戴民权就拦住戴丙。让随从将那两篮柿子分掉，30多人每人扔篮子里1元大洋。戴丙感激不尽.戴民权却说：“老丙哥，不要这样，当年我好赌，是你劝过我，你对我恩情大着呢。”到家后，戴民权又择吉日宴请当初曾施恩与他的乡邻，有对他家雪里送炭的樊道生.有为戴母赠棺敛葬的木匠张钧等。戴给樊银元200块，任用樊之子为他的随从副官，为张钧家盖瓦房5间。并出资为张之子娶了媳妇。

戴去探望姐姐家好几次，每次姐姐都说姐夫去大营赶集了。戴想起当年姐夫要他脱掉旧袄之事，可能现在不好意思见面。于是，戴施巧计在一家院中堵住了姐夫。姐夫藏在该院西屋床下，被戴拉了出来，笑着说：“杀不了你。”姐夫说：“银娃，你千万别和我一样啊。”戴对姐夫安慰说：“我能和你记仇吗？”他赠给姐夫一件狐皮袄，并开玩笑说：“叫大伙评评、这件皮袄能不能抵得上你那年给我的旧棉袄？”说得大伙哄堂大笑。

戴民权主要事迹

戴民权经常派遣主力部队到苏区“驻剿”、“清剿”，先后达数十次。1931年秋，戴令其刚收编的一支悍匪(当时编为戴部的一个团，又称“三番子队”)，进犯西南乡草庙集一带苏区。该团被我五区赤卫团全歼于张家祠堂。戴民权闻讯后，亲乘汽车，率精锐特务营和马弃连扑向苏区，追击我得胜回营的五区赤卫团，沿途烧杀抢掠，疯狂异常。当其进犯到固商交界的陈集时，五区赤卫团在红军十二师三十五团的配合下，给于迎头痛击，将其特务营击溃于界碑洼。戴民权吓得魂飞胆散，带着残兵败将，急令调转车头向固始方向逃窜。可是刚窜过草庙集，又在五里谷堆遭到赤卫团第二营的伏击，戴民权仅有的两辆汽车被击毁一辆，在混战中戴才乘机乘另一辆逃回县城，侥幸地没有丢掉狗命。戴民权遭此惨败后，不但没有接受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决心对西南苏区军民进行报复。他亲自坐镇汪棚，派遣一个团驻扎草庙集西侧的后围子，在当地民团头子常旭生(又名常二光蛋)的勾引下，四处扫荡。在此次扫荡中，匪徒们疯狂推行“三光政策”，火焚金店子，血洗武家桥，并摧残了草庙集、宋集、老胡集樟柏岭一带的苏维埃政权。

1932年九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从豫东南边区撤退。戴民权趁机勾结商城宋天才师、霍邱徐庭瑶师，三路夹攻中共固始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锁口。我方人员英勇还击，终因力量悬殊，弹尽粮绝，使一千一百多名地方干部和军民壮烈牺牲。从此，固始苏维埃政权遭到了严重破坏。

戴民权对苏区的多次进犯，虽然使固始苏区损失重大，但戴部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差不多每次都要丢盔卸甲，损兵折将。据戴民权在固始南岗头建筑的所谓“陆军第四十五师阵亡将士纪念碑”所载：在与红军作战中，阵亡的有旅长李玉山以下的官兵一千二百余名。

由于红军向白区不断出击，固始苏区日益扩大和巩固，加之戴部对苏区的扫荡和“围剿”，又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形势下，戴民权只好采取守势，除加强县城防卫力量外，还在苏区周围及军事要地构筑碉堡，派兵驻防。在草庙集，郭陆滩、黎集、三河尖、春河集等地都经常驻有戴部的一个营或一个团的兵力，以堵击红军进攻，扼制苏区扩展，镇压当地群众暴动。与此同时，戴民权唯恐自己的防御力量不足，还大肆扶植和利用各地反动民团，到处筑堡设哨，为其充当马前卒。南乡的民团头子张宇藩、徐永安、凌相洲等，先后被戴封官加委；东乡的蔡筱谷，西乡的蔡荣山被委任为“剿共团长”；西南乡的常旭生被戴改编为该师直属特务连长，并配备较优良的武器，把碉堡筑在苏区大门口的棠树堆。苏区人民把筑堡设防的敌人称为“拦路虎”。

戴民权为达到阻击红军的罪恶目的，一面指使各地民团组织联防指挥部；一面惨无人道地制造“无人区”。西南乡赤白交界处，东起金店子，西至宋集，长达二十多华里，宽约五六华里，房屋被戴部烧光，人畜被戴部赶尽杀绝，成为凄惨的“无人区”。

土匪出身的戴民权，掠夺成性，贪得无厌。他一占据固始县城，就发现城里有些书香门第珍藏着贵重文物、古董；加之固始又是著名的“豫南粮仓”，商业亦较繁荣，因而垂诞三尺，把固始看成是他生财 之地，在城乡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敲诈勒索。

固始城内的“状元府”和“司马第”，珍藏的古玩、玉器、名人字画、书籍，首先被戴民权搜罗一空，或卖给上海、北京等地的古董商人，以谋取横财；或通过他设在南京、武汉的办事处，赠送给国民党大官僚和政客，作贿赂之物。

戴民权还以其部军饷不足为由，经常向民间摊派维持费、犒军费、夫子费、枪炮子弹费……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手段有两种：一是指户捐：戴民权在开始派捐时，不是按地亩多少和家资贫富，而是按捐款数目分配到保，由保长指户摊派，强行索取。群众称之为“指户捐”。因为保长是地主和资本家的代理人，不会也不敢向有权势的地主和资本家摊派。所以，指户捐只有指在那些殷实农民和小商头上。一次又一次，一年好多次，时间长了，捐款次数多了股实农民和小商人再也难以负担了。二是烟囱捐：这是在“指户捐”行不通的情况下，戴民权又想出的新窍门。所谓烟囱捐，就是烟囱凡能冒姻的户就得出捐，逐户分摊。这样，地主、资本家虽然也漏不了，但他们能够出得起。而贫寒户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哪能负担起繁重的捐款呢？交不起捐款者，戴的爪牙就以“抗交军费”或“通共嫌疑’等罪名强行关押，有时还施以酷刑，达到杀鸡给猴看的目的。在这种苛政苛捐下面，有的户被迫卖掉儿女或土地，有的户甚至把家中换盐的鸡蛋、作针线用的线穗子也拿出来捐了。当地群众痛恨的咒骂：“戴民权，似恶狼，今天派款子，明天要捐项，民脂民膏都榨光，千家万户齐遭殃！”戴民权从固始人民身上榨取的钱财，除自己买田地、做生意外，还用以武装其爪牙。有一次，他用群众捐的款，购买德国制驳壳枪五百支，重新装备起被红军缴了械的特务营和马弁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