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朗

白朗人物生平

白朗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时曾读书年余，稍长，在家务农。他家门户单弱，经常受本村地主的欺侮。1908年夏，白朗与一个叫王岐的地主发生口角，互相殴打，事后王家贿通官府，将白朗逮捕入狱。在狱中一年多，白朗受尽了狱吏的敲诈欺侮和非刑拷打，使他对反动的官府、地主积下很深的仇恨。出狱后，因家产被勒索几尽，本村又无法存身，只好以赶牛车（官盐）和开炉场（冶铁）来维持家人生计。由于经常往来各地，对许多劳动群众遭受官府、地主、高利贷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深表同情。他经常尽其所有地帮助别人，因此，群众对他很有好感，遇事都爱找他商量。年轻的人都爱称呼他为“大哥”，有“官大哥”（即公众的大哥）之称。

清朝末年的河南，人民生活异常痛苦。加之1911年夏季，宝丰、鲁山一带又遭受了严重的雹灾，夏粮颗粒无收，而清政府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逼得饥饿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时，白朗也在宝丰开始组织农民进行反官府的斗争。

白朗最初只聚集了二三十人，手中使用的是“笨炮”（土铳）和大刀，穿的是破棉袄，所以当时被人称为“笨炮队”或“袄片队”。他们的活动开始不久，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人民所受的压迫剥削依然如故，因此，白朗军的斗争矛头便又指向了袁世凯的统治政权。1912年4月，白朗这支小小的队伍，“打劫”了民愤很大的宝丰县卸任回籍的县知事张礼堂的财富，得快枪二十余支。到5月下旬，已有“七十余人，快枪三十六支”，初步站住了脚。接着就和各支农民武装相配合，打得宝丰、鲁山两县的官军不敢出城。河南都督张镇芳看到这种情况，极为焦灼，他指使河南陆军第三旅旅长王毓秀改用“招抚收编”的诡计，诱骗农民队伍就范。在当局许以官职、金钱的引诱下，杜启宾、秦椒红等十多个首领动摇投降，先后去鲁山“受抚”，被当局全部杀害。白朗没有受骗，他率领全队穿过郏县，攻占了禹州的神垕镇。杜启宾等人被害后，他们的部众都纷纷投奔白朗，使白朗这支队伍很快增加到五六百人。

1912年冬到1913年春，白朗率众避开北洋军的主力，在舞阳以南的几个县和桐柏山区之间，来往流动，声称“打富济贫”，到处号召饥民参加，并攻下许多寨堡，把获得的官绅、地主、富商的粮食、财物，除一部分留充军饷外，其余全部搬到大街上，高喊：“穷人们来拿东西呀！我们是打富济贫的啊！”因此，他们到处受到穷人们的欢迎。有的还摆上“贺桌”，穿上戏装，打上彩脸，唱着戏迎接白朗。半年之内，许多无地农民、失业工人，以及各色贫苦无以为生的人，纷纷加入，白朗军迅速发展到三千余人。

1913年的夏、秋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之时，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想利用白朗这支农民武装，不断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派人到白朗军中来进行联络，并委任白朗以“湘鄂豫三省联军先锋司令”等名义，有的还以参谋、顾问的身份帮助白朗赞画军务。孙中山曾派一名姓沈的参谋帮助作战，黄兴也在致白朗的信中要求“占领鄂、豫之间，相机进攻”，以牵制袁军的南下。白朗接受了孙、黄等人联合反袁的要求，在进行“打富济贫”的同时，又提出过响应“二次革命”的口号，标志着白朗军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913年6月，白朗为配合“二次革命”，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举攻克唐县县城，打垮守敌近一个团的兵力。7月又攻克以富庶著称的禹州，先后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和财物。他的队伍扩大到六七千人，半用快枪，并有机关枪数挺，大炮数尊，声威大震。同时分兵袭击京汉铁路，使列车停顿，有力地牵制了袁军从河南南下。当时国民党的报纸曾报导：“白狼（朗）已与民军合作，军容甚壮，纪律亦严”，“足以扶助（河）南省独立，将来不难分兵直捣北京”。这时白朗军的斗争，已像插进袁政府管辖区的一把尖刀，搅动着袁世凯的统治。

9月下旬，当白朗军攻克湖北枣阳时，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已经失败了。白朗军在五六千敌人的围攻下，坚守枣阳达十天之久，焚烧了教堂，扣押了与起义军为敌的传教士十三人，使中外敌对分子大为震惊。10月初，白朗军退出枣阳，返回河南。11月攻克宝丰，白朗回到故乡大刘庄，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二次革命”失败后，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袁世凯政府集中大批兵力围剿白朗军，张镇芳叫嚣要在一个月之内把白朗军全部消灭。白朗军面对着优势的敌人，要经历更大的战斗考验。正在这时，河南以及邻近地区一些不愿坐等屠戮的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纷纷来到白朗军中，他们向白朗提出“要革命，到南方找孙文”的主张。白朗也愿取得革命党人的合作和接济，遂自号“讨袁军”，于12月下旬越过京汉铁路，挥军东征。

1914年1月间，白朗率众万余人，战马千余匹，连克豫东南的光山、潢川、商城等地，并由豫、皖交界的叶家集进入安徽，26日攻下安徽的六安，随后又攻克霍山等地。当白朗军攻克六安时，把衙署、监狱、天主教堂等焚毁，并出示安民，开仓济贫，与六安民众共度春节。由于一路上各地饥民纷纷加入，白朗军大发展，共有四十个大队，每大队约五百人，总计约二万人左右，这是白朗军的最盛时期。

白朗军的纵横驰骋与迅速发展，使得中外敌对势力都非常惊慌，驻华各国公使有出兵代为“剿办”的表示，北京的“国会”和中外一些报纸都对张镇芳镇压白朗军的失败大加指责，逼得袁世凯不得不把张镇芳撤职，改派他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豫督，指挥北洋陆军的精锐王占元、王汝贤的两个师，徐占凤、唐天喜的两个旅，以及豫、鄂、皖、苏等省地方军数万人进行四面包围。又令长江舰队“严密防堵”，阻截白朗军南下，并出动飞机进行侦察，妄图把白朗军聚歼于“霍山、六安、霍邱之间”。

但是，段祺瑞的围歼计划落空了。行动快速的白朗军，于2月中旬又由豫、皖交界的叶家集折回河南，并在商城以东的酆家集等地给王占元两个团的部队以重创，然后突破重围，日夜兼程，经光山、罗山县境，由信阳以南的柳林附近越过京汉铁路进入湖北。3月8日攻克湖北的商务重镇老河口，打垮守军一个团，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并没收了一批外国企业，如亚细亚煤油公司、美孚洋行等。

白朗军的流动作战，把袁世凯政府搞得手忙脚乱，大丢其脸。袁在给段祺瑞的电文中说：“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殊损威信。”段在回电中承认：“劳师糜饷，贻笑中外。”袁世凯为此枪毙过弃城逃跑的县长，调动了十多万军队，撤换过许多将领，后来又把段祺瑞调回，改任田文烈为河南都督，加派了陆建章、赵倜、张敬尧等师负责督剿。

白朗在攻占老河口后，曾召开过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他本想由老河口直接进入四川，建立一块根据地，使军队得以休整。但因蜀道险峻，川军已有防备，不利攻取，遂决定西进陕、甘，由西北再相机入川。3月中旬，白朗军由老河口出发，经荆紫关进入陕西境，陕西都督张凤翙赶紧调兵堵截。白朗军出其不意，打得张凤翙大败而逃，躲进西安向袁世凯呼救。白朗军连克商南、商县、山阳等地，并公开电告袁世凯说要攻取西安，要袁世凯作好准备。袁世凯吓得赶忙派遣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第七师昼夜不停地赶往西安，并纠集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军队近二十万人，前堵后追，还由北京派飞机四架前往助战。白朗军忽南忽北，使北洋军顾此失彼。不久，白朗军出子午峪攻克鄠县（今户县）、盩厔（今周至），北渡渭水，又连克武功、乾县、麟游、凤翔、陇县等十余县，于4月下旬由固关进入甘肃，攻占通渭、陇西。5月4日击毙秦州（天水）镇总兵马国仁，占领甘南重镇秦州。接着又攻下徽县、成县、武都（阶州），准备南下渡白水江进入四川，但因川边已有重兵戒备，乃转克岷县、临潭（洮州）等地。

在进军西北的过程中，白朗建军号为“中原扶汉军”，有时又用“公民讨贼军”的名义。他在沿途张贴的布告中，斥责袁世凯政府是“神奸主政，群凶盈庭”，“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声称自己是要“纠合豪杰，为民请命”。说到西北来的目的是找寻根据地，扩兵囤粮，“一俟兵精粮足，便当雄踞北方，席卷东南”，推翻袁世凯的统治，“设立完美之政府”。几年的流转作战，白朗军声势越来越强大，所过州县，往往“武则逃避，文则开城迎降”。同时，随着力量的成长，白朗对部队的纪律也逐渐严明起来，后期每攻下一地，除对那些敢于顽抗的官绅、地主给予打击外，对于开城迎降的官绅不再杀戮，并宣称保护正当商人和外国侨民。有时下令要部队“住在城外”，或“封刀入城”。因此，和那些淫掠烧杀、残民以逞的官军对比，群众是宁愿欢迎白朗的。就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群众“现（视）兵如仇雠，视匪如家人”。有一幅民间艺人创作的《白狼（朗）过秦川》的版画，描写了白朗跨马杀贼的英雄形象，据说当时就曾在陕、甘、豫等省广为流传。

白朗入川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后来没能实现。一方面由于川、甘交界的白水江水涨，无船可渡，川军又有重兵防堵，不易通过，另一方面当他们深入甘肃后，部队已过于疲劳，岷、洮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短缺，甚至饮水也很困难，加上时疫流行，又有少数民族地主武装的顽抗，主力损失日渐严重。这种种原因，就使得全军上下思乡情绪严重起来，在临潭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许多重要将领都表示不愿再奋战入川，要求立即返回豫、鄂。白朗见众志难违，遂决定回师东归。

1914年5月下旬，白朗率众退出临潭，经漳县、宁远（武山），6月上旬克秦安，接着就由清水长驱进入陕西。一路上虽然有敌人前截后追，但由于白朗军发挥了“善走”的特长，一日夜行一百六七十里，把追赶的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除在宝鸡、郭杜镇、子午峪等地和拦截的敌人发生过几次战斗外，一路“如入无人之境”，通过凤翔、扶风、西安郊外，于6月下旬就到达了陕、豫交界的荆紫关。白朗最初的打算是想回到河南故乡，补充兵力，取得喘息的时间，但不料一入河南境，战士们就纷纷自动离队回家，无法制止，沿途星散，不复成军。就这样，这支历时四年，纵横五省，攻克过五十多个县的农民队伍，终因缺乏坚强的领导，无法克服农民的落后思想，而迅速解体。最后，追随白朗的只剩下百数十人。8月中旬，他们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到达宝丰、临汝交界的虎狼爬岭时，遭到数千敌人的包围。白朗当时已身染重病，但仍然和敌军血战两昼夜，最后由于弹尽粮绝，在黑夜突围中壮烈战死。

白朗历史评价

白朗起义战争，是在辛亥革命之际，由朴素的“打富济贫”发展到反对袁世凯反动统治的一次农民革命战争。起义之初，起义军每占一座城镇，便“令殷富输纳财物”救济穷人，释放被囚禁的劳苦群众。后受革命党人的影响，白朗等逐步加深了对袁世凯反动本质的认识。

从1913年开始，公开打出讨袁的旗号，到处张贴反袁的布告，揭露袁世凯“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指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白朗等还抨击袁世凯对于沙俄入侵外蒙、英国入侵西藏所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并对外国传教士等采取了惩罚措施，表现出明显的反帝倾向。最后，直接提出了“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之政府”的政治主张。由于起义军的行动既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又顺应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因而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