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伯宇

段伯宇人物生平

段伯宇，1904年出生于河北省蠡县孟尝村的一个军人世家。村中有个坟墓叫齐王坟，相传是孟尝君的坟墓。北邻的高阳是明末抗清名臣孙承宗的故乡。南邻的博野是四存学派创始人颜元的故乡。因此段伯宇童年时代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其父段云峰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会员，在保定姚村速成武备学堂时与蒋介石是同学。辛亥革命后，在“整军经武、救亡图存”的号召下，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与李济深、徐永昌是同学，毕业后在保定军校任教，因此在国民党军中，有不少人出其门下。

少年时期的段伯宇受其父亲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正在天津读中学的他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年，他考入了保定的河北大学就读医科。但是，学医并不是他的心愿，他从小就立志要做一名军人。当他从报纸上得知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的消息后，立即跃跃欲试，要去报考，可身为军人的父亲却坚决反对，认为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去参军是条绝路，还不如学医实际些。

在河北大学就读期间，他广泛阅读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书籍，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启蒙，并因多次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抗战爆发以后，他曾到太行山寻找八路军未果，后随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南下。

1938年春，他只身奔赴延安，参加抗大学习，面聆了毛泽东所作的《论持久战》的报告。8月初，他返回原部队，由中共秘密党员王兴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沙大火”后，他被八路军南昌办事处派往重庆，和周恩来的秘书周怡单线联系，并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进入李济深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当了一名视察员。

1939年，他在重庆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要他做好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潜伏的思想准备，并指示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遇到的困难多，在困难的情况下，要争取有利的一面，并努力使之转变为现实。此后不久，由于周怡被敌人逮捕杀害，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为了更好地在国民党军队内开展工作，1943年10月，段伯宇考入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当时陆军大学流行同学会、同乡会、联谊会、聚餐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段伯宇利用这些活动结交了一批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官僚腐朽、贪污腐败现象不满的人，如贾亦斌、刘农畯、宋健人、宋光烈等。贾亦斌29岁即是少将军衔，虽不是黄埔嫡系，但在抗日战争初期担任团长，率部积极作战。刘农畯是杜聿明的部下，曾任远征军中校通讯营长，在缅甸作战过，因其善于研究缅甸地形、气候，而使部队减员很少，保证了远征军司令部作战的需要。他出身于国民党装甲汽车部队，熟悉战车、汽车、通讯等现代作战技术手段。他对国民党特别是四大家族瓜分和垄断国家经济很不满，民主观念很浓，抗日比较坚决。宋光烈在保定第二师范读书时就与共产党有联系，参加过冯玉祥在察北领导的抗日联军。宋健人少将对民族复兴、国家前途和命运也颇为关心。段伯宇经常与他们谈学习、谈政治，建立了感情，打下了以后策反工作的基础。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到了1946年春天，段伯宇和特别班的学员就要正式毕业了。在这个何去何从的人生转折时期，他的二弟段仲宇的一个建议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段仲宇比段伯宇小10岁，1930年11月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学习，1934年毕业，1939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七期，194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44年随远征军入印度，任驻印度总指挥部军务处科长、处长，同年回国，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任上校参谋。

有一次，兄弟俩促膝相谈，段仲宇问大哥毕业后的去向，段伯宇提出想回河北老家，人地两熟，便于开展工作。段仲宇则建议他到总统府侍从室，因为那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可以用其所长，开展工作。考虑到如果能争取到这个有利的岗位，可以更好地为党工作，段伯宇便同意了弟弟的建议。

1946年初，段仲宇利用他调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的机会，向侍卫长俞济时推荐，由段伯宇替补他离任后的遗缺。他说：“我大哥段伯宇适合这一工作，他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员，成绩在一百三十多名学员中名列第七，是上校军衔，即将毕业，又是一位老大学生，外语、汉语文字工作能力和组织才干都好。”当时俞济时正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听段仲宇如此一说，对段伯宇的出身、学历、成绩等各方面都非常满意，于是把段伯宇的情况上报给了蒋介石。

当年3月10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在重庆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名义，带领国防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及在重庆的高级将领亲临学校主持典礼。讲话之后，蒋介石一一检阅了特别班第七期的每个学员。当他走到段伯宇的跟前时，很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典礼结束，立即有人传话，说校长蒋介石召见段伯宇。

蒋介石在自己的学生面前表现得一向很大度，很有长者的风范。他亲切有加，仔细询问了段伯宇的姓名、年龄、籍贯、学习情况，讲了一大堆勉励的话，强调要效忠党国，服从校长。他还特意问了一声“令尊早年何处求学”，当他听到“可能是保定姚村速成武备学堂”时，很高兴地站起来，以指扣额，说“好！好！好！你们父子三人同是陆大出身，难得，难得。”

受蒋介石召见不久，段伯宇就接到通知，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报到。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亲自挑选的侍从参谋竟是共产党员。

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

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段伯宇人物事迹

利用职务之便掩护同志

1946年4月，段伯宇到侍从室的时候，侍从室正处于向军务局过渡时期。侍从室是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的重要机构。抗战胜利后，全国呼吁民主的浪潮高涨，侍从室已成众矢之的。另外，美国也要求国民党改变军事指挥系统，取消侍从室。蒋介石无奈，只好改组军事委员会，撤销侍从室，另在国民政府内设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主管的军事部分划归军务局。军务局的特点是规模不大，人员精干，业务集中，它是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的军事机要部门。

这年6月，段伯宇随军务局从重庆到了南京。他所在的科是第四科，由于主管情报，所以又称情报科，科长名叫张国疆，与段伯宇在战地党政委员会就认识，又是段仲宇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同班同学。这样一层关系，对段伯宇顺利开展工作很有利。

情报科掌管着全国各地的形势报告和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方面面的信息资料，而且每天都有大量的机密情报从各个系统报上来。这一点，真让段伯宇大喜过望，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做过很多有利于党的事情。

刚到军务局不久，段伯宇就接到一份国防部递上来的军事情报。这是有关将中共广东游击队东江纵队 转移到华北地区的报告，其中还为东江纵队转移规定了具体路线，要他们经江西、浙江、江苏抵达山东解放区。他看完报告后，心头忽地一沉，长途迁移，还要走规定路线，这分明是一出阴谋，目的是在路途中截击消灭东江纵队。为了掩护该纵队，段伯宇在随后召开的专门研究东江纵队转移一事的军务局内部会议上，提出将他们水运北上。理由是，这样做既可避免他们沿途与群众接触，又可便于监视。他的主张得到军务局内稳健派的支持和局长俞济时的同意，报蒋介石批准通过。这样就确保了东江纵队的安全转移。东江纵队于当年6月30日由广东乘船北上，7月5日安全到达了烟台解放区。

1947年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眼看就要下班了，张国疆匆匆交给段伯宇一份秘件电报，说了一句“酌情处理”就先下班走了。段伯宇接过一看，原来电报是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打来的，上面写着：“三十二军参谋长王启明叛变，率部5000余人投靠共产党，已派兵追剿，兵力不足，请从速派兵增援。”看完电报后，他知道张国疆把这桩事情推给自己的真正用意了。原来，张国疆是王启明的陆大同学，又是交情甚笃的老朋友，他不情愿亲手签发追剿的命令。这种电报本应立即呈报，因为正好是在星期六下午，于是段伯宇便借机放在抽屉里。这就晚报了两天，这样既掩护了王启明安全到达解放区，自己也避免了麻烦。

1947年夏，段伯宇在陆军大学的一个叫万建藩的同学找到他，说其弟弟万鹏，苏北一个兵站的站长，因涉嫌给解放区供给物资被扣押，案情严重，并说万鹏的身份是共产党员。为了搭救同志，段伯宇决定冒险尽力营救。他借公务之便，弄清了这桩案子的状况，得知这桩案子的案情资料已经上报军务局军法科，只等调查取证核实后就签署处理意见。为此，他特意接近军法科主管军法的何专员。初次交谈，段伯宇抓住何专员喜欢谈古论今的特点，与他泛泛谈及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的问题，给他留下了好印象。此后，他们逐渐谈及国民党对待共产党嫌疑一类的案情问题。对此，何专员说了实情：有些是事实，但很多属于涉嫌，也有不少属于虚构，此类案件颇难处理。谈到投机处，何专员竟向段伯宇征求处理此类案件的意见，这正中段伯宇的下怀。他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请何专员参考，并乘机问到万鹏的案件，说万建藩是现任的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其弟竟陷入“共嫌”案情，家有老母，万建藩的心情很沉重等等，还谈到了万建藩与他是陆大同学的关系。他请何慎重考虑，妥善处理。这次谈话之后，何专员对万鹏案件签署的处理意见为：“撤职考查，待另任用”。这样既保护了同志，又团结了万建藩。

类似上述情况在段伯宇经手的案件中还有不少。每次遇到这种事，段伯宇总是设法掩护，为之开脱。

策反反对内战的国民党将领

段伯宇刚进军务局之时，正值国共两党为和平建国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不久。但蒋介石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要求于不顾，悍然撕毁政协协议，挑起内战。而国民党内部相当一批有识之士却真诚希望和平建国，不愿再打内战。段伯宇利用自己在军务局的有利条件，和部分陆大同学多方联系，酝酿如何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当时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万建藩，蒋经国的副手、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贾亦斌，伞兵司令部参谋处主任刘农畯，以及宋光烈、宋健人等陆大同学经常聚集在贾亦斌的家中，聚餐座谈、漫谈形势，各述见闻。交谈之中，大家普遍对内战政策深感忧愤。段伯宇以同学、朋友的身份引导他们座谈、讨论，为日后组织武装反蒋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这些同学中，段伯宇与贾亦斌和刘农畯走得最近。有一次，三人聚会，在谈到时局时，贾亦斌说，当今国民党政府内部腐败，与之同流难于不合污，既然不能为国家、民族做出有益的贡献，不如脱离国民党，解甲归田，当老百姓，去过田园隐居生活好，以避开令人厌恶、污浊不堪的国民党官场生活。段伯宇不同意贾亦斌的看法，他说，为了个人打算，自然可以退出政治舞台以洁身自好，但这样做无补于国家民族，不是一个现代中国军人所应走之路。要保持忍耐，坚持干下去，要像青莲那样入污泥而不染。要有实力，要掌握武装。但光找杂牌部队不行，我们需要自己掌握武装。经过分析讨论，“自己掌握武装”成了他们的共识。于是他们当即拟订了一个自己抓武装的初步计划。

此后不久，“自己掌握武装”的计划初见成效。刘农畯调到伞兵三团任团长。这支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之精粹，号称“国军之花”，是1944年从国民党远征军、青年军和中央军校精选组编，并由美军顾问团训练的一支现代化部队。与此同时，贾亦斌利用蒋介石在长江以南组建30个新军的图谋，毛遂自荐表示愿意负责动员召集和组织训练他手上的青年军，组织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简称“预干总队”），并迅速以预备干部局的名义草拟了一份计划，经国防部报到军务局。此时，已升为少将高参的段伯宇当即加注意见送给俞济时转报蒋介石，顺利地获得了批准。于是，贾亦斌顺理成章地兼任了总队长。

1948年12月初的一天，段伯宇正在总统府军务局料理公务，突然接到贾亦斌打来的电话，约他去家中一谈，并说刘农畯、宋健人等同学也在等他。

原来，正当贾亦斌按部就班地实施着掌握武装的计划，突然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从南京迁往广州的消息，贾亦斌觉得应该趁此举事。于是，他把好友紧急约到自己的家中商量对策。

等段伯宇下班后赶到贾亦斌家中时已是黄昏时分。他一进屋，同学们就说：“伯宇来了，亦斌，你就代表我们把刚才讨论的意见说说吧！”

随后，贾亦斌慷慨激昂地分析了当前形势、表达了尽快起义的希望。

贾亦斌说完后问段伯宇的意见。段伯宇听后感到很突然，又很高兴。于是他讲了几点意见，首先表示十分同情大家的义举，但我们能调动的部队有限，而南京有重兵驻守，戒备森严，我们的行动无异以卵击石，如暴露了自己，则非常不利。第二，我们要反蒋，是革命行动，但搞革命绝不能感情用事，绝不能盲动，更不能逞一时之快，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应当有充分准备，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搞。第三，我们要根据各自的条件，分头抓军队的策反工作，争取多掌握点武装，积蓄力量，待机行动。他讲完后，大家都表示同意。最后，他还提出，行动要严守机密，今后个别碰头联系，不搞碰头会。

这次会议后，段伯宇加强了对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工作。经过多方工作，到1948年冬，段伯宇手上所掌握的部队有：贾亦斌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刘农畯领导的伞兵三团，王海峤领导的国防部工兵第四团，齐国楮领导的江苏保安第九旅，段仲宇领导的上海港口司令部及其所属辎重汽车团两个团，贾亦斌老部下周敬亭领导的驻守江苏扬中县的四十一师，贾亦斌老同学方懋锴领导的驻守上海大场镇的青年军二○九师，驻守浦镇的九十六军，驻守芜湖的一○六军，以及国民党装甲兵一个营，大约有6至7万人之众。这些部队，西起芜湖，东至嘉兴、杭州，沿江千余里，形成了一条秘密战线。

策划武装起义以策应解放军渡江

1948年底，国共两党开始展开了战略决战。局势的发展朝着对我党我军更为有利的方向变化。蒋介石这时的如意算盘是借长江天险与共产党“隔江而治”，于是，将刘农竣的伞兵三团从南京调驻上海安亭，贾亦斌的预干总队调驻嘉兴。

为了加紧策反工作，段伯宇借病脱离了军务局，到上海集中全力搞军运工作，以便配合解放军渡江。

段伯宇到上海后，住在宝山路段仲宇家里。这是一幢两层小楼，装有电话，地点邻近火车站，交通联系方便，门口有卫兵，外人很难进入，这里很快成为他联系工作的据点。

正当策反工作进入关键时刻，段伯宇通过他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表弟温尚煜（新入党的秘密党员）的关系，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取得了联系。

1949年元旦，在上海市中心一家饭店楼上，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会见了段伯宇。段伯宇即将他入党的情况，在重庆接受周恩来指示的情况，以及失掉与党组织联系后，独立开展工作，联系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共同反蒋的情况，向张执一作了全面汇报。张执一听后非常高兴，认为段伯宇在失掉党组织关系后独立作了大量工作是难得的，并说段伯宇掌握的部队工作量很大，需要专人联系，决定将策反委员会成员李正文介绍给段伯宇。第二天，段伯宇见到了李正文，段伯宇把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宋健人、王海峤等人分别介绍给李正文，谈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和部队的兵力、驻地情况。此后，李正文、段伯宇、贾亦斌、刘农畯等人便三天两头在段仲宇的家中聚会。

谋划中的起义，是一个规模颇大的联合行动。对此，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十分重视，也十分慎重。经过缜密分析和商议，张执一认为，立即发动如此大规模联合起义的条件尚未成熟，眼下还是分头准备，各自见机行动为妥。但他对贾亦斌部的起义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因为预干总队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起义又选在宁沪杭中心地带，政治影响将是巨大的，即便不能在军事上给国民党以重创，也可使其新建30个军固守江南的计划受动摇，并与解放军渡江作战相呼应。

李正文根据这个意见，召集段伯宇、贾亦斌、刘农畯三人在宝山路联络站研究了预干第一总队起义的具体问题，并决定抓紧做好起义准备工作，待机行动。可是，当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3月初，接连发生了两个突发事件，一是蒋经国连续发来三封电报，命贾亦斌即刻去溪口见蒋介石。虽然贾亦斌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但是他被撤销了所兼各职，只保留了一个国防部少将部员的虚职。二是蒋介石单独召见了刘农畯，说准备把伞兵三团水运到台湾，作为他将来退居台湾的卫队。

客观形势的逼迫，促使这两支部队的起义日程进入快车道。

贾亦斌从溪口回来后，段伯宇、李正文、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等人迅速召开碰头会，商讨对策。在会上，段伯宇提出先讨论贾亦斌的问题，因为蒋介石已撤销他所兼各职，并准备调总队到福建进行整训。大家初步决定贾亦斌尽量拖延移交时间，加速准备起义，待机行动。在讨论伞兵三团问题时，李正文透露了一个消息，说上级党组织决定，保存伞兵三团的实力，作为人民伞兵的基础。根据国民党要把伞兵三团水运到台湾的企图，段伯宇建议：伞兵三团乘船出海后，转道北上开赴连云港登陆。他的方案得到了策反委员会的同意。

随后，贾亦斌和刘农畯分头做着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

4月2日，李正文和段伯宇传达策反委员会的指示，决定预备干部总队于4月15日起义。可是，在布置起义任务的时候，消息泄露，决定提前发动起义。

4月7日凌晨，贾亦斌率领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4000余人在嘉兴起义，起义部队经莫干山向天目山解放区挺进，但因敌人重重包围而失散，贾亦斌只身到达解放区。4月15日，刘农畯的国民党伞兵三团在海上起义后开到了连云港解放区。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和伞兵三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前者被称为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子弟兵”、“太子军”，后者被称为“御林军”。这两支队伍“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时，震撼了宁沪杭各方，国民党报纸评论“其行动在军事上远不及江宁事件之严重，只是在政治意识上，给政府、给人民以极大的刺激，因为这一批正是万人瞩目之‘国之瑰宝’的知识青年。”它们的起义，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军心，配合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上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其他部队也相继行动。王海峤根据党的指示故意把铁甲车弄坏，堵住浙赣铁路，使国民党军队无法顺利向台湾撤退，蒋介石为此大发雷霆，下令逮捕王海峤，王海峤只得随中共秘密联络员撤往香港后转解放区；齐国楮在解放军渡江后率领江苏省保安第九旅万余人在金坛、溧阳一带投向人民；段仲宇的辎重汽车部队两个团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于5月24日起义，迎接解放军顺利渡过苏州河，插入河北江湾地区，并且组成快速部队，追歼汤恩伯残部。有的部队虽未起义成功，但在解放军渡江后，均未进行什么抵抗而自行瓦解了。

1949年10月1日，段伯宇和他的战友们登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光荣地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担任重要职务，先是参加中央军委武官班学习，1950年毕业后任外交部行政处长兼党支部书记，接管国际俱乐部，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1956年入中央高级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该校哲学教研室讲师；1960年任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党委书记，亚非学会副秘书长；1964年参与筹办亚非拉国际科学会议。同年，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搞好中国自然科学的指示，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兼党委书记。1985年起，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被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顾问。1987年离休。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胡博编著《国民革命军将官总揽》

与周恩来之间

周恩来秘书领导段伯宇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

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从抗日前线来到重庆，周恩来秘书和他单线联系，领导他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1939年春节前的一天，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风尘仆仆地从抗日前线南昌来到了重庆。

段伯宇的父亲段云峰，生有四子五女。四子按“伯仲叔季”的顺序，分别取名为伯宇、仲宇、叔宇、季宇。伯宇开始时叫段宇，字豁如。他9岁时，段云峰考入陆军大学，遂将他接到北京，同住在陆大宿舍里。段伯宇10岁那年到天津觉民小学读书，后升入觉民中学，直到16岁被学校开除。所谓“开除”，是因为段伯宇多次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例如，1920年1月29日，他和2000余名学生一起，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街头演讲，散发革命传单，并公推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等四位同学为代表，和省长曹锐谈判。后来28位同学被监禁。段伯宇在觉民中学是带头分子，也被学校“斥退”（开除）。

段伯宇老人说，他对十几岁时在天津的这段历史，印象特别深，终生难忘。特别对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天津学联会和“觉悟社”的领导人，他非常敬仰，佩服。

从天津回到保定（这时，他父亲段云峰已在保定军校当战术教官），段伯宇满以为一定要受到父亲的严厉训斥，不料一向严厉的父亲并未苛责，只询问了他参加学生运动的经过和今后打算。翌年，生性耿介的段云峰脱离了军界，也不愿参加国民党，决心以教育救国，开办了培德中学，任董事长兼校长。他希望段伯宇不要从政从军，而要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学医，治病救人，利人利己，日后转向革命。段伯宇听从父命，遂报名投考设在保定的河北大学医科，时在1922年。

说起大学生活，最使段伯宇难忘的是，他有幸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戴培元，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反杜林论》和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等，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理解。但使他抱憾终生的是，戴培元因受学校迫害不得不于1924年离校，段伯宇争取入党的愿望也因此而未能实现。

在大学里，段伯宇仍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他带头请愿、罢课，驱逐了压制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医科主任赵公瑾，请回了有名望的教授，使医科办得大有起色。

使段伯宇更值得回味的是，他在1928年5月间曾机智地掩护晋军名将傅作义逃离保定，使傅未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毒手。

这是段伯宇青年时代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1927年是北伐战争高涨的一年。北洋军阀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张作霖集结重兵与北伐军相对抗。阎锡山派傅作义率第四师挺进涿州，奇兵出没于门头沟、长辛店一带，威胁北京，成了奉系的肘腋之患。张作霖遂令张学良率奉军精锐，以10万之众包围了涿州。傅作义率部坚守三个月，涿州岿然不动。但城中粮食吃完，老百姓无以为生。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接受了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后，张作霖派张学良迎接傅作义到北京，盛宴款待。但后来“张大帅”翻脸不认人，将傅送到保定，名为保护，实为软禁。

1928年5月的一天，段云峰在陆军大学的老同学崔笑如突然到河北大学找到了段伯宇，悄悄嘱咐他买三辆自行车，将一位“好朋友”送往外地。并叫段伯宇第二天按指定时间、地点去接他们。还叮嘱他务必严守秘密，就连父亲段云峰也不要告知。

第二天是星期天，段伯宇按约定于下午来到西街“德润浴室”的旁门。打了暗号后，崔笑如陪着一位身穿长袍、体态魁梧的“商人”从后门出来，三个人骑上自行车，两人在前，段在后，从西街绕过奉军警卫岗哨，出了保定西城门。为了掩护，段伯宇骑车跟在后面百米左右。下午四五点钟，距城已约十里，突然从后方追来的十余名骑兵，鸣枪叫段站住，问段有没有看到什么人过去？段说没有看见，并说明自己是河北大学学生，利用星期天下乡探亲访友。骑兵听后即呼哨而去。

天近黄昏，段伯宇骑车赶上了崔笑如等二人。讵料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三个人推着车子，好不容易到了黑龙潭，在一个大车店里吃晚饭。

点上菜油灯，在炕桌上摆好饭菜后，那位“商人”轻轻地问段伯宇：“段同学，不认得我吧？”

段摇摇头，说没见过面，不认得。

“商人”说：“我姓傅。”

段伯宇听他山西口音很重，心想：崔老伯是军人，他的朋友做生意的不多，看来这位“商人”很可能也是军人。联想到报纸上说北伐军已于4月下旬下令对张作霖的奉军和直鲁联军发动总攻，进军平津，而被软禁在保定的傅作义，属于北伐军中的晋绥联军。这样想来，眼前的这位“商人”莫非就是傅作义？

但想归想，段伯宇嘴上没有说出来，而是说了他遭遇奉军骑兵盘诘的经过。崔笑如听了连声说：“好!好!”这时“商人”端起酒杯，提高了嗓门，对段伯宇说：“段同学，你很有胆识。来，我们一同喝一杯!”

在昏黄的灯光下，段伯宇仔细打量，见“商人”眉宇间有一股英气，心中断定此人一定是傅作义将军。但又不便多问，遂举杯一饮而尽。

三人计议，从黑龙潭赶往明天的目的地白沟河，还有五六十里路。天下雨，自行车不能骑，怎么办？段伯宇走出屋外，找到了两位赶大车的车夫，说他们有急事要赶路，请车夫劳驾送一程，车资从优。车夫见段伯宇年纪轻轻，怕他说话不算数，要求面见“掌柜”。段伯宇随即将两个车夫领进屋。傅作义和蔼地招呼他们坐下，问长问短，就是不谈搭车的事。段伯宇心里着急，而崔笑如却示意他不要插话。最后车把式问：“掌柜的是山西人吧？”

傅作义点点头，说：“是山西人，到贵地来做生意，请把式多关照。”

车把式满口答应，傅作义又加了一句：“天雨路滑，脚费加倍奉送，一言为定。”

第二天一大早，段伯宇陪同傅作义、崔笑如一起乘大车冒雨赶往白沟河。一路上要通过宋朝时代就有名的三道关口，加之傅作义逃出保定已一天一夜，途中所经之处均由奉军把守，可谓险阻重重。好在雨越下越大。经过容城时段伯宇站在大车车辕上，和车把式一人一边，扬着鞭子，哼着梆子腔，策马驾车穿城而过。一路无阻，正午时分到达了白沟河镇。这是个大镇。白沟河上有一座大桥。车到桥头，已有一辆长途汽车停在桥头。傅、崔与段伯宇告别。傅作义握着段伯宇的手，低沉地说了句：“我们后会有期。”

过了二三个月，段伯宇从报上看到傅作义就任天津警备司令。不久后又收到傅的来信，约他暑假去天津。此后段伯宇在大学的费用，直到1930年夏毕业，均由傅作义供给。

段伯宇冒险犯难救援傅作义将军的义举，在学校和社会上不胫而走，传为美谈。段后来还因此意外地获得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回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段伯宇大学毕业后到太原谋生，和同学刘静波一起想开办一个诊所，但苦于无药品和器械。他回保定找河北大学医院药房主任兼某大药房经理求助。经理姓刘，爽快地答应为他们配备一个诊所所需要的药品和器械，一年之后再付钱，并设宴款待了他。席间，刘经理对段伯宇说：“以静波同学的医道和你的开创能力，开办诊所济世救人，前途有望。”并说你入校后功课好，对推动学校医科改进很大。当时傅作义与奉军交战，交通阻绝，你冒险去北京请来第一流教授，后来又援助傅将军脱险，此举有关时局，非同一般。语毕向段伯宇敬了三杯酒，并说倘有困难，药品器械就不必付钱了。

这件事对段伯宇教育很深，感到人心是秤，是非、曲直、公道自在人心。一个人应该不计安危，为社会多作贡献。

在太原办了近三年诊所，段伯宇接触了不少进步人士，利用时间看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他还在离诊所不远处开办了一个小书店，公开出售进步书籍。

那时，山西处于阎锡山的统治之下。尽管1930年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反对过蒋介石，但后来他又和蒋介石言归于好。而对共产党，阎锡山则大肆镇压。段伯宇在他鼻子底下宣传马列主义，出售进步书籍，岂能不招来祸殃？1934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刘静波应邀去给太原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看病，无意之中看到办公桌上一张逮捕人的名单，段伯宇赫然名列榜首。刘静波不动声色，以取药为名回诊所通知段伯宇急速离开太原。

保定当时也属阎锡山管辖。段伯宇有家归不得，只得南下邢台找老同学张步封另谋生路。张步封的父亲是三十二军参议，和段伯宇父亲又同为老同盟会员。他冒险相助，介绍段伯宇到三十二军当军医。这不仅使段伯宇开始了军旅生涯，而且有幸结识了许多地下共产党员，为他后来的辉煌人生开辟了道路。

谁说人生没有机缘？段伯宇进入三十二军工作，难道不是一种机缘？当然，这种机缘首先缘于段伯宇长期以来对马列主义孜孜不倦的追求，缘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向往。

早在1928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三十二军就有了地下党员和秘密组织。追本溯源，北伐胜利后商震就任河北省主席，将他任绥远都统时开办的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迁到北京，改名为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中就有了不少秘密共产党员。该校地下党组织属北方局军委领导。曾在军长商震身边当过少校、中校副官及人事科长的王兴纲，就是三十二军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王兴纲曾任华东军区联络部副部长和山东兵团联络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的陈锐霆将军，早年也是三十二军的秘密共产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王兴纲。

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王启明，也是三十二军的地下党员，还担任过三十二军参谋长。他起义后受到邓小平的高度评价，任命他为陈赓纵队的副参谋长。为什么三十二军中共产党地下组织会这样活跃？这和该军军长商震将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式的呵护有很大关系。

商震，字启予，1886年（清光绪十四年）生于保定。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在保定陆军速成中学（保定军校前身）期间加入了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曾与冯玉祥结拜为兄弟。辛亥革命后，因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几乎被袁世凯处死。1916年投入阎锡山麾下，历任晋军团长、旅长、师长、绥远都统、河北省主席、山西省主席等职。阎锡山既用商震之才，又对他很不放心，处处掣肘，使商震深受寄人篱下之苦。商震富有正义感，看不惯“阎老西”那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客加军阀的手腕。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反蒋失败。蒋介石责成商震整编山西部队，将晋军改编为四个军，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任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军的军长。从此，商震有了自己可以独立控制的“嫡系”部队。

商震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对参加察哈尔长城抗战的共产党人吉鸿昌、方振武、宣侠父等十分同情。吉鸿昌、方振武失败后到北京投奔商震。商震极力进行掩护，悄悄将吉鸿昌放走。后来，蒋介石要商震部队进山西“围剿”红军，西安事变后叫他“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商震虽难以公开拒不从命，但想方设法叫部下“保存实力”。该军在山西未与红军有大的接触，还有二三百人携枪械投奔了红军。

对隐伏在三十二军中的共产党员，商震不仅未予“清洗”、“镇压”，反而予以任用。他身边就有不少地下党员。他的私人信函及不少私事也交给地下党员王兴纲处理。王兴纲名为商震的副官，实际上成了商震的左右手和私人秘书。商震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后，又将王兴纲调升为第二十集团军人事处长。

有了这样的客观环境，段伯宇在三十二军的三年中，不断地向共产党靠拢，为他后来从组织上入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追求真理，段伯宇1938年6月到达延安，进抗大第四期学习。一天，领导上找他谈话，说明我党与国民党有协定，抗大不能吸收国民党现职军人，以免引起对方“抗议”。你是三十二军军医，现职军人，希望你提前返回原部队。你入党的问题可以到原部队找党的地下组织解决。

8月初，段伯宇赶到长沙找到了三十二军。王兴纲听说段从延安回来，主动约段谈话，并到一个叫“李合胜”的饭店设宴接风。饭后，王兴纲对段伯宇说：“你在延安的学习情况我大体了解。你要求入党是好的，我们研究后告诉你。”

不久后，王兴纲郑重地通知段伯宇：组织已同意你入党。介绍人是我。后天一大早你到岳麓山腰小土地庙前等候，由湖南省委聂洪钧同志领你宣誓。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这句诗，道出了一个追求真理的苦行僧的心曲。段伯宇从大学时代接触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苦苦求索，历尽艰辛，如今终于夙愿得偿，迈进了党的大门，他是多么的欣喜呀！

在喜滋滋的等待中过了一天。第三天一大早段伯宇赶到约定的地点。俄顷，一位身材矮小，沉稳老练，年近40的人来到小土地庙前。他问了段的姓名后，热情地和段握手，向段致贺。随即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没有领袖像，没有缀有镰刀斧头的党旗，段伯宇跟着聂洪钧举起右手，面对蓝天白云，面对祖国大地，宣誓终生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宣誓完毕，段伯宇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竟抱头痛哭起来……

聂洪钧颇感奇怪，问段：“入党应该高兴，你为什么反而痛哭呢？”

段伯宇向聂洪钧汇报了14年来为寻找党组织而历经的种种艰难，汇报了他从一个军人家庭出身的普通青年学生，苦苦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漫长思想历程，最后说：“苦尽甘来。我是高兴到极点而流泪的呀!”

聂洪钧不住地点头，表示理解。他嘱咐段伯宇说：“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环境很险恶。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要特别提高警惕，要牢记三点：第一要有组织观念，时时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第二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加强请示汇报，不能自行其是；第三要严守秘密，除了你单线联系的人，不能向任何人暴露你的党员身份。”

宣誓后，段伯宇向王兴纲汇报。王兴纲说：“你今后就与我单线联系，不与任何人发生横向的组织关系（个人关系除外）。你到军部干训团去工作，公开身份仍然是军医。干训团党的工作就由你负责。那里已经有几名党员，你要团结他们共同搞好工作。我很快要随军部到南昌去。你要独立地开展工作。”

当时干训团已有地下党员李汝琛、李玉振、张树义等几位同志。段伯宇又发展了区队长刘冠雄入党。

长沙大火后，三十二军干训团调至江西吉安。日军进窥南昌，但蒋介石和陈诚却乘机把三十二军肢解，使这支“杂牌”部队的三个师分属于不同战区。商震被架空，只得被迫辞职，彻底交出了三十二军的兵权。在此情况下，段伯宇也不得不忍痛离开了三十二军。

地下党员王启明时任三十二军七二三团团长。该团在德安战斗中顽强抗击日军数倍于己的强大兵力的进攻，激战五昼夜，三次逐出攻入城内的日本侵略军，16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冯玉祥将军曾赋诗称赞说：“王启明，好团长，守德安，打胜仗，无数敌人被杀伤……”

临分手时，两位地下党员依依惜别。王启明对段伯宇说：“老段呀，你不仅是个军医，还是个真正的爱国军人！现在我们三十二军被陈诚搞得支离破碎，干训团也解散了，你想办法离开是对的。”

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到哪里去发挥作用呢？段伯宇首先想到回河北老家去投奔八路军，在幽燕大地打游击。“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拯救沦陷于日军的故乡，参加敌后抗战。他想找王兴纲请示，可是王已随商震去了湖南省桃源县青山湾第二十集团军总部。

思前想后，特别是听说父母妻儿已从保定辗转到了重庆，段伯宇决定先到重庆看看后再定行止。1939年初，他离开南昌，经浙赣线转道黔贵线到了山城重庆。

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段伯宇的是周怡同志。他是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听了段伯宇汇报的情况后，周怡说：快过年了，你先回家看看父母和家属，过了年再谈工作。

1937年9月24日，保定城沦于敌手。段云峰一手创办的培德中学被侵略者的铁蹄夷为平地。段云峰不得不举家搬到大后方重庆。本来，以他的资历和在军界的声望，谋个高官厚禄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段云峰生性耿介，不愿俯首低眉阿谀权贵。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姚琮和军政部次长林蔚，都是段云峰陆军大学的同学，实权人物陈诚、张治中，也都是段云峰在保定军校时的学生。姚、林曾劝段云峰到军委会工作，段云峰都婉言谢辞了。他对儿子段伯宇说：“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态度未变，所以我不能出来工作。”但为了全家二十几人的生计，段云峰只应允担任了中将高参兼学生军总监的虚职，领一份干薪度日。

经历了战乱的劫难后，段伯宇和妻子郭小乔及三个子女喜获重逢。大家都沉浸在劫后余生、阖家团聚的喜悦之中。

段伯宇看到父母康泰，三弟四弟和几个妹妹也都安好，便放了心。他家住在南岸胡家花园。这里原先是地主胡家的庄园。两幢楼房外加平房，院子很大，环境幽静，虽算不上是世外桃源，但在日机不时对重庆进行空袭的情况下，也勉强是个栖身之所。

这一年春节比较晚，过完年已是2月下旬。段伯宇再次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怡领受任务。

这时重庆的政治气候复杂而微妙。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表面上仍然维持着，但蒋介石竭力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反动主张，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去，加以溶化，叫什么“溶共”。国民党刚刚召开了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即所谓“限共”。与此同时，各地不断发生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查封进步报刊、攻击边区、挑起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武装磨擦等各种事件。斗争相当尖锐而又错综复杂。

1939年2月18日那天正是农历戊寅年除夕，周恩来副主席在此前两天离开重庆飞抵桂林，尔后即去东南视察，于5月1日回到重庆。

周恩来离渝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机构在副书记董必武主持下卓有成效地运转着。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1939年1月5日的决定，南方局常委有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等六人。委员除上述六人外，还有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廖承志、邓颖超、刘晓、高文华等人。

周怡向段伯宇简单介绍了当时的形势，明确告诉段伯宇不必去华北，就留在重庆和他一起工作，但要段伯宇找个公开职业作掩护。

找个一般性的职业并不难，但要找一个能开展工作，特别是能够充分发挥段伯宇作用的单位和职业，却并非易事。

正好，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段伯宇和周怡都喜出望外。

春节刚过，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新机构，叫做“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主任，让李济深当副主任。蒋对李说：“任潮，我请你来，我把中国分两半，我管一半，你管一半。所有沦陷区的党政工作统统归你管。二分天下有你李任潮一份！”

其实这是蒋介石耍的一个花招。他怕李济深住在桂林和李宗仁、白崇禧搞在一块暗中反对他，所以和李济深的儿女亲家吴稚晖联名电邀李济深到重庆就任此职。所谓“二分天下有其一”云云，三岁孩子也不会相信，因为“战地”即沦陷区，由日军、伪军统治着，国民党的军队、政权对其又能有何作为呢？

李济深向蒋介石当面提出：“我可以负责，但有条件，一是凡主张抗日的，不分党派，都要用；二是凡闹小宗派的，党派成见很深的人，就不能用。”蒋介石为了笼络李济深，也为了装装门面，留点面子，答应了李的要求，并要李“自己招兵买马”。于是李济深聘请周恩来、张友渔、高崇民、梅龚彬、刘一峰等共产党人和其他一些进步民主人士担任委员之职。

李济深和段云峰是早年陆军大学的同学。李比段高一班。1929年3月，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于南京汤山期间，段云峰联系了几位陆大同学曾设法营救李济深。李济深对此铭感在心。一天，李济深看望了段云峰，邀他也去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职。段云峰婉言谢辞，但提出：“我给你送一个小不点儿去，给你当当参谋。”

李济深笑笑，说：“是令郎吧？”

于是段伯宇就进了这个机构。李济深正式任命他为视察员。任务是调解战地（沦陷区）国共纠纷，以利于团结抗战。

段伯宇向周怡汇报后，周怡很高兴，认为这个机构很重要。段能打进去，既有了公开职业作掩护，又可以了解到不少情况。他向段伯宇详尽地交代了工作任务，规定了联系办法。

战地党政委员会是个空头衙门，有职无权，李济深很少来上班，秘书长邵力子也不大来，工作人员也只是签个到，泡杯茶，聊聊天。但是，世界上的事常常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地下党员段伯宇就通过国民党的这个“衙门”，做了大量工作，为党组织收集了不少情况。例如各战地上报的材料中，有许多诬陷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政令、军令”的事例。段伯宇加以收集整理，每十天写一份报告，分送主任和秘书长，内容却变成了国民党闹磨擦、搞反共，使李济深和邵力子能仗义执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批评。

段伯宇的出色工作，受到了周怡的肯定。

一天，周恩来出席了战地党政委员会会议。开完会，周恩来把段伯宇叫到身旁，低声交代段伯宇按约定时间到红岩村去一趟，说他要亲自和段伯宇谈一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