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烈

王家烈人物生平

1893年农历5月27日生于贵州省桐梓县小水乡。

1911年毕业于桐梓高等小学堂，家贫辍学。曾于松坎至遵义间以背盐为生。

1912年去遵义，曾在遵义县境教私塾。

1914年8月，王家烈在遵义入伍，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后改称黔军。历任列兵、上等兵、下士、副班长、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司务长等职。其间，曾随队参加护国战争，战于川东、川南，“协守皇城”。后入湘参加护法战争。

1915至1917年，先后入贵州陆军模范营和贵州讲武学校学习。

1920年返黔后，因同乡关系，升任第一混成旅周西成营八连连长，从此追随周西成驰骋于川滇黔境，以其沉稳、直率、善战的性格和功勋成为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军政集团主要骨干。

1921年后，随桐梓系集团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王亦日渐提升，扶摇直上。

1922年随旅长周西成一起率部前往四川，投奔川军石青阳部，任营长、团长，同年6月在石青阳介绍下加入国民党。1923年初随周西成率部返回贵州，在协助周收编罗成部后他升任旅长。1926年3月，周西成先后担任贵州军务督办，王家烈任黔军第二师师长。6月，周任贵州省省长兼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他仍任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后，周西成奉蒋介石令出兵讨共，命王率部入湘，驻沅陵，但尚未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农军接触，就因与湘系军阀熊震、陈汉章等争夺地盘而相互火拼。失利后退驻铜仁。

1928年春，第九路军总指挥周西成任王为前敌总指挥，率部进驻綦江、东溪一带，防止川军入黔。夏，川战发生，王被委任援川前敌总指挥，奉蒋介石令援川。同年10月，蒋介石指使国民革命军第43军军长李燊回黔倒周，周西成、李燊黔东之战爆发。王为酉阳、秀山一线的前敌总指挥，率蒋在珍等部在龙潭、秀山、铜仁、松桃等地与李军激战，致李失利，王亦负重伤。

1929年5月，周西成在与李燊黔西之战中失利身死，王家烈率部由铜仁赶赴遵义，协同毛光翔稳住阵脚，组织反攻，使桐梓系重掌黔政。毛光翔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后，王任副军长。

王因“恃功而骄”，“不满于平庸而居己上”的毛光翔，并以其实力威望而致毛光翔心怀疑惧，毛王之间渐生嫌隙。兼之蒋介石加紧利用毛、王矛盾，促成分裂，以图各个击破，统一西南，将贵州军政权力收归中央，毛、王裂隙与日俱增。1929年冬，蒋介石任命王为“讨逆指挥官”，令其开赴黔边牵制桂系，且寻机向外发展。王迅即得到黔东、黔东南广大地区，扩充了实力和地盘。1930年7月，蒋命王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且由中央和湖南省按月拨给军饷，兼夺得沅江上游滇黔两省鸦片集散地的巨额“特货保护税”，以购买枪械。又在参加1931年7月率部进驻湖南靖州、绥宁,会同湘军章亮基等部“清剿”、堵截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张云逸、李明瑞部红军过程中，获蒋介石奖励大批枪械，遂扩军训干，实力大增。

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代表出席会议。与会期间，蒋特别召见王家烈，褒奖有加，并赏其大批重炮枪械，坚定了王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的决心，王并向当局许诺吸收各方人士入掌黔政。正值毛光翔因惧王夺权，数次计欲先夺其兵权之机，王家烈却藉以口实于1932年2月重兵压筑（贵阳），逼毛就范。蒋介石国民政府配合行动，立即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于其赴筑途中。毛光翔迫于形势，放弃省政，以“自愿休息”名义让出省主席职位。2月26日，毛光翔公布由王家烈代理省主席。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正式任命王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家烈执掌黔政后，为攻固地位，一方面采取亲蒋路线，另方面为消除肘腋之患而进一步压制毛光翔。两者均加深了王在桐梓系集团内部的孤立并使矛盾激化。毛光翔遂离筑潜赴遵义，与蒋在珍、犹国材，宋醒，车鸣翼等一起，斥王“背叛长官，破坏团体，危害人民”，以“反新二十五军系统”为号召结成反王联合。

1932年11月，由蒋在珍、毛光翔首先发难于遵义，开始了二十五军内部的大混战。随即发展为王家烈与犹国材之间持续数年的大混战，最终导致桐梓系集团彻底崩溃，国民党中央势力入主贵州。

当时，王家烈以三个团对付蒋在珍，一个团对付宋醒，双方在鸭池河展开激战。宋醒战败，溃退至毕节被彻底消灭。蒋在珍亦节节败退，王率部追到遵义城下，准备攻城。11月5日，犹国材突然自安顺出兵攻贵阳，24日王家烈败走榕江，犹部进入贵阳。

1933年1月1日，犹国材受蒋介石委任，宣布就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暂时代理贵州省政府主席。1月19日，王家烈反攻入贵阳，毛、犹仓惶出走。21日，王家烈宣布复任。4月8日，国民政府令王家烈复任，犹国材免职。

王家烈虽复掌政权，但已下受桐梓系集团反对，上又失宠于中央，外忧内患，财源枯竭，争战不绝，实力锐减。兼之“冶游无度，不大亲理政事”，大权旁落，犹、蒋、侯、车、毛等各自为政，时有骚扰。经济、吏治均一蹶不振，统治基础岌岌可危。虽也曾提出“整顿庶政”四点计划，似乎面面俱到，切中要害，但实际已无力实现，无法实施，终成一纸空文。

1934年夏季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行动渐及湘黔境，蒋介石策划并严令“会剿”红军。王家烈反复掂量，权衡利弊后，“决定执行蒋介石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伺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5月，派蒋在珍、廖怀忠部往务川、印江、沿河，“防剿”红三军贺龙部，并借机排除异已，将廖怀忠部逼走湘西；9月，以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并亲赴瓮安、余庆督战，与湖南、广西“协剿”已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任弼时、萧克部；11月，奉蒋介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令黄道彬、谢沛生分别为省主席、军长，王亲临东路督战。12月中旬，中央红军攻克王数道防线，直抵乌江，指向黔北，王家烈企愿红军越境而过，只求自保。殊知，蒋介石“追剿”红军入黔之本意还包藏着“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好”的用心。中央红军入黔为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贵州除去王家烈提供了绝妙良机。黔军对红军作战节节败退之时，中央军不仅未予配合，薛岳部反于1935年元月6日直取贵阳，实际上控制了贵州局势。薛岳随即任命郭恩演接管贵阳城防，并发表郭为贵阳警备副司令。中央军反客为主，连王本人进出城垣亦经盘查。 王被迫再派犹国材、何知重赴前线与红军作战，希求夺回黔北，以图将来。但该部在红军打击下，丧师失地，几连身家性命不保，为蒋介石夺取贵州权力创造了条件。

1935年3月，李仲公奉蒋介石派，迫王选择军政中之一项。晏道刚代表蒋介石出面与何知重、柏辉章二王部师长进行政治交易，促其反王。王家烈被迫于1935年4月6日，通电请辞省主席职务。4月9日，蒋任命王为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随即，蒋又内外交攻，上下胁迫，逼王家烈于5月初请辞军长职务。蒋当即任命王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5月3日，即令王与张学良同机赴汉口。黔军全部改编为中央直属五个师，分遣各地。

1936年1月23日，王家烈授中将衔。

1938年8月30日，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后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

1942年改任军政部参事。

1946年5月，何应钦迫王辞去军职。

1946年9月6日，复任王为中将。

1948年王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7月，谷正伦任命王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1月中旬，王返新站小水老家闲居。

解放后，人民政府派员专程从小水迎送王家烈到贵阳。

1950年6月，王去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学习。7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王家烈在人民政府感召下，由怀疑观望转变为拥护共产党领导。在土改中，他将贵阳的“虎峰别墅”私宅卖掉，以偿还在旧社会对农民欠下的剥削债。

1954年起，历任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5年，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1956年，被吸收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

1958年当选民革贵州省委委员。王家烈关心贵州建设和人民生活，不顾重病和被错划为右派的政治压力，对“大跃进”造成的“遵义事件”进行了中肯的批评，认为把粮食调光农民不能安心搞生产，“才得了浮肿病”，以致最后“造出人祸”。并提醒当局说：“农村太整得恼火了”。惜其善意的批评建议，反受到极左路线下的不公正待遇。同时，他还努力工作，以亲身经历和所知贵州史事，撰写成大量宝贵史料文章，供给历史学界研究。

1966年8月病逝。

王家烈王家烈轶事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及顾问端纳、陈诚，由重庆飞抵贵阳，督师“剿共”。蒋介石一到贵阳，提出巡视贵州省政府及第25军军部。从军部出来，又提出到王家烈公馆去坐坐。王家烈以最为隆重的礼仪接待这位党国元首。蒋介石与宋美龄在王公馆里谈笑风生。宋美龄还答应万淑芬，第二天到名胜螺丝山王阳明祠游览。蒋介石夫妇一离开王公馆，万淑芬马上着手安排第二天蒋夫人的游览活动，想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巴结一下蒋夫人。次日下午螺丝山戒备森严，贵州省府高级官员的家眷，一个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坐着大小轿子，向螺丝山飞奔而来。她们久闻宋美龄大名，也都想瞧瞧蒋夫人的尊容。这一大堆夫人，兴致勃勃地站在螺丝山上，等着蒋夫人惠临。哪知一等不来，二等不来，万淑芬也急了，派人去催请。结果蒋夫人传话：“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了。”万淑芬听后，犹如三九天一盆冷水当头淋下。那些官眷也一个个垂头丧气而归。这次的脸丢得大，回来的路上，万淑芬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蒋介石此行，名为督师，实为解决王家烈的问题。据说到达贵阳的当天，陈诚即提出杀掉王家烈，老蒋没有同意。他说：“王绍武个大心直，本人并不坏，坏在他的左右。”蒋担心，此时杀掉王，他手下第25军几万人会造反。到贵阳的第三天，蒋介石找王家烈谈话，明确告诉他：在省主席和第25军军长两职中选一项。当省主席就不能当军长，当军长就不能当省主席。王家烈一听此言，冷汗即从脖子上流了下来。他问蒋：“能不能容我回去与部下商量一下？”蒋表示同意。回去后，王家烈召集部下开会，商定取舍。文职官员主张留任省主席，让出军长。理由是没有政权，军饷就会无着落，最后军长的位子坐不稳。武将们意见相反。理由是没有军权，省主席的位置也干不了几天，垮台会更快。

王家烈经过权衡，决定保留军长一职。3月30日蒋介石下令免除王家烈贵州省政府主席，由吴忠信接任王家烈。广西的李宗仁听说王家烈交出政权后，想联络他共同反蒋，在白绸布上写了一封信，缝在第25军驻粤办事处处长王节之西服里，专车送他回贵州面交王家烈。李宗仁这封信的大意是：你已交出省政，下一步老蒋可能以军饷来卡你，逼你交出军权。我们决定向你每月接济30万元军饷，以及所需的枪弹。你可将部队集中在黔南一带，与我们加强联络，蒋如果进逼，就与他翻脸。我们共同反蒋。王家烈看完信后，丢在茶几上，淡淡地说：“算了，猴子上得了树，狗是上不了树的。我不想干了。”果然没过多久，蒋介石就以军饷进一步卡王家烈，逼他自动交出军权。蒋介石下令所部2个师，5个旅、15个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部队驻在各县，非常分散，蒋又不让集中部队。不集中部队便无法整编，而不整编就不发饷。后老蒋开恩，同意发饷，但规定部队未经中央点编前，只每月发伙食费10万元。部队有2万多人，这点钱连吃饭都不够，更谈不上其他开支了。就是这10万元，老蒋也是开的空头支票，实际分文未给。这样一来，王家烈的处境十分不妙。接着蒋介石又让人煽动王家烈的部下闹饷。同时用重金收买了王家烈的两个师长何知重与柏辉章反王。一次何知重的第3团开到军部驻地，王家烈前往看望，该团士兵当着他的面叫骂开了：“军长吞扣我们的军饷！”“军长不发饷，抠他的屁股！”竟没有一个长官出来制止。

回到军部后，王家烈躺在床上，自言自语道：“这样的兵还能带吗？”便萌生去意。就在王家烈萌生去意之时，蒋介石已想好了赶走王家烈的办法。4月初，张学良由武汉坐飞机到贵阳来见蒋介石，在与蒋一道吃过午饭以后，张学良起身回武汉，王家烈等人到机场送行。临上飞机时，张学良忽然问王家烈：“你坐过飞机没有？”王家烈笑着说：“不怕你见笑，我还没有坐过呢。”张学良说：“那你上我的飞机，在贵阳上空绕一个圈子如何？”于是，王家烈兴高采烈地上了张学良的飞机，由张学良自己驾驶在贵阳市上空飞行一周后，向东北飞去。王家烈看到飞机老不降落，正在着急和怀疑时，张学良从口袋里取出蒋介石的命令给王家烈看。这命令的大意是免去王家烈二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即往武汉服务。王家烈看了命令以后，知道是上了当，但已无可奈何。

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黔，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顺便去掉地方势力，统一中央政令。一方面派薛岳率中央军紧追红军，一方面派黔人、鄂豫皖行营秘书长李仲公、晏道刚入黔，拉拢分化王家烈部下，最终逼迫王家烈辞去贵州省政府主席和二十五军军长职务，退出了贵州历史舞台。

三十年代初，西南军阀名义上归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实则是只向中央政府要饷扩军，中央政令难以贯彻。

在贵州，王家烈把毛光翔赶下台，又通过和尤国材的争战，经“关岭”会议，达成妥协，坐稳了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军长的交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长征，向湖南、贵州挺进。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湖南的何健深知蒋介石借追击红军，顺便消灭地方异己的野心。派代表来贵阳和王家烈协商“会剿”办法，目的是堵截红军，拒绝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境。李、白的代表张蕴良说，李、白建议，滇、黔、桂三省出兵，在滇桂边境黄沙河一带防堵，压迫红军主力向湖北秭归、巴东方面渡江北上，以免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阴谋得逞。随即，广西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部进驻都匀，暗中支持王家烈。

1934年12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约见了黔籍鄂豫皖行营秘书长李仲公。他对李说：现在中共的问题已大致解决了，为了抗战的准备，西南非常重要。川滇两省我已着手布置，唯贵州王家烈人虽诚实，但不懂政治，并且纵任老婆万淑芬干政，四处招摇，弄得贵州太不像样子。我念他从北伐以来拥护中央不无劳绩，不想使他难堪。但为了西南大局，必须把贵州搞好。你同他友谊素深，所以请你到贵州去，劝他把省主席让出来，专带军队。你与志舟（龙云的号）、甫澄（刘湘的号）有相当的关系。王家烈去后，你接任贵州省主席，便于与川、滇两省合作。对你的安排，我已电知汪先生（行政院长汪精卫）了。

1935年1月，李仲公由渝入黔，搜集了“关于贵州行政紊乱和财政奇绌”的情况报蒋，蒋随即写一手谕，派李仲公为“贵州省临时行政特派员”，在王家烈离职期间负责省政，并发5万元临时行政经费。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3月21日，红军由古蔺回师，在太平渡四渡赤水，向贵阳进逼。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陈诚、晏道刚、陈布雷由渝飞黔。王家烈、李仲公到清镇飞机场迎接，行辕设于贵州省绥靖公署（六广门毛光翔的住宅）。蒋介石坐镇贵阳，一面调部队追击红军，一面设计逼王家烈下台。

经李仲公威逼恐吓，王家烈答应交出省主席一职，但蒋介石不放心，还要剥夺王家烈的二十五军军长权并把黔军调出贵州。蒋派晏道刚到黔西、大定，封官许愿，重金收买王部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答应给何知重5万元，提升军长，给柏辉章3万元。在贵州军队开到四川石柱后交款。柏辉章被收买后，派所部营长令狐作宾带兵两个连到军部向王家烈闹饷，使王家烈面对何成浚、晏道刚十分难堪。至从薛岳抵筑后，断绝了王家烈的一切财政收入。省府、军部职员，悬釜待炊，哪有兵饷下发。晏道刚便乘机说：“你自己的部下都管不了，如何当军长？”

王家烈在内外夹攻下，恐发生意外，遂含泪向蒋介石上书，表示辞去二十五军军长职务。王说：“我愿解除兵柄，为天下倡，个人出外游历。”蒋一接辞呈，立即批准，并在报上发表：调王家烈为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随即电令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专机飞筑邀王家烈同飞汉口。

王家烈离黔后，黔军二十五军两个师16个团，被蒋介石改编为两师四旅八个团。以何知重为103师师长，柏辉章102师师长，其余部队撤销。蒋介石调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顾祝同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从此，贵州军阀割据被消灭，中央政令在贵州畅行。

王家烈离黔后，新任主席吴忠信任命中统特务肖树经为省警察局长。肖树经借口搜查枪支，抄了王家烈的家，将蒋介石赠送给王的手枪搜走，还在王妻万淑芬身边抓走她的族侄万式原、万式谨，押往老东门枪毙。万淑芬母子含泪逃往铜仁老家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