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

马士英人物生平

明朝万历四十七年，马士英与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士英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贵，为镇守太监王坤所发，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场惯例，故而当时颇有东林复社集团之人上书称此为阉党构陷。

正史说法：壮烈殉国

马士英在弘光朝覆灭后，被大明绍宗、鲁监国两势力拒之门外，马士英于是盘桓于浙江一带，期间多次参与抗清战役，直到在江浙一带最强大的抗清势力吴日生的部队兵败后，马士英亦遁入空门躲避清廷缉拿，后因叛徒出卖，被清廷抓获，最终不屈就义。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也对马士英之死有详尽的记录描写：

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闽总督张存任疏报：副将张国勋等进剿太湖逆贼，擒获伪大学士马士英、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捷闻，令斩士英，其有功将士，所司察叙”。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三年）六月，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进剿太湖逆贼，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获，伪大学士马士英潜遁新昌县山内，都统汉岱追至台州，马士英属下总兵叶承恩等降，并报称马士英批剃为僧，即至寺拘获，并总兵赵体元，令斩之”。······ 马士英在唐、鲁两政权中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他并没有因此就转投清方，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清方档案证明，马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

各种档案资料，和当世之人都很清楚知道马士英被俘就义而死，黄宗羲等人不敢直接否认马士英之死，而是在《明史》马士英传中这样写：

“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父子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

注意，马士英之死明明没有任何疑问，东林党人也承认是“事具国史”，却偏偏加一段“野史”，故意写马士英被俘后，大铖、国安父子投降，暗示马士英也同时投降了，随后清廷发现马士英、阮大铖、国安父子有通敌文书，于是才将已经投降的马士英等人杀害。杀害的地点居然是福建延平城（事实上马士英始终在浙江北部，和福建根本风牛马不相及）。

东林党人的流毒也确实有不少人中招，后世一些人人就由此认为马士英确实是投降被杀，如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直接沿袭投降说，道：“后来士英投降清朝，也被害了。” 且不论马士英生前到底是不是大奸臣，但是他已经以自己行动为大明朝英勇就义，我们至少连这一点不能否认，就算马士英再不济，也不能让他在杀身成仁做了烈士后仍让他蒙受不白之冤。

其实为人冤枉的，当时又何止马士英一人。弘光朝覆灭，大臣殉难的有高卓、张捷、杨维桓等，其中张捷、杨维桓是东林党人口中所谓逆党分子，然而二人均在南京城破时自杀殉国。尤其杨维桓，是全家老小一起死节，但是他和马士英一样，在阖家死难殉国后竟然被人污蔑为杀妾潜逃而遭乱兵殴打致死。

野乘之说：寿终正寝

近些年，有学者根据明末清初诸多稗官野史的记载，考证出马士英并不如《明史》所载在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后死于清军之手，而是隐居存活了二十载，生前最后六年是在江西青云圃道院同八大山人一同度过的。

马士英在正史中最后出现是1646年。《明史·马士英传》中这样写道：“南明弘光朝亡后次年，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而野史记载，马士英逃遁出家，后被清兵抓获降清，但因与明军暗通关系被杀。死后，马士英背负奸臣骂名消失在史册中。

而据马士英研究权威专家、江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陈江先生认为，马士英并未变节降清，也未被杀。他的考证是：大明弘光二年至清顺治十八年约十有六年间，马士英息影；清顺治十八年隐身南昌青云圃道院，康熙五年寿终正寝。

此说无疑给马士英平添了二十多年、在正史野史中不存在的阳寿。这从何说起？陈江先生自言，是在检阅清初民间戏曲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士英自大明弘光二年至清顺治十八年约十六年的踪迹的。清嘉庆四年华广生编有《白雪遗音》一书，卷一《马头调·太子逃难》、《藏舟》等原剧中写有“马瑶草夫妻双双来救驾，兴起帝王家”的秘史，“瑶草”即马士英的别字。通过多种材料参校互证，陈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期间，马士英亡命赣西新喻，托庇简氏家族；载有这段秘史的《马头调·太子逃难》、《藏舟》等戏曲，突破并颠覆了清初官书野乘对马士英史料史实的封锁与屏蔽，与脍炙人口的《桃花扇》唱起了对台戏。

清顺治十八年，一个名叫“马道人”的人出现在八大山人创建的江西青云圃道院。清康熙《青云圃志略·人物》载：“马道人者……年可六十许，肢体雄伟，须眉间，另具一色相。”又清康熙《池北偶谈》卷二十五《谈异·化鹤》载：“康熙初，忽有伟丈夫襆被来宿，貌甚雄奇……莫测也。”寥寥数句，马道人窜伏草莽暂栖方外的末路英雄、乱世豪杰的形象跃然纸上。陈江先生将马道人“讳莫如深”的诗文、偈语，引经据典，以诗、志、史的方式论证这位“马道人”就是马士英。他自认为，“此一论证，不仅扑破了明清官史、稗史诬‘马死’的弥天谎言，亦是管窥马士英晚年政治立场及思想观念演变史的璞玉浑金”。

马士英历史评价

《明史》谓马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顾诚的《南明史》评价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似乎过重。至于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云：“弘光阁臣贵阳马士英，兵败后，亦削发入四明山中，为清兵擒戮，事见刘銮《五石瓠》……老友安顺姚大荣先生谓《明史》以士英入《奸臣传》不当，撰《马阁老洗冤录》以驳之，其说允否，自有公论。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南京即覆，黄端伯被执不屈，豫王问‘马士英何相？’端伯曰‘贤相。’问‘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谅哉！

历史上，马士英的一大污点是出任大明弘光皇朝的宰辅后，重用其同年友阮大铖，为时论所不容。阮大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讽刺他的复社成员大张鞑伐，或拘捕下狱，或肆意杀害，但根据当时的一些历史资料记载，认为马士英对阮大铖的行为是有所限制的，没有放任阮氏恣意妄为，对江南文士，并非抱敌视态度，对其中一些正直有为之士，有意加以启用；对复社人士更没有赶尽杀绝。

《明史》在《奸臣传》中，将马士英、阮大铖二人交错而写，造成两人关系非同寻常的印象。作为正史，不仅不加考证和辨识地采用大量言无实据、似是而非的传言，而且为世间言南明者必称马阮误国提供了依据。马士英同阮大铖，两人在特定处境之下，结成了诗酒雅集但并非政治同盟的关系。后来，阮大铖助马士英复出之说被渲染传播，而马又不肯在施政时迁就复社东林党人，造成“被对立”的局面，马阮这种关系就被方方面面有意夸大。

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张祥光先生则认为，马士英在弘光政权中，排挤史可法自掌兵权，最后使弘光朝廷灭亡，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肯定的事，结果“身败名裂”，但“奸臣”这个罪名判得太重了，理由是：马士英始终在抗清，他并没有向清朝“投降”，马士英与史可法等人的矛盾，是大明政权的内部斗争，与“奸臣”罪名不应混为一谈。

清廷诏修《明史》时，原先的东林复社党人将马士英列入奸臣传。康熙十八年，清廷重开史局纂修明史，特旨以礼敦请刘宗周弟子黄宗羲入史局，黄以老病辞，却派出了其高足万斯同、万言叔侄，其子黄百家入局，而万斯同则是《明史》的实际总纂。明史纂修过程中，黄宗羲常与明史总裁等人书信往来，从内容到体例，影响明史的修撰。全祖望曾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至于死忠之籍，犹多确核。”弘光一朝人事，更要特别的关心，因为对马阮的定位、评价，直接关系到亡国的责任、东林复社的历史地位两个大问题。最便捷的解决办法，就是将马阮列入奸臣传，亡国的责任自然就由他们承担，东林复社留在历史上的形象，也就永远是“正人君子”“清流”。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影响极大，三百多年来，没有人敢为马士英说一句公道话，更不要说翻案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安顺姚大荣先生才写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铅印出版，公开为马士英翻案。姚大荣是第一个为马士英鸣冤的人，其胆量虽可佩，但姚大荣出于乡谊，把马士英说成完人，遂又走极端。

马士英主要作品

马士英后来流寓南京。跟阮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与马士英相结甚欢。

当时阮大铖的诗词“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缱绻，争寄腹心”，可见相结甚欢的并非马士英一人而已。

不久复社和东林党人图谋以周延儒再相，秘密筹集政治资金。大铖企图与东林消除敌对，就献金万两佐之。后周大拜，入内阁，为首辅，欲报答。因东林同人反对而作罢。大铖推马士英以自代。马士英遂再起。

明末马士英，史称擅长绘事，工山水，《画征录》有“画法倪（瓒）、黄（黄公望），颇足以与思翁（董其昌）、龙友（杨文骢）肩随”之语。时至今日，作品已颇罕见。

书画见于《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二幅：青岛市博物馆藏山水绢画，南京市博物馆所藏山水扇面。南京市文物商店藏赠其妹婿杨文骢的山水扇面。弘光元年（1645）四月，杨文骢将此画转赠给万寿祺，并题识云：“衣白与瑶草皆传大痴一灯。衣白以古胜，瑶草以秀胜，皆是上座。此扇于文渊阁中赠余东行，年少见而悦之，因以相赠。乙酉四月，杨文骢识。”语虽寥寥，却颇关涉南明人物之间的关系。

安徽博物院藏马士英《仿沈周山水图》画轴（见图），纸本墨笔，右下钤“绸庵经眼金石书画记”鉴藏方印。画置景远山近水，山下矶渚，坡壑横陈，呈现江天辽阔之景。近景为疏林、水榭散落江渚之间，风情别具。有题跋：“白石翁为曹庭画，学倪迂笔而古健过之。雨后临此，形神俱似奇绝。丁丑秋日题马士英。”知作于崇祯十年（1637），时马士英正落魄于金陵。自诩为“形神俱似”的“奇绝”之作，尤可见自负之态。

前人对于马士英的书画多有题咏，黄裳《马瑶草小记》曾有辑说。之外，近人黄协埙（式叔）《鹤窠村人诗稿》卷四见《马士英画》诗云：“烟云苍古笔纵横，秽史流传世共轻。徼幸江南冯玉英，千秋红粉著才名。”感叹马士英的画名淹没于政治恶名之中。诗有注语：“士英为世所鄙，骨董家得其画幅，改题秦淮女郎冯玉英，人遂以兼金购之，见《图绘宝鉴》。”又有姚茫父（华）《抚马瑶草山水扇因题》诗云：“艺苑人人说贵阳，功名文采两郎当。只今淡墨残山里，不及桃花压扇香。”既称赏其才，复惜其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时世变迁，马士英画作会偶见拍场，价格不低。

马士英山水《大千世界》，绫本立轴，现为金陵天渡楼收藏。

马士英后世纪念

民国修《修文县志》有：“马家桥，在城（修文县城）东十五里，马腾海建。上倚金钟山，下跨鸡心石流来之水”；“马文卿祖墓，在城东十五里石安寨右侧。文卿，明代官御史”；“马世英祖墓，在修文中南区第五保石鞍寨右侧，有马世英阁老祖墓一冢。形势颇佳，乡人名曰交椅穴”之记载。如今，马腾海所建之古桥——“马家桥”早已损毁，但作为一个大地名却永远地留存了下来。石鞍寨的“马文卿祖墓”、“马士英阁老祖墓”早已难觅踪迹，询之当地村民却一脸茫然。幸有县志确载，否则人们连“马家桥”之来历都难以道明。马家桥、石鞍寨原为明代贵州卫属下谷七堡辖地，即马云龙隐居之所，亦为马氏卜葬家人之“风水宝地”。之后其裔孙迁往贵阳、马家寺等地定居，马氏家族在此销声匿迹。

民国修《贵州通志》记载：马云龙（马士英祖父）之墓在贵阳府城南观风台侧。而郭子章所撰马云龙墓志则指明葬地“起龙山”，也许就是贵阳观风台的前称。观风台，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贵州巡抚毕三才建亭其上，郭子章题亭额曰“观风”而得名。1928年建无线电台于其上，尚存明代马福及其子马云龙墓。后观风山麓辟为住宅区，其亭台、古墓等荡然无存。又据贵阳师专中文系主任刘隆民教授介绍：“在今贵州省老干中心附近，有两个名胜，一个是卢涛的半日山庄，另一个就是马士英墓”。“我曾向马士英的后代贤伟先生打听，他也不清楚，只听说长辈曾去上过坟”，“因马士英被清军杀于福建，其棺难于运行千里到贵阳安葬，马士英墓，无论在贵阳哪里，都可能只是个衣冠墓”。关于马士英传说，如马士英回乡至观风台祭扫祖墓，于山寺中“指认前身”，老贵阳北门城隍庙前，马士英家人曾居住于此，街道得名“一品坊”等等。

据《贵阳府志》明陈（文学）汤（冔）二马（廷锡、云龙）吴（淮）传中，有“马文卿……孙羲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举人，官知县”，《砀山县志》历任知县中有：“马羲浩，定番人，举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任”。马羲浩寄学定番州（明清贵阳府所属州县之一），任官砀山知县；《贵阳府志·选举》举人表中有：“乾隆三年（1738年）戊午科，贵阳，马瑹，羲浩孙，官知县”。四年后，马瑹高中壬戌科进士。至马士英之后，贵阳马氏家族再无与之相埒的达官显贵，谁也不会去深究传说的渊源了。

贵阳城内黔灵西路马家巷，就是马士英的花园宅第。过去的马家巷是一条专门前往马府的死胡同，后来巷子被打通，一头连着毓秀路，一头连着黔灵西路。随着马氏家族的衰落，马府风流早被风吹雨打去，主人后裔不知迁徙何地。

马家寺，即今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马堰村马堰寨。道光年修《贵阳府志》载：“马家寺寨，在（贵阳）城北四十里。原名麦架下寨，因万历四十年（1612年）马文卿建寺，更名焉”，“马家寺，在马家寺寨后，有将军殿、金刚台，里人马文卿兄弟建”。据世居当地的顾怀正老人介绍：马家寺，也叫马家祠，是“马阁老”（谓马士英）家的祠堂。这个寨子里，建有家祠的只有顾、马二姓。当年马家有名有势，所以寨子就取名马家寺。在清咸同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时，太平军入寨，将顾、马二姓的祠堂放火烧毁了。后来，两姓人家再无能力修复家祠。寨子后山马家寺的雕花基石尚有几块，还有遗迹可见。又据自称“马阁老”后人的马尚全家人说，他们的老祖公原来居住在修文马家桥，马家寺是马阁老修建的，家里的人就从马家桥迁入此地居住。在反乱年间，马家几乎被杀绝。原来的族谱存放于祠堂，祠堂被太平军放火烧毁时一同毁掉了。寨子附近还有许多老祖坟，也分不清是哪一代老祖公、老祖太的坟，曾有贵阳等地的马氏人家来这里上过坟。

1986年，国家曾到马堰一带进行过文物普查，在马家寺寨（今马堰村）附近佛牙洞侧“石墓坟”发现明清时期立有碑记的马氏古墓群。其中，有“万历丁已（1617年）仲春”、“明诰封太淑人马母越氏墓”，因碑石风化严重，立碑人名无法辨认；一座为无法辨认立碑时间及立碑人的“明诰封太淑人马母□氏墓”；另一座明墓碑石风化更堪，碑文都无法辨认，相邻的还有一些难确认的土坟堆。明墓碑石材质为白棉石，系整块石材雕刻，上仿歇山顶，有瓦檐、门柱，碑面凹进，碑文镌刻较浅，下仿须弥座束腰，镌刻有卷云纹，民间谓之“神龛碑”。其余碑记格规格大小相近。石墓群中有“嘉庆丁丑年（1817年）八月吉日立”碑的古墓葬三座：其中一座碑记为“高祖勇略将军伯□马公墓”，立碑人为“男德元、贞，曾孙履豊、升祀”，碑面刻有“生于明万历庚申年十一月九日；卒于清康熙戊□年九月二十一日”两行小字(“□”为无法辨识文字)，墓石为青石，墓碑则为白棉石。另一座墓为“安仁马公之墓”、“侄履豊、升祀”。这些明清古墓早已被盗掘，有的碑石残破，倒置墓前，惨不忍睹。但这些古墓葬可以证明马氏与贵阳越氏联姻事实。“明诰封太淑人”为明代三品官员的母亲或祖母封号，在明万历年间贵阳马氏家族中，只有御史马文卿才能达此品级，似与马文卿有关。“勇略将军”之封号，也许是南明弘光时马士英“请荫内官三人”而获取之封号，此墓是否马士英获得封荫的其中一子之墓（根据其生卒年之记，疑为马銮墓），还有待于贵阳马士英家族谱的现身，才能确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