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又霖

黎又霖人物生平

黎又霖（1895-1949），初名幼林，字万里，贵州黔西人，是中国唯一的六重党籍革命烈士，曾先后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民联、民盟、民革、农工党等党派。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福建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长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曾担任过《民生报》主编、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负责人等职务。1949年11月27日，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于“白公馆”后山松林坡。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农历七月初七日，黎又霖出生于黔西县城关镇南后街一书香之家。父亲黎斗恒，系前清秀才，辛亥革命时，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同盟会贵州分会自治学社黔西分社社员。父亲根据启蒙书籍《幼学琼林》给他取名“幼林”，3岁教他识字，6岁入私塾启蒙读书。幼林聪明好学，记性特好，先生教的课文领读两遍他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在学堂里成了先生和同学们都喜欢的好学生。1911年，16岁的幼林毅然抛弃旧学，到贵阳南明学校求学，临行前，父亲便将“幼林”改为“又霖”，取久旱逢甘霖之意，并为他取字“万里”，希望他鹏程万里，成为国家栋梁。

1915年，黎又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在北京，黎又霖受进步思潮影响，和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黎又霖积极投身集会和示威游行，登台演讲，参加了火烧曹汝霖住宅的活动，写下了“人生不唱大风歌，莫使年华逐逝波”等豪迈诗篇。1919年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黎又霖经国民党元老黄季陆介绍加入国民党。

从北大毕业后，黎又霖目睹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心忧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活动加剧，常思救国之路。他认为只有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促使北伐成功，中国才能统一，民族才能富强，遂投笔从戎，在黔军袁祖铭部任秘书，多次劝谏袁与孙中山合作，共策北伐，由于袁犹豫不决最终没有实现，黎又霖便脱离袁部，毅然随四十三军军长李桑参加北伐，任所部教导师杨其昌师长参谋。北伐中黎又霖一路风餐露宿，常常不得安眠，杨其昌劝他注意身体，黎又霖却说：“不打垮北洋军阀，不结束封建军阀割据，怎能睡得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黎又霖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大骂蒋介石太没良心，毅然离开军政界，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其间曾担任过《民生报》主编、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华侨工商学院总务长等职。

1931年，黎又霖去广州参加国民党非常会议，会上与柏文蔚、王葆真相识，过后黎又霖长期与他们组织国民党中的左派在安徽、上海一带宣传民主革命，开展倒蒋活动。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黎又霖受邀奔赴福建参加革命政府的工作。但福建事变很快以失败而告终，黎又霖不得已辗转在滇军、黔军中寻找出路，曾任黔军驻汉口办事处处长等职，最后又回到上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黎又霖辗转到重庆，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联系。在董必武领导下，1939年春黎又霖开始以中共地下党员的隐蔽身份开展民主革命工作，在搬迁到綦江的国民党军委会战工作干部训练团任上校政治教官。1940年1月发生国民党特务屠杀战干团学员惨案后，黎又霖回到重庆，参加沈钧儒等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利用其堂兄黎季云在重庆聚康银行、侄女婿蒋华村在汇通银行的有利条件，在工商界、金融界人士中开展革命活动。他还常去教育界梁漱溟办的勉仁学校、杜钢百办的草堂国学专科学校开展工作，结识了进步人士陶行知、李公朴等。

1943年初，谭平山到重庆。黎又霖向友人借得一所房屋供谭老居住，并常常与谭老促膝谈心。黎又霖与王若飞是同乡，友谊甚笃。1944年5月王若飞到重庆，11月成立了中共重庆工委，王若飞任书记，致力于国内团结工作，曾三次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期间黎又霖积极协助配合王若飞工作，生活上更是百般照顾。

1945年10月28日，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推动下，以杨杰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及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经董必武同意，黎又霖加入了民联，同时又经鲜特生、邓初民介绍加入民盟（盟号是1193）。1946年初，民联中央迁往上海，民联重庆地方组织“临时工作组”成立，黎又霖为临工组成员。1947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黎又霖为民革地下工作委员会成员并任民革四川省委负责人，受命以重庆聚康银行业务专员的身份从事军运，策反和营救被捕难友等工作，策动川滇黔军事起义活动。在内战爆发和特务横行的严峻形势下，黎又霖与中共领导机关的联系被割断，他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与原南方局统战组留重庆的彭友今、汤逊安取得联系，确定了“隐蔽精干、积蓄力量、扎稳脚根、伺机而动”的方针，采取个别联系、小型聚会沟通情况，把不同渠道得到的情报及时转给重庆地下党组织。

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明显优势，国民党报纸却造谣宣传国民党军队的所谓胜利。杨杰与黎又霖、甘祠森商讨召开时局讨论会，明辨形势和西南四省的任务。通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四川是西南四省关键，如果蒋介石不能掌握四川就无法在其他三省立足，会议确定了“保川拒蒋，迎接解放”的任务。尔后，他们不定期举行“转转会”（形式是轮流请客吃饭），使民联和民革党员认清形势、精诚团结、坚持斗争，配合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反蒋。

1949年2月，黎又霖前往滇、黔联络同志准备策动军事起义。3月初抵达贵阳，获悉蒋介石要将大方县境内的羊场坝发动机制造厂迁往台湾，特地绕道毕节、镇雄找张吉坞、安问石等组织民众武力，阻挠该厂迁台。筹备就绪后，又与吴雪俦、双清等同志联系，商议迎接解放军解放贵州的工作。6月，黎又霖赶回重庆和杨杰、何鲁、周均时、张镇宇等聚会，商讨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迎接解放事宜，同时参与筹建民革川东分会和民革川东纵队，黎又霖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在此期间，黎又霖与鲜恒等积极协助营救囚禁在军统重庆集中营的革命同志，田一平、仲秋元、胡春浦、唐弘仁等20余人获释出狱；参与策动杨森20军和潘文华23军及44军起义活动；支持侄女婿蒋华村竞选上重庆粮食工会理事长，掌握粮食供应、库存，控制了工会。

黎又霖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常年在外，无暇顾及家人，其父去世，他忍住悲伤回信给家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我今重任在身，岂能返家奔丧，望家中勿念。”唯一的女儿黎世华14岁时，经他人引见才与父亲见面。

1949年夏，在杨杰的领导下，黎又霖在四川涪陵县新庙镇组织成立了“民革川东特区游击队”，经常往返于云贵川三省之间。他们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在杨杰身边安插特务以司机身份作掩护，骗取杨杰的信任，对他们的一切行动进行监视。

1949年7月初的一天上午，黎又霖在重庆朝天门发现有特务盯梢，便上了一只木船到江北嘴换船，下船后绕小巷迂回了十几里路，摆脱特务后，才安全转到建川中学（江北郊区）找到了邓后炎。黎又霖发现自己暴露后，仍四处活动，有同志劝他暂避一时，他说：“天快亮了，要坚守岗位。”还劝说其他同志要不怕牺牲，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的时机，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8月19日，打进民革内部的军统特务严守三（化名李森）谎称“民革”上海方面派人来川联络，接头地点在重庆临江门戴家巷，黎又霖不知是计如期会晤，严守三送他出来时，特务左志良便率人围上来将他逮捕，同时假装将严守三也逮捕。

黎又霖被捕后，次日被转解到重庆歌乐山麓的军统集中营白公馆监狱，铐上18斤重的铁镣，单独囚禁在二楼一间小牢房内（后转禁楼下平三室）。国民党特务急于想从黎又霖身上打开缺口，以破坏民革在川、渝整个组织。从黎又霖被关进白公馆监狱的第二天起，先是以“释放”、“自由”、“升官”、“发财”为诱饵，遭到严辞拒绝后，便施以酷刑。在监禁的日子里，黎又霖先后受刑30余次，平均三、四天受刑讯一次，最残酷的手段是用铁刷子烧红刷其胸背，当黎疼痛难忍之时，便授以纸笔、令其招供。面对严酷的刑讯，黎又霖多次咬破嘴皮，无数次昏迷，始终未向敌人吐露半句有关组织和同志的情况，曾三次写上：“没有说的，请枪毙！”在敌入严刑逼供和艰苦的监狱生活折磨下，黎又霖身体十分虚弱，入狱不到一月，便大病一场，几乎病死狱中。但他信仰坚定，情绪乐观，毫不气馁，仍关心、鼓励其他同志、战友，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严守组织机密，视死如归的高尚品格。他认识和知道的党内外人士，没有一个因他被捕而受牵连。

“民革”在川康的活动被破坏后，徐远举将全部材料签报毛人凤，转呈在重庆山涧林园的蒋介石审处，蒋批准将黎又霖等四人秘密处死，由重庆卫戍军司令部处理。

在新中国已经成立的黎明时刻，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3天），国民党反动派在逃离重庆之前，对囚禁在军统集中营的300多位革命同志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黎又霖和其他烈士被特务带出囚室，黎又霖被铐上手铐，拖着沉重的铁镣，路过“平二室”时，他气宇轩昂地向难友们挥手告别：“蒋介石就要完蛋，同志们，再见！”接着他用力举起右手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被枪杀在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时年54岁。

11月30日重庆解放，刚从敌人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王国源同志，在白公馆监狱平三室牢房的隐蔽处，发现了一张巴掌大的纸片，那上面用竹签子笔写着几行感人肺腑的诗句。经确认，它是黎又霖烈士在牺牲前两天，即1949年11月25日在狱中写下的绝命诗。

卖国殃民恨独夫，一椎不中未全输；

锒铛频向窗前望，几时红军到古渝。

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

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