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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崧

唐景崧人物照片

灌阳名人唐景崧介绍

爱国将领
清末爱国官员、将领

唐景崧(1842年1月8日—1903年3月2日),字维卿(又作薇卿),号南注生,广西灌阳人。清末爱国官员、将领。

唐景崧于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授吏部主事。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入侵越南北圻,唐景崧自请出关赴越南招刘永福黑旗军,取得成功。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唐景崧率领景字营投身战斗,在越南北部的山西、宣光等地抗击法军,虽未获大捷,但亦给予法军一定打击,故在战争结束后被清廷赐号“霍伽春巴图鲁”,提拔为福建台湾道兼按察使衔,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式赴任台湾,光绪十七年(1891年)迁台湾布政使,光绪二十年(1894年)署理台湾巡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缔结《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唐景崧被台湾军民推举为抗日政权“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在乙未战争初期抵抗日军,但基隆失守后就仓皇内渡,被清廷勒令休致回籍。晚年居于桂林榕湖畔,一度与康有为过从甚密,曾主持广西体用学堂教务,并热心于戏曲革新,改良桂剧。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唐景崧病故于广州,享年61岁。遗著有《请缨日记》《诗畸》《迷拾》《看棋亭杂剧》等。

唐景崧人物生平

早年生涯

唐景崧祖籍湖南东安,清顺治年间,先祖唐纯明迁居广西桂林府灌阳县江口村,世代经商。到唐景崧的祖父唐廷植时,开始读书应试,但未能中进士,遂以教书为业。唐廷植之子唐开旭亦仅中举人,不得不袭父业教书。唐开旭娶桂林处士沈家礼之女为妻,于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42年1月8日)生下了长子唐景崧,此后又生下唐景崇、唐景崶两子及六女。唐开旭在桂林府城中的燕怀堂给商人王诚仁的子弟教书,唐景崧兄弟也在桂林府城长大,给王家子弟当陪读,由此接受祖父和父亲的启蒙教育。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乡试中,唐景崧考中解元。同治四年(1865年)赴京参加会试、殿试,考中二甲第八名,赐进士出身。接着参加朝考,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唐景崧的两个弟弟也相继中进士、点翰林,遂有“同胞三翰林”的佳话。

经过庶常馆的三年学习,唐景崧于同治七年(1868年)四月参加散馆考试,因名次靠后而无缘翰林院,分到吏部文选清吏司当候补主事,一当就是十余年。期间,唐景崧与同乡龙继栋等好友喝酒、赋诗、猜谜、看戏,虚度岁月。

请缨赴越

光绪四年(1878年),唐景崧返乡丁父忧。光绪六年(1880年)夏回京就职。此时中国四郊多垒,面临边疆危机,西北中俄关系紧张,东南又有日本吞并中国属国琉球,而南方则是法国蚕食另一属国越南。唐景崧在北京郎潜吏部期间,就与好友礼部主事黄晓眚(黄殿荃)常常谈论越南问题,为此取了一个叫“南注生”的号,反映其关注南疆之志。

光绪七年(1881年)冬以后,由于法国吞并越南北圻的图谋昭然若揭,清廷高层亦开始关注越南问题。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越南贡使阮述(阮飞熊)一行来华朝贡,唐景崧借机与之展开交流,得知法国对通航云南的野心以及刘永福之黑旗军对越南的保护之功。 同年春,法国军官李维业(李威利)入侵越南北圻,企图剿灭阻碍红河航路的刘永福,从而使整个越南成为法国保护国。李维业攻陷了北圻重镇河内(法国称“东京”),越南向清求救,清政府亦决定出兵干预北圻事变,命滇、桂两军以剿匪为名进驻越南北部地带。当时,清廷高层及主要封疆大吏都着眼于巩固中国边防,而唐景崧则主张联络刘永福以救越南。为此,他于七月初九日分别向两名军机大臣宝鋆和李鸿藻投递说帖,得到后者的赏识。七月十九日,唐景崧按照李鸿藻的建议,将说帖改写为奏折,效法汉代终军请缨出使南越,自请出使越南联络刘永福,说服他出兵袭击已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南圻,以解北圻之急。

奏折于七月二十八日晚递上,慈禧太后将奏折留中不发,但不露声色地派他出使越南,于八月初五日下旨令唐景崧“发往云南,交岑毓英差遣委用”。 唐景崧认为慈禧太后的言下之意是让他去与云南相邻的刘永福驻地保胜(今越南老街),所以唐景崧没去云贵总督岑毓英那里报到,而是径直去了越南,准备完成密使越南的任务后再进入云南。 十一月初十日,唐景崧在广州谒见两广总督曾国荃,曾国荃盛赞其请缨奏折是“三十年来无此文”,答应予以协助。曾国荃提供给唐景崧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建议唐景崧先赴越都富春(即顺化),再去保胜找刘永福,同时派熟悉越南的轮船招商局广州分局人员周炳麟陪同唐景崧前往越南,又派黄国安和唐镜沅从广西龙州出关赴保胜,帮唐景崧先探消息,然后与之会合,最后赠给唐景崧路费三百两。十一月二十日,唐景崧向曾国荃辞行,踏上密使越南之路。

联络永福

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四日(1883年1月12日),唐景崧、周炳麟抵达富春,受到轮船招商局驻富春官员唐廷庚的接待。唐景崧意在试探越南阮朝的抗法意志及其对刘永福的态度,越王阮福时因唐景崧无清廷明旨,害怕得罪法国,就不见唐景崧,而是派两名高官阮文祥和陈叔讱代为接见。经过十二月初五、初六、初九日三天笔谈,唐景崧判断越南君臣“昏愚萎靡,战守绝无经营,即议和亦毫无条理”,对法国畏惧如虎,对中国则心存疑惧,也不敢接济刘永福,完全是烂泥扶不上墙。十二月初十日,唐景崧离开富春,因曾国荃已致函告知法国驻华公使宝海正在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谈判越南问题,唐景崧认为局势缓和,暂时不必前往保胜,便决定先回广东谒见曾国荃,完成了《越南情形稿》,曾国荃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建议改写为奏折。十二月二十九日,唐景崧将《奏为详度边情敬陈管见恭折仰祈圣鉴事》一折呈曾国荃代递。在奏折中,他反对宝海和李鸿章分割北圻的草约,并提出了暗中接济刘永福军火、鼓舞刘永福抗法、团结旅越华商、在越南屯田、加大对越南事务的财政投入力度等五条建议。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唐景崧偕黄赞勋、蔡冰鉴自广州启程,从海阳(今越南海防)再入越南,准备赴保胜见刘永福。刘永福得知唐景崧系奉旨来见,便托唐镜沅请唐景崧不必前往保胜,将会晤地点定在越南的山西省(今越南河内山西市社)。二月十四日,唐景崧抵达山西,翌日会晤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三月初八日,刘永福领兵来见。唐景崧了解到刘永福在中越两国都受排挤的尴尬处境后,于翌日向其提出三策,上策是割据北圻七省称王,请求中国册封;中策是进军河内、击退法军;下策是固守保胜,兵败再投奔中国。刘永福经过几天思考,在三月十三日会晤唐景崧时决定选择中策。唐景崧还着手协调刘永福与其上司黄佐炎之间的关系,促成刘永福接受黄佐炎调遣,进攻当时被李维业占领的河内省城怀德府(今越南河内)。

就在唐景崧联络刘永福期间,清廷接到了岑毓英批评唐景崧“擅自径往越南,深为可虑”的报告,总理衙门和慈禧太后分别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和二月十七日催唐景崧迅速到云南听候差委,岑毓英也写信劝唐景崧入滇,并警告其“挑刘召衅”的严重后果。唐景崧在二月十六日接到总理衙门的指令,暂不理睬,三月二十二日接到岑毓英的信函,回信表示“有祸惟自当之”,四月初五日接到慈禧太后的旨意,只好启程回国。刘永福听说唐景崧回国,“既骇且疑”,致函表示如果唐景崧回国,他将返回保胜,唐景崧返函劝其“念一身、念子孙、念中国、念越南”,顾全抗法大局,坚定其抗法决心。刘永福受到唐景崧之鼓励,遂于四月十三日在怀德城外取得纸桥大捷,斩李维业。唐景崧途中闻讯,喜极而泣。他还为刘永福作讨法檄文,提出“当为中国捍蔽边疆,当为越南削平敌寇”的口号。

四月二十二日,唐景崧行至谅山,驻扎当地的桂军统领广西布政使徐延旭挽留了唐景崧,并上奏折请求唐景崧留在驻越桂军中,广西巡抚倪文蔚也上了同样意思的奏折。此时纸桥捷报亦传入北京,慈禧太后对唐景崧刮目相看,乃于五月二十三日准了倪文蔚等的奏折,唐景崧便留在越南。

率军抗法

在清廷谕旨下达之前的光绪九年(1883年)五月初六日,唐景崧从谅山前往怀德城外的黑旗军营,再次会晤刘永福,安抚伤员,鼓励士气。但是,清廷仍坚持消极对待黑旗军、以免给法国口实的方针,所以黑旗军无法乘胜追击,收复河内。在此期间,刘永福将叶成林、朱冰清等200余名黑旗军分给唐景崧,号为武炜营(后分出武炜副营),又经广西巡抚徐延旭奏请,广西提督黄桂兰所统四营归唐景崧节制,唐景崧开始带兵,共辖六营。七月,由波滑统帅的法军主力二千人来援河内,十三日在怀德城外展开激战。唐景崧与刘永福并肩作战,取得胜利,但因突发洪水,唐景崧撤至山西,刘永福则撤至怀德和山西之间的丹凤。八月初一日,法军进攻丹凤,同时佯攻山西,黄佐炎认为山西省城要紧,而唐景崧则识破法军计谋,出动桂军黄云高、田福志两营救丹凤,取得胜利。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赏四品衔,以奖其功劳。

然而,此时风云突变,孤拔率法国海军兵临富春,迫使越南新王阮福昇签订《癸未和约》,明确越南为法国保护国,随即越南朝廷派阮仲合传令北圻,停止抗法。另一方面,岑毓英以山西为法军兵锋所及,请求退守,清廷批准,于是滇军从山西撤至兴化(今越南富寿省三农县兴化市镇)、大滩。八月十一日,刘永福退守山西。九月初,唐景崧自山西赴桂军驻地北宁,正式接管桂军四营,并嘱咐北宁官民如果阮仲合来就杀了他,因此阮仲合不敢入北宁。九月二十二日,清廷震怒于法国逼迫越南签订新约,对法转向强硬,公开下旨嘉奖刘永福和唐景崧,并给刘永福拨饷银十万两。但统领的桂军黄桂兰、赵沃与唐景崧不和,在十月阻挠唐景崧从北宁带兵前往山西,未能成功;徐延旭也不肯在朝廷饷银下来前给刘永福拨款垫付,并催促唐景崧、刘永福进攻河内。唐景崧则作固守山西计,并请求滇军张永清率兵来援,防守山西的滇、桂、黑旗军共六千多人,黄佐炎统率的越军两千多人。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五日(1883年12月14日),孤拔率六千多名法军进攻山西,中法战争正式爆发。由于法军势大且桂军不救,经过三天激战,山西失守,刘永福、唐景崧先后逃至兴化,相拥而泣。十二月十五日,唐景崧赴保胜会晤岑毓英。是年除夕夜,唐景崧在山西上书北京高官,提出两策:如果放弃越南,就直接占领越南北圻诸省;如果保存越南,就出兵直捣富春,推翻亲法傀儡政权,扶植新君。但未见采纳。

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唐景崧偕岑毓英南下兴化,与刘永福一起守城。此时法军由米乐统率,转攻北宁,唐景崧劝刘永福捐弃前嫌,和他一起去救援北宁,于二月初五日抵达。唐景崧就防守问题与黄桂兰、赵沃发生争执,判断二人无法守住北宁,便于二月十二日带亲兵二十人北上谅山,面见广西巡抚徐延旭。二月十五日,北宁告急,唐景崧在回援北宁途中得知北宁失守的消息。二十日,唐景崧折返谅山后,应徐延旭之邀,在其幕下帮办营务,二十九日正式任命为总理前敌营务。唐景崧赶赴谅山南面的屯梅一带,布置从长庆府到观音桥的防线,自己则坐镇于巴坛岭,以拱卫驻越桂军的最后据点——谅山。四月,徐延旭被问罪去职,潘鼎新接任广西巡抚,唐景崧亦得病,于五月初四日入镇南关,在广西龙州养病。潘鼎新与唐景崧关系不睦,唐景崧有去职之意,但在七月得到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鼓励,继续坚持在越南抗法,在七月十六日新募四营,号为“景字营”(或景军)。在张之洞的建议下,清政府加授唐景崧五品卿衔。八月二十日,唐景崧领兵出镇南关,直奔宣光,驻扎于三江口,十一月初七日与同来攻打宣光的刘永福会合,张之洞准给唐景崧增加两营。唐景崧提出围城打援之策,自己与滇军会攻宣光,黑旗军负责在左育打援。经过三天苦战,清军攻克周边炮台,但未能拿下城堡。张之洞来函催促攻下宣光城,从十二月二十八日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一日,唐景崧、丁槐等指挥清军六攻宣光,仍未攻陷。在此期间,法军从桂军手中夺取谅山,得以分援宣光,刘永福在左育打援失败,唐景崧于正月十七日撤至宣光省城西北的沾化县。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唐景崧退保高平省牧马。当月,黑旗军在临洮、桂军在镇南关取得胜利,张之洞给唐景崧增加四营,黑旗军将领黄守忠两营归附后又增两营,唐景崧的景字营遂扩充至十二营。唐景崧受清军捷报鼓舞,决心攻取太原,但此时中法停战协定已签署,清廷下旨全线班师。唐景崧对此不满,请求暂缓撤军,但被清廷拒绝。唐景崧不得不按清廷要求,于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九日(1885年5月3日)撤回龙州,结束了两年半的“请缨”生涯。唐景崧后来感慨“请缨之志,终憾未偿”。

任职台湾

唐景崧班师入关后,按清政府要求先后裁撤了九个营,并劝说刘永福离开保胜,率部至广州听候调遣。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日,清廷命唐景崧随内阁学士周德润赴云南负责中法勘界事宜,十月十八日以战功补授福建台湾道兼按察使衔。此时唐景崧在南宁会晤刘永福,十一月二十二日启程赴云南勘界,翌年九月二十二日结束勘界工作。 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一月十四日,清廷以战功再赏唐景崧二品衔,并赐号“霍伽春巴图鲁”。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初一日,唐景崧抵达台北府城,四月初九日接印任事。他上任后,协助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开发台湾的事业,如清丈土地、“开山抚番”等。刘铭传对唐景崧所做的工作甚为满意,向朝廷建议对唐景崧“交部从优议叙”。另一方面,唐景崧在台湾创斐亭吟社,大开雅集,结交了许南英、丘逢甲、施士洁等台湾文士名流。

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因台湾布政使邵友濂内渡养病,刘铭传便推荐唐景崧署理台湾布政使,七个月后实授。翌年二月,光绪帝命唐景崧来京陛见。四月十三日,唐景崧回到阔别十年的北京,逗留两个月,受到光绪帝两次召见。任内监修《台湾通志》《台湾澎湖志》等台湾地方志书。此外,唐景崧还刊刻了父亲、自己和儿子的诗文合集《得一山房四种附一种》,包括他在中法战争期间所写的《请缨日记》。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光绪帝将驻扎汕头的南澳总兵刘永福调到台湾,负责与唐景崧一起协助台湾巡抚邵友濂办理军务。但唐景崧与邵友濂不和,唐景崧的意见往往被压制,所以唐景崧在九月奏请带兵北上前线。但光绪帝则命令唐景崧接替邵友濂,署理台湾巡抚。九月二十二日,唐景崧接篆上任,积极布置台湾防务。他与驻扎台南的刘永福、驻扎台中的林朝栋等将领通力合作,购买枪炮弹药、命丘逢甲组建义勇军,与富商林维源协商团防,请求将福建候补道杨汝翼所率2500名湘军调入台湾,驻防鹿港。

抵抗日本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十日,清廷为了挽回岌岌可危的战局,命两江总督张之洞和唐景崧商议直捣日本本土之策,经过七天研究,唐景崧和张之洞一致认为不具备攻日的条件,清廷不得不放弃此计划。 正月二十三日,日军攻陷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清政府被迫派李鸿章赴日求和。马关议和期间,日本为了迫使中方割让台湾、澎湖,在停战协定中故意不将台湾、澎湖包含在内,并于二月二十七日进攻澎湖,经过激战,于两天后占领澎湖。唐景崧自请严处,光绪帝免其处分。面对日军压境,唐景崧竭力布防,但深知“论台之力……久支强寇,实无胜算,略可恃者,军民心尚固结耳”。

三月二十日,唐景崧听到城下之盟即将缔结、台湾、澎湖即将割让的传闻,便电奏反对割地,请求再战;同时又发了一封代台民申诉的电文,申明台湾人民保台御寇的决心。但清廷已决意不惜割地等代价来达成和约,李鸿章在三天后就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唐景崧在前一天已从张之洞那里得知条约内容,“立时气绝”。《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入台湾后,丘逢甲当下血书“抗倭守土”四字,并召集绅士千人至巡抚衙门递请愿书,呼吁唐景崧以武力抵抗日军,唐景崧将他们的两次请愿书都转告清廷。此时,唐景崧病急乱投医,想出了将台湾矿产抵押给欧美列强、请欧美列强依据国际法来“从公商断”、在台湾给欧美列强划定租界、请法、德、俄保台等不切实际的方法,终究没有阻挡台湾沦陷的步伐。四月二十六日,光绪帝命李经方去台湾,负责交割事宜。翌日开缺唐景崧,令其来京陛见,并且大小文武官员内渡大陆。

台湾军民都不愿被日本统治,遂按陈季同的提议,依据国际法中“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的规定,准备推唐景崧为领导人,立“国”保台。四月二十九日,台湾士绅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誓言“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宣布建立抗日政权“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总统。唐景崧决定应允台民请求,暂缓内渡,领导抗日,等事定后再到北京席蒿待罪。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唐景崧在巡抚衙门北向望阙,然后就任“总统”,大哭而入。他定年号为“永清”,寓意永远尊奉清朝,并任命刘永福为大将军,俞明震为内务大臣、陈季同为外务大臣、李秉瑞为军务大臣,派姚文栋前往北京,报告建“国”情形。此后唐景崧继续以清朝官员身份,将要事奏报清廷。

五月初六日,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指挥的日军在基隆澳底登陆,台湾保卫战正式打响。镇守此地的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已在三天前撤军内渡,唐景崧派吴国华、俞明震去抵抗日军,至五月十一日兵败于狮球岭,基隆陷落,台北门户八堵亦失守。台北人心惶惶,“总统府”护卫营亦发生哗变。五月十二日,唐景崧面对难以收拾的局面,穿戴巡抚朝服,在北向叩拜后准备开枪自尽,被家仆聂升所救。其时俞明震等主张唐景崧退守新竹,林朝栋、刘永福也主张坚持抗日,但唐景崧已带着几名家属、亲兵,在深夜变装逃走。其时台湾军民正在搜查内渡逃官,唐景崧一时无法上船,后在在沪尾(今台湾淡水)遇一德国得忌利士洋行买办薛某,藏进洋行。有士兵听说唐景崧藏在洋行,准备进去搜查,洋行遂将唐景崧混入洋行护卫队中,穿上洋服,登上德国商船“驾时”号,于五月十五日抵达厦门。

晚年去世

唐景崧在厦门稍事休息后,又乘坐“驾时”轮北上,于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二十七日抵达江宁,拜会两江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电奏清廷,请示唐景崧是否还入京陛见,清廷于五月二十九日回电勒令唐景崧“休致回籍”。唐景崧得到张之洞馈赠的十万两银票,于九月离开江宁,返回桂林。 与此同时,刘永福亦内渡大陆,台南失守,台湾彻底沦陷。唐景崧赋诗“圣明未忍诛臣罪,衮钺何妨听后人”,直到临终前数日仍然“呜咽追诵之”。

唐景崧住在桂林府城榕湖南岸的五美堂别墅中,组建桂林春班,改良桂剧,沉醉于戏曲之中,并曾短暂出任经古书院等书院的山长。光绪二十四年(1897年),随着康有为第二次来桂林讲学,唐景崧开始与康有为、岑春煊等人过从甚密,参与创立圣学会及《广仁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广西巡抚黄槐森建体用学堂,唐景崧参与其创建,并被聘为主办堂务(校长)兼中文总教习。后来该学堂改造为广西大学堂,并成为广西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的前身。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国变期间,唐景崧与其学生马君武等试图响应康有为的勤王号召,但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而使计划流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期间,唐景崧又谋求复出为广西团练矿务大臣,由广西巡抚王之春上奏请求,但被清廷拒绝。

唐景崧听说慈禧太后、光绪帝从西安回銮北京,而主导东南互保、镇压自立军起义的张之洞受到重用,便试图赴京觐见,借助张之洞对他的赏识来谋求复出,但行至广州就染病逝世,享年61岁(虚岁为六十三岁),时为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四日(1903年3月2日)。

唐景崧轶事典故

险被父打

野史记载,唐景崧之父唐开旭因为屡试不第,愤懑不已,在三个儿子皆点翰林后,每逢监考之期,都会在门口设案而坐,不准唐景崧等去监考,以免因父子相避而使自己不得应考。不久朝廷下达诰命,封唐开旭官职,因为获封后就不能参加科举,所以唐开旭闻讯大怒,要用大杖打唐景崧三兄弟,唐景崧等赶紧逃走,并请求同乡为他们在父亲面前美言,最终免于被打。

喜爱猜谜

唐景崧是清末谜家,在当京官期间与韩芸谷、田其年、古铭猷等谜家在伏魔寺结成谜社,猜谜制谜。唐景崧后来著有《谜拾》一书,“佳者颇多,脍炙人口”,不乏“谜中绝诣”。其子侄唐运溥、唐毅斋、唐温斋等亦受其影响,沉迷猜谜,著有《谜学》《听雪书屋廋词》《卧云室隐语》等谜书。唐景崧还将猜谜之风带到台湾。

生性豪爽

唐景崧生性豪爽大方,喜欢请客。有一天,一个朋友来他家谈话,唐景崧说:“秋菊始花,霜螯正肥,愿留君一醉。”于是就让仆人出去买螃蟹,仆人皱眉回答家里连米都缺乏,更没钱买螃蟹。唐景崧马上顾左右而言他,然后到房间里把儿子帽上的银饰取下,让仆人换钱马螃蟹,最后得以与友人欢宴。

未遂刺杀

基隆陷落后,唐景崧的护卫军官湖南人李文魁策动兵变,唐景崧逃到厦门,李文魁追到厦门,伺机暗杀唐景崧。李文魁在福升馆召妓饮酒,醉酒狂欢之后来到街上。他以为唐景崧与水师提督杨岐珍关系好,就去了杨岐珍寓所,但没找到唐景崧。李文魁在街上徘徊,引起厦门营官印宝昌的怀疑。当时印宝昌正率兵在街上巡逻,遇到李文魁,询问其姓名,李文魁不回答;请其到提督署衙门,又不肯,遂吩咐随从将李文魁拿下,然而李文魁凶猛,士兵都不敢动手,其中一个有力的士兵出来搏斗,拿下了李文魁。随后从其身上搜出匕首等凶器,并审出他就是李文魁,于是就地正法。

唐景崧历史评价

正面

宝鋆:壮哉,班定远也!

张之洞:①查该主事以文学书生亲率偏师,越疆会剿,行无人之地千余里,山箐幽险,不见天日,夜堕深堑,昼逢猛虎,马蝗盈尺,噬人立毙,人马颠陨不可数计,购粮运械尤为难苦。其人数比之滇军、刘军不及其半,其后路之远近难易则又倍之。至于临战赴援,攻城夺垒,其摧锋斩获,每与诸军相埒,将士致果效命,伤亡多于他军。每有攻战,该主事皆亲履前行,其为力能用众,勇能克敌,已可概见。②臣察其为人,既能亲临行阵,深悉洋战利病、越地情形,又能筹画大局,抚驭民夷,条理井井。如此人才,实不易得!洵属可任兵事,无愧边才之选。

岑毓英:该主事以一书生,招募新集之勇,随同攻坚陷阵,不少退却,使非有胆有识,报国情殷,何能如此奋勇?查该主事率营出关之时,正值宣光、太原路梗。该主事以会剿为急,攀绝壁,逾深溪,间关崎岖,逾越圻千有余里,竟达滇营。其经过之路,地当幽僻,无粮可办,往往远至一二百里外采买,而军资、军火迢遥转运尤难。该主事身临前敌,复顾后路,节节设站,处处留兵,其筹画精详,人所不及。且冲锋陷阵,精锐伤亡如积,该主事气不少挫,激励戎行,促攻愈紧。营官哨弁奋不顾身,其牢笼驾驭,尤属有方。臣毓英与臣之洞往返函商,均以该主事值辛苦艰难之会,独能竭力国事,奋迅图功,洵属明体达用,艰巨堪膺。

丘逢甲:平心而论,唐、刘均未可厚非。是时如为身计,已奉朝命,即以地委日而去,岂不足以自全?而皆不忍去者,犹冀万一保全此土此民。非特此土此民也,台弃而天下大局遂不可问,今日胶、澳、旅、大之势,当时已早忧之,故权为自主,以振人心,丛受笑怜,亦不敢辞。然其时守台,固自守之,非为君守,固无异与存亡之义。唐变起而去,刘力绌而去,虽责以不死,以义无可殉而死也。

陈诗:赋性坦率,推诚接物……平生豪奢爱客,得钱随手辄尽……吁!保持危疆,背城借一,固一世之雄也,安可以成败论之乎?

连横:世言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信乎兼才之难也。夫以景崧之文、永福之武,并肩而立,若萃一身,乃不能协守台湾,人多訾之。顾此不足为二人咎也。夫事必先推其始因,而后可验其终果。台湾海中孤岛,凭恃天险;一旦援绝,坐困愁城,非有海军之力,不足以言图存也。且台自友濂受事后,节省经费,诸多废弛;一旦事亟,设备为难。虽以孙、吴之治兵,尚不能守,况于战乎?是故苍葛虽呼,鲁阳莫返,空拳只手,义愤填膺,终亦无可如何而已。

廖宗麟、庾裕良:在中法战争中,唐景崧以一个闲曹小吏,出于强烈的爱国感情,主动上书献策,又冒着丢官去职、瘴死域外的风险,风尘仆仆地奔走于东西战场,不但呕心沥血鼓励、协调各军坚持抗法,而且以文人而牢甲士,奋战在枪林弹雨的抗敌前线,为抗法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经历了一个封建文人从言论到实践的艰苦路程。他对中法战争的贡献,不但比只有议论而无战功的文臣高出一筹,即使战功卓著的冯子材、苏元春等武将也难于和他相匹。他的爱国热情和抗法功绩无疑是中法战争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邵雍:唐景崧在甲午战争中仍不失为一个功过参半的主张抗日的官员。他在清廷决意割台的形势下从容应付,多方筹划,稳住阵脚,渗淡经营,为台湾初期抗战在组织、动员、武器装备诸方面作了准备。

文崇礼:以热血请缨而始,以抗法、抗日立功,以改革桂剧而终。唐景崧的一生虽多有波折遗憾,然而他身上那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禀性,是他人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是值得后人纪念的永恒光辉。

负面

文廷式:唐署抚未内渡时,殊有慷慨之志,二三月间往返与余电商,余能力争以犯不测,而唐则竟不顾其言,致命遂志,其难如此。或言交割之期若延两月,台地尚可支持,实不料其如是之速也。然唐既不能筹措于前,又仓黄奔遁于后,难以逃责备矣。

易顺鼎:刘之功名实成于唐,唐之功名亦成于刘,刘一介武夫,事唐甚谨;唐则疑刘有异志,颇相猜忌,不肯假以事权。刘之声威著于天下,尤为外夷所畏,唐欲举大事,正宜引为臂助,乃不能推心置腹,以至如此,有一良将不能用,而所用将佐专择逢迎巧滑贪鄙嗜利之人,欲不败,其可得乎?

《清史稿》:景崧初说永福王越,乃自为之,竟不可以终日,虽有知慧,不如乘势,岂不然哉?

钱君晔、杨思慎:唐景崧是一个十足的腐败官僚,毫无民族意识的骗子。唐景崧本来没有任何抗日的意图,他之所以答应留在台湾作台湾民主国总统,完全是恐怕愤怒的台湾人民不放他逃走,所以采用了这一套欺骗手法,以便找机会逃跑,并借此发一笔横财。

廖宗麟:在台湾去留存亡的严重时刻,唐景崧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充分暴露了政治投机家的丑恶嘴脸。在强敌压境的紧急关头,台湾急需推举出能够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坚人物,以便有力地号召民众,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岛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即将到来的残酷战争中去。唐景崧本来就无心留台抗日,虽被台民强留,完全可以无为而治,以让贤能。但他却迷恋权位,把台湾的命运当作儿戏,欺世盗名,拉帮结派,骗取民众的信任,窃据领袖地位,从而压制了诸如刘永福等真正的爱国者。在唐景崧未逃之前,即已麻痹松懈了台民的斗志;在他既逃之后,更瓦解涣散了军心,致使台北、台中数万精兵良将,群龙无首,一朝解体,让日军得以最微小的代价,轻易占据战略要地台北府,奠定了攻占全台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唐景崧是台湾抗日民众的叛徒和罪人,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胡绳:唐景崧在十年前中法战争时,任吏部候补主事,自告奋勇到越南北部同刘永福联系。他主张利用刘永福的兵力,实际上是要把黑旗军这支产生于农民起义的部队纳入清朝统治者的轨道。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由此而在官场上步步上升。……唐景崧自命懂军事,其实只是个纸上谈兵的书生。他的腐朽的官僚习气不次于清朝的其他封疆大吏。……唐景崧的想法显然是,如果台湾为日本独吞,他立刻当不成台湾巡抚了,而如果让列强在台湾“利益均沾”,他还可能保留自己的地位。他出的这条荒谬的主意虽然未能实现,但是这条主意实际上就是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在全国实行的办法。……在因为被自己的政府所出卖而愤怒的人民群众面前,唐景崧怕得要命,他怕这种愤怒首先落到自己的头上。他是不敢同台湾省人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

唐景崧主要作品

唐景崧留下的著作如下:

名称

卷数

备注

《请缨日记》

10卷

记录唐景崧在中法战争期间的经历

《诗畸》

10卷

唐景崧任职台湾以后的“诗钟”活动作品总集

《谜拾》

2卷

收录唐景崧所制谜语共五百条

《看棋亭杂剧》

1卷

唐景崧所创作的桂剧剧本集,原有40种,现存16种

以上参考资料

唐景崧后世纪念

唐景崧故居

广西灌阳江口村有唐景崧故居,立有兄弟三翰林的雕像。

五美堂遗址

桂林榕湖南岸有“唐景崧五美堂故居遗址”,由一尊唐景崧击鼓读书的塑像和一面模拟戏剧演出的雕塑墙组成。

唐景崧墓

唐景崧墓位于桂林市东郊大圩镇江州村。20世纪60年代,大圩公社兴修水利,墓葬被毁,唐景崧与其两位夫人的遗体被挖出,墓碑、墓志及遗体都荡然无存。后来墓被新修。

唐景崧补充介绍

  唐景崧(1842.1.8-1903.3.2),字维卿,江口村人。

  从小慷慨有大志,读书非常勤奋,才学出众,清咸丰丙辰年(1856)14岁参加岁试,中第一等第一名;辛酉年(1861)19岁参加乡试,中解元;清同治乙丑年(1865)23岁参加会试和殿试,中进士,钦点翰林,并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三年后授吏部主事。因赋性耿直,不肯谄媚上官,屈在吏部20年。

  光绪八年(1882),法国侵占越南,伺机侵犯我国云南和广西。唐为捍卫祖国边疆和援助越南抗击法国侵略军,-朝廷,请缨出征。经皇帝阅准后,唐踌躇满志,于光绪九年春到达中越边境保胜,说服驻扎在此地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一同抗法。唐向刘面献三策:“越为法逼,亡在旦夕,诚因保胜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袭河内,驱法人,中国必能助饷。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刘永福采纳中策。1883年5月,唐、刘驰骋雄才武略,运筹于帷幄之中,与法军激战于河内城西纸桥,击毙法军两千余人,活捉并斩首法军大元帅李威利,大振国威。唐为r打败法国侵略军,并受命募勇4营。号“景字军”,与敌作战。

  唐援越抗法战功卓著,清朝加封他“霍加春巴图鲁勇号”,授他为台湾道道员。1891年升任台湾布政使。1894年署理台湾巡抚,晋赠光禄大夫(正一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唐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一面筹划海防,训练军队;一面激励民众,同仇敌忾。并调名将刘永福守台南,自己率兵守台北。但腐败无能的清朝0与日本侵略者签汀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唐与台湾军民义愤填膺,坚决反对,宣告自主抗日。因孤军作战,寡不敌众。于1895年6月上旬,在基隆被日军占领后,清朝廷命令唐回大陆,旅居桂林。

  唐在桂林担任经古书院山长(院长)和广西体用学堂堂务(校长),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其中马君武是他非常器重的门生。唐还在桂林榕湖旁自己的别墅里,组建桂剧“春班”,从事桂剧创作,为桂剧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1897年,康有为到桂林讲学,唐与康在桂林组织“圣学会”,创办广西第一张报纸——《广仁报》,进行变法维新宣传。唐著有《请缨日记》、《诗畸》、《谜抬》、《看棋亭杂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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