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白名人秦似介绍
秦似(1917-1986),原名王缉和。作家、语言学家。广西博白人。1940年在桂林任《野草》月刊主编。后任香港《文汇报》副刊编辑、《野草》丛刊主编。建国后,历任广西省戏曲改革委员会主任,广西省文联副主席、广西省文化局副局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是中国文联委员、广西语文学会会长,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著有杂文集《秦似杂文集》等5种,韵书《现代诗韵》,文学评论集《两间居诗词丛话》,语言文字学著作《汉语词族研究》,剧本及人物传记《沈括》、《巴土特传》等10余种,翻译小说《人鼠之间》等4种。
秦似人物经历
人们都知道他叫秦似。其实他本姓王,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的长子。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是王力的家乡。王家是一个世代读书的书香家庭。1917年10月15日,王力有了第一个儿子,起名王缉和,又名王扬。王缉和6岁就读本村小学,10岁进博白县立高小,14岁读博白县初中。由于从小博览诗书,童年时就显露出了文学天赋,进初中后,王缉和对文学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33年,他刚读玉林高中,诗歌、散文、小说都写出来了。玉林有张《国民日报》,仅一个学期,他就在上面发表了十多篇作品。1934年,他考上了广州知用中学高中就读,在这期间,他就已参加编辑香港《循环日报》的文艺性副刊“文艺周刊”,还在副刊上发表了许多诗歌。
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9月,王缉和考上了在梧州的广西大学化学系。一开始,他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还担任了西大学生会进步刊物《呼声》的主编。第二年,西大理工学院迁址桂林。国难当头,热血沸腾的他已不能安心书斋读书,便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春天,他到贵县中学教书兼做《贵县日报》副刊编辑;在《贵县日报》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针砭时弊的文章,招来当地反动分子的强烈抵制,最终被迫辞职。这期间,他还受生活、读书、新知3家进步书店的委托,在贵县设立秘密中转站,帮助把大批从上海撤出的进步书籍运往桂林、重庆等地。1939年末至1940年初,他又在藤县开设“抗战书报供应社”,不久就被反动当局查封了。
1940年2月。王缉和开始向在桂林的《救亡日报》投稿。从此署用“秦似”笔名。为何用“秦似”?了解的人都知道,“秦”,是他的母姓。而“似”是什么意思?据他说:“似”字是由“以”、“人”两字构成。他要做真正的人,“以人”的姿态屹立世界。
他最先发表于《救亡日报》的是杂文《作家二例——谈佛列达渥地利与赛珍珠》。此文一开始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和锋芒,随后署名“秦似”的作品便一发不可收了。如此,频频在《救亡日报》上出现“仿鲁迅笔法,可以乱真”(夏衍语)的秦似杂文自然引起了《救亡日报》主编夏衍的注意。爱才的夏衍便写信要秦似“尽最快”去见他。
秦似著作书目
1、《感觉的音响》(杂文集)1941,文献
2、《时恋集》(杂文集)1942,桂林春草书店
3、《在岗位》(杂文集)1948,香港求实出版社
4、《居里夫人传》(传记)1949,上海三联
5、《巴士特传》(传记)1949,上海三联
6、《牛郎织女传》(京剧)1951,广西戏曲改进委员会
7、《秋江》(改编桂剧)1956,广西人民
8、《没羽集》(杂文集)1958,作家
9、《现代诗韵》1975,广西人民
10、《西厢记》(改编桂剧)1976,广西人民
11、《秦似杂文集》1981,三联
12、《两间居诗词丛话》1985,四川人民
13、《杜甫诗歌赏析》1986,广西人民
14、《秋江》(改编桂剧,备注:此剧本由桂剧艺术团集体编著,由秦似执笔,广西省戏曲改进委员会1952年8月4日初步审定本,封面为牛皮纸,红色油印,有一幅很美的手绘画,封面手写;秋江,桂剧本,桂剧艺术团集体编著,秦似执笔,广西省戏曲改进委员会初步审定本,1952年8月4日。
目录页码由秦似亲笔手写:法诚—正旦—必正的长老女贞观长老,陈妙常—花旦—法诚的首徒,门公—正生—女贞观门公,尼—甲—花旦,潘必正—小生—法诚的侄男,进安—必正的书童,道清—花旦,道宁—花旦。场次:戏蝶,见姑,茶叙,琴挑,问病,偷诗,来奇,催试,秋江。正页共六十页,为蓝色油印,内有很多处秦似亲笔改动的唱词,此剧本为没公演和没公开出版(1956年才出版)之前的审定本,其时秦似正任广西省戏曲改进委员会主任,此剧本全书保存完整,九品相,竖排繁体线装,疑为孤本,现珍藏在湖南永州一民间爱书人士手中)
作品欣赏
《城与年》我总是不能够忘记一座城,我们县里的小小的城。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它就已经存在。它站在那儿,永远在老地方。墙的颜色褪落得不可辨认,砖块和砖块之间爆开比拇指大的裂缝,莠草从裂缝里透出来,证明它经过了很长的年代,它很古老。但它还是站在那儿,它代表一个权力,它从来不肯倒下。人们只要一看见那斑驳的城墙,就想起监狱、官、钱粮、差吏、堆满了坟头的刑场……
─年,两年,十年,一百年……这城都没有什么变化。官换过了,但不必知道他们的名字,无论哪一个人做着官,城的一切依然—样,乡下人的一切也依然一样,压迫着人们的─—是那城。后来有人把一块一块的砖头拆下来,原来立着墙的地方成了平地,成了马路。但那座城依然存在,千几百年铸造下来的许多规条,比砖头更要硬,人们只要从那地方走过,甚至不必从那地方走过,就知道那儿是一座厚厚的漆黑的城!
它代表一个权力,它永远是吃人的地方。旧的城墙满粘着人的肉,人的血,人的眼泪;而没有城墙的城,这无数的血肉眼泪就堆叠起来,凝集起来,使人们一看就知道那儿是城!它代表一个权力,所以总不肯倒下来,它变了没有城墙的城,但它还站在那儿……城的寿命比人长,长得多,他的父亲,祖父、祖父的祖父,都见到过这城,害怕过这城,仇恨过这城……总有一年,它要决定地倒下来,它倒下来了,就永远不再存在。它倒下来了,人们就要造起美丽的城来,而且也永远不再记得,在那儿有过一座十分丑陋的城。
秦似创作历程
1940年3月,秦似应约到桂林拜见了文学大师夏衍。当时桂林是抗战大后方,全中国的进步文化人皆云集于此,据说有1000多文艺家和文学家,单报纸就有十来种,各种文艺刊物竟有近200种,被人称为“文化城”。进了文化城,秦似如鱼得水,马上向夏衍建议“办一个活泼、专刊短文的杂文杂志”,立即得到夏衍等的赞同和支持。1940年8月20日,《野草》创刊号问世了,编委有夏衍、聂绀驽、宋云彬、孟超、秦似。秦似负责编辑部日常工作。郭沫若、茅盾、柳亚子等一大批现代文学泰斗都是《野草》的热心支持者和撰稿人。《野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极高地位。《救亡日报》评价《野草》“创办之主旨,乃欲最大限度运用杂文的力量,促进民主运动,笔调注重活泼与趣味,诚抗战以来尚未多见的杂文刊物。”《野草》继承了鲁迅的战斗精神、促进了中国杂文的发展,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野草》宣传抗日救国、反分裂、反倒退,在抗战文艺刊物中影响巨大,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十分关注它。毛泽东嘱人把每期的《野草》都寄给他2份,周恩来对办好《野草》的编辑方针做过2次具体指示。
“文化城”的空气和氛围,很适合秦似的发展。他开足马力不停地工作。办《野草》那种繁忙是外人想象不出的,筹集资金、应付编务、还要应对当局的打压……可他竟然还能另主编了《野草丛书》,还与孟昌庄寿慈等人创办和编辑《文学译报》;还能出版了杂文集《感觉的音响》、《时恋集》,翻译了长篇小说《人鼠之间》和长诗《少女和死神》。在桂林,秦似简直成了文字机器。
《野草》在艰难的环境中挣扎了3年,终于在1943年6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秦似只得和夫人陈翰新一起到道慈中学教书。但一个学期还未结束就被校方辞退了。戏剧权威田汉马上将秦似夫妇接到桂林施家园和他家住在一起。为解决秦似的生活问题,田汉还请“四维平剧团”聘秦似,给剧团的儿童班上文化课。1944年6月,日寇逼近桂林,湘桂大撤退开始了。秦似、秦牧、曾伟3对夫妇,在桂林好不容易挤上开往贵州的火车,可是只开到柳州就被阻住了。三家人只好租了一条小渔船,在柳江边漂泊挤住了一个多月。然而日寇飞机的空袭却提醒,柳江的渔船也不是久留之地。秦似于是在1944年冬天应邀到博白中学教书。
1945年2月26日至3月3日,秦似参加了中共广西省工委黄彰等领导的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悲壮地失败,很多人牺牲了。不久,重庆等地的报刊出现了秦似夫妇遇害的报道。著名诗人柳亚子见报很伤心,写了两首痛悼秦似夫妇的律诗,前言写道:“迩冬书来言桂林燹后,秦似走归博白,与其夫人骈死乱军中,诗以哀之”。两首诗更是沉痛:“天涯惊噩耗,怀旧涕潸然。烽火怜非命,干戈损盛年。”“文章忧患始,伉俪死生缘。留取高名在,还凭野草传。”不久,又盛传“秦似未死,现在广西某县狱中”,但被勒索十万元赎金的消息。于是,司马文森、聂绀驽等一批作家相继在报刊发表文章,呼吁社会各界救援秦似。但秦似既没牺牲,也没落入敌手。他在家乡人缘好,突围后被人用轿子抬到陆川,在一农户藏了几天,逃到合浦县潜伏下来了。国民党当局悬赏6万斤谷子买他的脑袋,到处张贴布告通缉也没能抓住他。此消息传至后方,聂绀弩立即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欣闻秦似未死》,人们才知道真实情况。“大好头颅不用伤,临危千古笑隋杨。刑天自要舞干戚,志士何曾畏虎狼。”这首名为《掩居》、充满豪气的诗就是他在那段最危险的日子里写就的。
1946年夏末,当通缉秦似的布告还在广西城乡到处张贴时,秦似已从湛江经广州辗转到达香港了。随着秦似的到来,这年10月,桂林的《野草》在香港复刊了。他仍和在桂林一样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
5年前,《野草》在桂林创刊时,秦似亲笔写的代发刊词就说:“……野草虽然孕育于残冬,但茁长和拓植必须在春天的。如果严冬再来的话,它自然还得消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下,秦似果真让关心的人们看到了一份顽强的《野草》。
秦似补充介绍
秦似(1917—1986) 原名王辑和,又名王扬,笔名有茹雯、余土根、令狐厚等30多个。博白人。其父为王力(王了一)。1938年在广西大学化学系学习,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参加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在桂林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工作,主编《野草》月刊和《文学译报》,并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等职。宣传抗日、团结、进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腐败现象,旗帜鲜明地宣传反法西斯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在香港从事党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在广东东江游击区干部团任学习委员。
广东解放后历任广东《南方日报》、中共广西省委-部办公室主任、中苏友好协会广西分会副总干事、广西省文联副主席、广西省文化局副局长,西江学院、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中国文联委员、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广西语文学会会长、《语文园地》杂志主编、中国《杂文报》编委,自治区政协第四、第五届副主席等职。
所著杂文无情地揭露了国内外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喊出了中国人民心中的愤怒 ,有的则对社会上的弊端和歪风给予深刻的揭示和有力地鞭挞,已出版《没羽集》、《秦似杂文集》等5本杂文集。散文和散文诗也颇有影响,《幼林》一文被选进中学课本作为教材。执教20多年来,为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广西大学中文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较大成绩,培养了一批教学、科研和写作人才。1979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出国访问。之后又多次接受邀请,在国内一些大专院校讲学,并出席香港学术会议。
所著剧本《牛郎织女》、杂文《比大和比小》、诗歌《咏古莲》和《吊屈原》等作品,曾被当作毒草在报刊上批判。“文革”中又遭到残酷破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着对党对人民的坚强信念,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和作家、学者的优秀品格。主要著作与译著还有《现代诗韵》、《人鼠之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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