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安泰

詹安泰人物经历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广东省饶平县上饶区新丰乡（现饶平县新丰镇）的书香世家。

1916年，考进金山中学，时称广东省立潮州中学校。

1921年，考进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文史部。

1924年，由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转至国立广东大学（后中山大学）国文学系继续求学。

1926年，大学毕业后受韩山师范学院（时称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聘，到校任国文教员，兼任金山中学教师。

1932年，饶宗颐父亲饶锷在潮州古城内的居所莼园成立诗社，詹安泰参与其中，詹氏与饶氏父子结为世代交好。

1936年，《论寄托》一文几经周折终在《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三号发表，为完整清理“寄托说”的理论源流与形态特征的系统性力作。

1937年，詹安泰出版第一本词集《无庵词》，选词百首，其作为一流词人的地位基本奠定。

1938年，经詹安泰在广东高师（中山大学前身）读书时的老师陈中凡教授推荐，詹安泰以名士身份被中山大学破格聘为中文系教授。

1939年，中山大学奉命内迁，辗转到云南澄江，其间创作古近体诗计123首，超越十年韩江的总和；得词36阕。

1940年，在困苦的环境中写就了其扛鼎之作《词学研究》。

1949年，广州解放，中山大学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造工作，詹安泰担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

1953年，《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一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被誉为是解放后第一篇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诗经》，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学术论文。

1957年，与容庚、吴重瀚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高校交流讲义公开出版，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科书。

1958年，《李璟李煜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系统而集中地论述了他对于李煜及其词的看法，在全国学术界掀起热烈讨论。

1967年，病逝于中山大学。

詹安泰主要贡献

任教数十载，桃李满天下，不少当年入室弟子，而今已是诗坛、词坛的名流宿将。系我国现代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于文学理论研究、古典文学作品鉴赏及诗词创作等领域，均有杰出成就与贡献，在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其诗词踵承清季同光诗词“宗宋”之风，挹其芳润而独具面目自成新境，与当时国内词人名家夏承焘、胡光炜、龙榆生等，被誉为现代“四大家”，可见其在20世纪词坛的影响和地位。先生博学多才，除了卓著的学术成就之外，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其一生对书法的实践，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

詹安泰人物评价

詹安泰的治学生涯与书法并存，但他的书名为学名所掩。他“懂”书法、“善”书法、“用”书法，但“书而少述”，然而其字里行间却体现出他的书法观念和书法精神。詹安泰于治学之余喜欢书法，书法成为其调剂生活的风雅余事。从他的存世书法作品中，各时期的书作，无论其中所包含的主观或者客观因素，都自然地表达了他的书法见解和主张。在20世纪的初、中叶，詹安泰在学界已有一定的地位，他毕生致力于学术，治学生涯贯穿其一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学术之余，先生勤于书道，有大量的书法作品散布于民间，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书法观，以自己的书法语言表达其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

詹安泰个人作品

詹安泰的治学生涯与书法并存，但他的书名为学名所掩。他“懂”书法、“善”书法、“用”书法，但“书而少述”，然而其字里行间却体现出他的书法观念和书法精神。詹安泰于治学之余喜欢书法，书法成为其调剂生活的风雅余事。从他的存世书法作品中，各时期的书作，无论其中所包含的主观或者客观因素，都自然地表达了他的书法见解和主张。在20世纪的初、中叶，詹安泰在学界已有一定的地位，他毕生致力于学术，治学生涯贯穿其一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学术之余，先生勤于书道，有大量的书法作品散布于民间，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书法观，以自己的书法语言表达其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

詹安泰写碑于雄肆中透出典雅，与同一时代学碑者同源而异途，其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文人气息，既写碑而又具帖味，自然而无浮躁气。这与民国时期的书法由于倡碑之风盛行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文人学者乃至书画家，写碑成一时风尚。与毕生浸淫帖学者不同，詹安泰于帖学之外，对碑版、章草、篆隶都有广泛涉猎，并以帖入碑，以碑掺帖，行笔跌宕，结构险峻，体势修长隽迈，线条柔韧凝练，且擅各种书体，能以碑版之法而写行草之韵，正所谓出碑入帖，融会贯通，整体气息典雅秀劲。詹安泰碑帖结合的书风，且让人感受到大气磅礴气势的同时透出浓烈的文人气息，如其书赠潮籍学者蔡起贤的对联“立定脚跟做人，放开肚量食饭”，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字形似《石门铭》洒脱自然，用笔若枯藤老树，从容洒脱，有如《石门颂》无拘无束，好似璞玉浑金，不故作修琢，无造作，神采直追康南海。詹安泰的书风，得汉魏六朝碑版神韵，得《石门铭》《爨龙颜》纵横奇宕之气，蜕化成自家面目。詹安泰不满足帖学，也不单纯摹仿古碑，故能熔铸古今，冶真草隶篆为一炉。

詹安泰在中山大学执鞭之余，尤其热衷书法与金石研究，对汉隶、魏晋六朝碑版用功之勤，非一般书家可以比拟，他所写的隶书，深得古隶神韵，质朴无华。自清至民国，真正能以写碑而现书卷气者，屈指可数，詹安泰可算其中一家。他兼善真、行、草、篆、隶五体，对汉隶、魏碑楷书用功尤勤，因而他的字里行间，内外一致。他在创作或抄录自作诗词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各体融合的笔法与结体，更显其质朴古意。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在《詹无庵诗序》中，不仅高度评价詹安泰的诗，还抒发自己的感慨：“无庵之于诗，气骨遒而情性藑。攓太华曾云之峻，不足以方其缥缈之思；吸两颢沆瀣之英，不足以喻其高骞之操。……无庵挂瓢滇海，凄吟武溪，居山林之年，值澒洞之际。晚岁所作，如书之一波三折，逋峭峻絜，至今诵之，低徊悱恻，弥怆平生于畴日。”借饶老此序句，评论詹安泰的书法艺术，又何尝不是这样。其艺与道通，目击而道存，写出了魏晋新风度。

詹安泰作品影响

其诗词作品及词学论著在海内外影响颇深，素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岭南一大家”之美誉。

民国四大词人之一、中国词学文化学奠基人詹安泰，1936年9月于《词学季刊》发表《论寄托》一文，借用吴梅的话为常州派寄托说确立义界。谓：“所谓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表示这是通过比兴途径，阐发意内言外之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段。这一艺术手段，詹安泰将其归结为下列二项：或取资闺帷之内，羁旅之中，柔情绮思，忆别伤离，而身世家国之怀寓焉;或取资于自然风景，无知物类，听睹所及，曲写毫芥，而身世家国之怀亦寓焉。于此二项，詹安泰特别强调“词外求词”。他指出：岳飞《满江红》，“悲愤之怀，壮烈之志，和盘托出，绝无隐蓄，此不关乎寄托也。”至《小重山》，“故国怕回首，而托诸惊梦;所愿不得偿，而托诸空阶明月;咎忠贞不见谅于当轴，致坐失机宜，而托诸瑶琴独奏，赏音无人，盖托体比兴也。”前者不关寄托，所述都在词内;后者有寄托，意在言外。词内与词外，实际已经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广。例如：“瑶琴独奏，赏音无人。”说明独奏者的耻和辱，已不仅仅是靖康耻和臣子恨，而是包括靖康耻和臣子恨在内的一般人的耻和恨。同时也说明，詹安泰之论寄托，已不仅仅是寄托本身，实际已为词学文化学的建造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