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应骙

许应骙人物简介

许应骙，字昌德，号筠庵。广东番禺县（今广州市高第街）人。从小聪慧勤奋，8岁即被录取为县学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举人；道光三十年成进士；咸丰二年（1852）朝考名列前茅，任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三年，散馆考试授检讨；同治元年（1862）参加纂修《文宗显皇帝实录》，书成，授冼马。以后，历任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詹事府左右庶子、署国子监祭酒。光绪元年（1875）充福建乡试正考官，次年被授予甘肃学政。不久，又升为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光绪六年，奉旨充“会试”副总裁。这是有科举考试以来广东人充当“会试”总裁的第一人。后又历任户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

光绪十七年，朝廷仓政纷乱，连年侵耗。许奉旨任仓场侍郎。他认真查办仓场积弊，使“南新仓颗粒无亏”。光绪十八年，朝廷特赏许应骙可以在紫禁城骑马。光绪二十一年又任都察院御史。次年，晋升为工部尚书、“殿试”读卷阅卷等职。光绪二十三年，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不通外情，无法应付外交事务，是年转礼部尚书。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御史宋伯鲁上书请废八股，建议将经济岁举与正科合并。许应骙则极力反对，主张将经济科并归于八股。五月初二（6月20日），宋伯鲁、杨深秀联衔上书弹劾许“庸妄狂悖，腹诽朝旨”，要求罢黜他。光绪帝诏令许按所参各节回奏。五月初四（6月22日），许应骙复奏光绪帝，其中除反对宋伯鲁、杨深秀所劾各款外，还对维新派首领康有为进行肆意诬蔑攻击。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准许官民直接上书言事。许应骙等则百般阻挠。礼部主事上书光绪，许不肯代送，诬称王照咆哮公堂。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帝遂将许应骙、怀塔布等六人革职。这就是百日维新运动中罢斥礼部六堂官事件。

“戊戌变法”失败后，八月二十八日（10月13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以许应骙“首发康有为之奸”，请“立予超擢”，电奏朝廷。慈禧太后即擢升许为闽浙总督，准予“仍在紫禁城骑马，并在西苑门内骑马”，以示“优宠”。光绪二十五年，许奉旨兼署福州将军、船政大臣。

光绪二十六年，许应骙与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参加“东南互保”，破坏和阻碍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向南方发展，使八国联军得以集中力量向北方进攻。

光绪二十七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陈采用西法十一条，电约许应骙一同上奏。许认为“泰西政要名目繁多，不合国情民意”，拒绝应约。他另奏陈“对政八策”，说什么“勿使中国一变而为西洋风俗”，反对变革。

光绪二十八年，御史李灼华上奏弹劾许应骙督闽积弊甚深。朝廷令张之洞查复。张之洞复奏言所参各节皆无实据，主张免议。清廷仍诏命部议处，遂令许开缺回籍。许归里后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光绪二十九年病故。

著有《许尚书奏议》等。

许应骙人物轶事

许应骙从小勤奋读书，8岁时即能“命笔为文，斐然成章”，被录取为县学生。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举人，三十年成进士。

咸丰二年（1852年）朝考名列前茅，授翰林院庶起士。三年散馆考试授检讨。同治元年（1862），应骙服阕入都参加纂修《文宗显皇帝实录》，书成授洗马。后来，历任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詹事府左右庶子、署国子监祭洒。许应骙办事认真得力，得到朝廷的信赖。

光绪元年（1875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次年授甘肃学政。应骙在任期间，“多方策励拨各属高才生肄业”。对办学成绩优异的“阑山书院”则给予较多的奖励，并亲自前往督考。不久，应骙又被升为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

光绪六年（1880年）应骙奉旨充“会试”副总裁。这是有科举考试以来广东人充当“会试”总裁的第一人。应骙勤勤恳恳，忠于朝廷，深得恭亲王奕訢（xīn）、大学士李鸿藻等权臣信任。在他们得援下，颇受朝廷器重。因此，在以后得一段时间里，应骙又历任户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

光绪十七年（1891年），朝廷仓政纷乱，连年侵耗，许应骙奉旨调任仓场侍郎。他认真查办仓场积弊，使“南新仓颗粒无亏”。因此，慈禧太后十分赏识他。

光绪十八年（1892年），特赏予应骙可以在紫禁城骑马。

光绪十八年（1896年），晋升为工部尚书、“殿试”读卷阅卷等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许应骙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外交事务。但许应骙秉性方刚，墨守成规，不明时势，不通外情，遇外交涉事则束手无策。因此，不能胜任外交事务之识，事年转礼部尚书。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得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存亡危机之际，国内的维新运动兴起。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主张，锐意改革，力图振兴国家。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但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御史宋伯鲁上书请废八股，建议将经济岁举与正科合并，而许应骙则极力主张将经济科并归于八股。宋伯鲁、杨深秀遂于五月初二日（6月20日）又联衔上书弹核许应骙“庸妄狂悖，腹诽朝旨”，要求光绪皇帝罢黜许应骙。光绪帝诏令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

五月初四日（6月22日），许应骙奏复。其中除反对宋伯鲁、杨深秀所核各款外，还对维新派首领康有为进行攻击。

百日维修运动期间，光绪皇帝淮许臣民直接上书言事。七月十六日（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核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核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挟制。”光绪帝对于这些守旧迂谬阻挠新政的大臣已气愤难忍，故在看到王照和许应骙的奏摺后，当即颁布谕旨痛斥许应 ，怀塔布等人，遂予七月十九日（9月4日）将怀塔布、许应骙等6人革职。这就是百日维新运动中罢斥礼部六堂官事件。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无法容忍光绪帝及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子八月初六日（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杀了维新派的谭嗣同等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了。这时许应骙已返回广东番禺。八月二十八日（10月13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以许应骙“首发康有为之奸”，请“立予超擢”，电奏清廷。慈禧太后即擢升许应骙为闽浙总督，并命“来京陛见”，“仍在紫禁城骑马，并在西苑门内骑马”，以示“优宠”。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许应骙奉旨兼署福州将军、船政大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许应骙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参加了“东南互保”，使八国联军得以集中力量在北方用兵，破坏和阻碍了“义和团”向南方发展。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合约》签订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奏陈筹议变法，采用西法十一条，电约许应骙一同上奏。许应骙则顾虑新政“转移太骤”，认为“泰西政要名目繁多，不合国情民意，奉行不善反成其弊”，随即拒绝应约。许应骙重弹老调，另陈“对政八策”，说什麽“勿使中国一变而为西洋风俗”，“即使讲求西法也不能操之过急”等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御史李灼华上奏弹核许应骙督闽积弊甚深。朝廷令张之洞查复，张之洞复奏言所参各节，皆无实据，主张免议。清廷仍诏命部议处，遂令许应骙开缺回籍。许归里后深居简出，闭门谢客。

戊戌政变后，许应骙出任封疆大臣闽浙总督，并被特许“仍在紫禁城骑马”，以示优宠。一年后又兼署福州将军、船政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后来许应骙的手下官员渎职，他也因此被解任，退出政治舞台。许应骙回到广州后，便从高第街搬了出来，在广州白鹅潭畔建造了一处颇具规模的私家园林——后乐园，现在的广州海珠区还有一条“后乐园街”。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二（1903年7月22日）病逝。著有《许尚书奏议》等书。

许应骙民间轶事

许应骙顽固的反对“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太光彩的一笔。但有意思的是，这位封建老顽固却有自己非常“反传统”的一面。许应骙的母亲不是正室，按照几千年的族规和祖制，许母死后棺材不能从家庙的中门抬出。面对这一局面，许应骙非常气愤，向族人咆哮：我能不能从正门中出去？族人答道：您为堂堂一品官员，当然可以从正门中出去。于是许应骙就坐在母亲的棺木上，对旁边人说道：给我连人带棺一起抬出去。众人都惊呆了，眼睁睁看着一死一活两个人被抬出了许氏家庙。

许应骙人物事迹

但这位平步青云的权臣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却扮演了守旧派反对变法的“急先锋”，以他顽固执拗的性格来捍卫他自己心目中的“道”，被后人被称为“戊戌黑旋风”。1898年，光绪帝下“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告变法，御史宋鲁伯上书朝廷废八股文，光绪皇帝准奏。但许应骙迂腐荒谬，顽固反对，惹怒了宋鲁伯、杨深秀，他们联合上书弹劾许应骙，要求罢黜他。光绪帝诏令许应骙对他们的弹劾给予回复。许应骙也针锋相对，写了《明白回奏折》，更将矛头指向了康有为。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准许臣民直接上书言事，礼部主事王照请光绪帝游历考察日本等国，当时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奏折，王照于是直接上堂递交，并且弹劾尚书，怒火中烧的许应骙上奏反击，结果激怒了光绪皇帝，许应骙被撤了职。

不过这个“戊戌黑旋风”在百日维新中也办了一件好事，这件好事也成了戊戌变法唯一硕果仅存的政绩。京师大学堂是由许应骙和奕劻选址办理的。两人全北京城里外跑遍才选中了地方上报光绪皇帝。京师大学堂本是戊戌维新时光绪帝在1898年筹办的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校舍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大学堂的办学方针为“中西并用”；宗旨是“广育人才，讲求时务”；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戊戌变法”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废黜了光绪帝颁布的所有新政，但唯独保留下了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之所以能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幸存者，关键在于慈禧太后的态度。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慈禧太后要维护她的封建政权，只能依靠顽固守旧派。但是，这些顽固派却缺乏实际的办事能力，领导权之外的各项具体事务，只能依靠新人去办理。而新人的培养需要用新的办法，京师大学堂就将承担这一项重任。所以，慈禧太后不仅对京师大学堂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且对全国各省省会与各州府县在变法风气影响下兴办的大量学校，基本上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允许其继续存在与发展。当“戊戌政变”后的第五天（1898年9月26日），京师大学堂正心惊胆战地等待噩运降临，不料慈禧太后在谕旨中却说道：“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应予以继续兴办。就凭她这一句话，京师大学堂化险为夷，得以幸免于难，成了“戊戌变法”诸多新政的唯一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