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英伯

谢英伯人物生平

孙中山总结了从事革命40年来的经验教训之后，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第二次组织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职。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谢英伯与冯自由等，在会上公开反对孙中山的政策。国民党一大闭幕之后，谢英伯等迫于形势向孙中山作了书面检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便正式打出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旗号，这批人称为“西山会议派”。谢英伯也参加了西山会议，积极参与反共活动，后又担任上海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沪、汉、宁三党部合一，他又担任了海员工会清党委员，并用一个月的时间，将海员工会由广东迁去上海。

1927年秋，谢英伯思想开始有些转变，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内暗潮起伏不已，精神、身心都很颓丧，想找新的寄托，便一心转向搞律师工作。1928年春，他回到广州，从事律师及新闻教育工作，并开始研究考古学、佛学。1928年，谢伯英创办“广州黄花考古学院”，出版《考古杂志》创刊号。他又在广州惠福东路168号创设中国新闻学院，任院长。次年，该校归广东全省新闻记者联合会主办，并迁往东堤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旧址。该校秋季起除设预科、本科外，并附设附属中学部、华侨新闻学速成科、新闻学函授部。谢英伯仍任校长。

1932年7月，谢英伯主办《三民日报》。1936年，谢英伯出任广东省高等首席检察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仍留在广州执业，直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他才全家移居广宁。因频年积劳，糖尿病复发，于1939年10月逝世，终年57岁。

谢英伯论著不少，多散见于海内外报刊。专著有《人海航程》《中国古玉时代文化史纲》。

谢英伯主要事迹

一、谢英伯在香港搞革命反清反帝制

1910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香港组织暗杀团，以当时广东清吏张鸣岐、李准、凤山三人为目标。这三个人是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人物，是镇压革命人民的刽子手。谢英伯是该暗杀团员12人中之一，其余11人，能记忆的是：刘思复、高剑父、陈炯明、李熙斌、丁湘田、梁倚神、郑彼岸等人。这个暗杀团为小组活动：第一组负责执行暗杀计划并制造炸药炸弹，供第二组暗杀行动使用。谢英伯、高剑父、刘思复、梁倚神、李沛基、林冠慈属于第一组成员；李沛基、林冠慈、梁倚神就是由港来粤炸死清吏凤山及其卫队20余人的壮士。这次战役成功，震动全粤，也震动全国。这是1911年6月4日之事。

谢英伯在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领导革命运动时，任香港同盟会主盟人，又一度兼任澳门同盟会主盟人，负责港澳同盟会革命工作，制订革命行动计划和策略以及筹款。他在香港主持同盟会时，策划在往来港澳和省港轮船上进行反清反专制的宣传，他们以卖药问卜为名掩护，让盟员在轮船上一边卖药，一边作反清反专制的革命宣传。谢还在文学方面宣传革命反清、反帝制，主持香港同盟会时，先后出版了《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和《有所谓报》等等刊物，在香港还设立一个《民生书报社》间接宣传革命。谢自己常撰写文章在这些刊物上发表，阐扬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与民生息”的革命主张。当时香港、澳门有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党活动，也办有刊物，社会上也有其一部分的顽固势力。谢英伯等同盟会同志，同康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实践女校为联系场所，运用培基学校的演讲会，作为宣扬革命的讲坛，谢和其盟员在该两校兼任教师。不少青少年受到革命教育，起而参加政治活动，趋向革命道路。

谢英伯等同盟会员在香港还开展了“剪发穿华服”的宣传，极得到社会上层人士拥护支持，不久，香港公众场所，有长发，长辫的人逐渐减少了。风气一来，澳门也在同盟会宣传下，成立了“澳门华服剪辫会”。从此港澳剪辫之声有如雷响，无异是要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先声！

二、谢英伯在澳门主持同盟会和活动

谢英伯与其盟友参加1911年3月29日，“黄花”之役失败后，回去香港、澳门，深受青年学生、知识界和工商界人士欢迎。谢英伯乘这个革命思潮高涨，去澳门发展组织同盟会支部，组织澳门《濠镜阅书报社》，吸引人们看书阅报，从中宣传革命；在社员中进行发展同盟会员，凡同意反清反帝制的，并遵守同盟会的誓约的，都可填表加入；谢极重视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力求在青年中和妇女界徴求同盟会员。他自己设法到培基学校任教员，暗中宣传革命，反清反帝制运动，首先积极征求教师和学生加入同盟会，加入者不少，虽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的子女，如赵莲城、古桂芬、冯印雪、区凤韶、梁秋雪、何国材等人。但对革命热情意志坚定，始终而一，能经受艰苦考验，参加武装光复广东和参加武装北伐。

谢当时利用《濠镜阅书报社》成立大会时，撰写好反清反帝制的宣传讲话稿，交盟员女同志赵莲城在成立大会上演讲，在这篇演讲稿中有一段是大声疾呼，提倡女权，争取男女平等，在当时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社会里，轰动一时，港澳报刊大登特登，社会上传为奇谈怪事。有人说：一个女子敢公开在丛人广众中讲什么反清，反帝制，又要提倡女权，那还了得？！也有人说：这是“洪秀全世代”又来了，这些加入同盟会女同志还向各亲友募捐经费，以维持《濠镜阅书报社》的发展，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谢奉派去美国檀香山，一面向华侨捐款以接济港澳同盟会活动经费，一面在海外发展同盟会，华侨加盟者不少。

三、谢英伯领队回粤光复石龙和广州会师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全国影从。广东方面的同盟会员陈炯明、王和顺等新军在东江起义；港澳同盟会员也组织队伍，以“光复广东”为己任，由港出发至广九铁路的石龙，配合陈、王武装队伍行动。这支“光复广东”队伍，由香港分两路分别入粤省（为惠州和石龙）会师进攻广州，陈自觉、陈逸川等率领的同盟会员的目的地为惠州（现惠阳县）；谢英伯、高剑父率领的同盟会员的目的地为石龙，这支队伍有赵莲城、韩玉珍、梁雪军等男女同志百余人，其中工人居多数，商人、学生教师、新闻界、医务人员都有。谢英伯、高剑父布置安排他们于夜间人静时，分批在香港湾仔海边偷渡乘上准备好的小电轮驶向宝安县境登岸，取道黄岗、黎村、塘下等地绕道跋涉过岭步行到石龙。石龙、广东光复后谢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14年黎元洪被袁世凯赶走，谢亦南回闲游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寄食友朋之家。高剑父则写画卖字于省港澳过活并在写画界有一定的名望。谢、高同其他盟员一样，无所事事，大有“无官一身轻”之慨！

四、谢英伯做律师和谈佛学

谢英伯从北京卸了黎元洪总统府顾问职后，闲游省港澳。常与省港澳和尚、僧人、尼姑往来，谈佛经之密，讲观音世道，大论其虚无人生哲学，吃素餐过活。约于1916年，在广州向政府领取律师执照，在惠福东路梁氏宗祠（现向阳路起义路东北角）挂起“谢英伯大律师事务所”招牌，执行律师业务，生意兴旺。对妇女界因受男人压迫请求离婚者常免费代为进行合法申诉，指导女律师苏汉生出庭为女当事人出力。谢英伯接受的讼事，除非案情重大，他不亲自出庭，而委托其他律师如苏汉生、黄鸿海（这名或有错，因记不清）等代出庭。当时广东称律师界有“四大天王”绰号，谢英伯是其中之一，其余三人：叶夏声、陈大年、张某（忘其名）。

五、谢英伯在广州办新闻学院

谢英伯在执行律业以后，约在1923年筹办了一间《广州新闻学专科学校》，地点在梁氏宗祠，与律师事务所同在一起。以后改名为《广州新闻学院》，地点在东堤八旗会馆，谢自兼校长和院长，并定校训“笔强于剑”，聘中山大学教授谢哲邦兼教务主任，其他教授也多数请中山大学教授兼课。该学院设有一个“新闻通讯社”为学生实习采访、发稿供各报社采用，谢英伯自任社长，介绍学生到各报社见习，学生都感有趣。先后办了八届毕业班，现多在海外各地和港澳新闻界工作。这个学院无固定经常费，全由谢英伯个人向人募捐或借贷来维持的。每届学期结束无法完欠债时，谢英伯常向当时财政界、工商界人士借钱应付完债，付清教职工薪水。他曾先后向当时的广东财政厅长范其务、冯祝万、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以及广东省银行行长霍宝树，工商界人士霍芝庭及其他药房的老板刘卓凡等借过钱来办新闻学院。

1929年谢英伯发起组织本省各县市新闻界人士组织《广东省新闻记者协会》成立时，他被选为该协会理事长。谢英伯办理新闻学院期间，曾请过无政府主义人物江亢虎和所谓“哲学名流”胡适演讲。江亢虎一连讲了二次，援经引典，讲者口沫横飞，听者欲睡！胡适因受当时广东军阀陈济棠反对，中山大学顽固教授左直向邹鲁校长苦谏，不能让胡适反孔人物来广东讲学放毒，因此，胡适到了香港受阻不能来广州。陈济棠、左直都主张尊孔，读《四书》、《五经》，而当时的胡适则有主张新文学反孔的一面。之后，谢英伯还请了左直到新闻学院演讲，讲得不三不四，语无论次，听者皆说：“公开见丑的愚人”，左直字“公愚”也。有人问谢英伯：左直反对胡适来粤讲学，为什么又请左直来讲呢？谢答：正因为左直反胡，所以请左来，试看左教授有何“高见”？如左有卓识高见，我们听了有益，多见多闻嘛！否则，让他在众人面前现丑也好吧！好坏由你们评论。

约在1925~26年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主张联俄联共，扶植工农政策，俄国顾问鲍罗廷和加伦将军来粤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工作。谢英伯也先后邀请过鲍加两位到新闻学院演讲，他们的讲话内容，记不清楚，但大意是讲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打倒帝国主义的调子，当时师生们听了觉得新鲜！谢英伯还请过鲍罗廷在陶陶居午餐，请加伦在惠和茶楼晚餐，有一部分教师和妇女界作陪，谈笑风生不在话下。

谢英伯1934~1938兼做广州市博物馆馆长，即现在的“五层楼”。馆内古物少得可怜，谢英伯以私人藏物拿来充数，也只是屈指可数。知道有外来参观，就预先向本市古物收藏家借些来摆场面。该博物馆总的经费每月仅二百元，包括一切人事和管理及购置费，旧社会之不重视文物、文化，于此可见！谢常自慨叹：博物馆“剥无馆”。

六、谢英伯走入仕途

1935年的一天，谢英伯接到南京司法行政部委派他但任广东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公文，有人问他何以官运飞来？谢笑答：“我素来不求官，视富贵如浮云，也不知从何来，只可说：‘目睡鸟自有飞来虫’”！但据谢英伯亲自对我说：“或许是立法院长孙哲生（孙科）知我追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有年，念我现在经济生活和办学有困难，我曾写信向哲生借钱维持新闻学院，因此，哲生自动推举到司法行政部亦未可定。”真实情况如何？写此史料者无所知矣！

谢在任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上任之初，他们亲友欲向他求一官半职者不少，各有权势的人物介绍的人也多，谢亦亲笔作复。大意说：“借重有心，罗致乏术，若有机会，再行奉闻”云云。谢任广东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仅二三年，且值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紧张之际，社会动荡，人民不安，未闻有什么善政，也不悉其有什么苛行。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我国，先后侵占了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沿海各地。1938年10月，日敌侵犯广州，广东高等法院撤退后方至广宁县，日敌飞机追逐轰炸扫射机关人员，谢在撤退至广宁时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