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闻生

唐闻生人物履历

1962年9月至1965年4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

1965年4月至1974年3月为外交部翻译室、美大司科员。

1974年3月至1977年9月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部党组成员。

1977年9月至1978年11月在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11月至1979年3月在外交部待分配。

1979年3月至11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79年11月至1984年3月在外交部待分配。

1984年3月至1986年4月任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编委会委员。

1986年4月至1989年5月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

1989年5月至1994年3月任铁道部外事司司长。

1994年3月至1998年6月任铁道部对外合作司司长、部港澳台办公室主任（其间：1994年12月当选为部侨联副主席）。

1998年6月至1999年7月任铁道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1999年7月起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党组成员。

2011年9月至2016年11月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侨联顾问。

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唐闻生人物事迹

领袖身边的才女翻译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周恩来、毛泽东辞世以前，唐闻生和外交部的另一位风云人物王海容作为优秀的翻译，几乎参加了这两位伟人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会见，在外交界乃至中国政坛崭露头角。她的倩影总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出现，可以说见证了7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时刻。

1、三年轻松读完北外五年的课程

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加州大学深造，在大洋彼岸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十余年。母亲张希先出身华侨世家，曾是燕京大学“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先锋。他俩在异国结为伉俪。1943年春天，在布鲁克林区一家普通的产科医院，一位小女孩呱呱坠地，她就是唐闻生。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避免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唐明照挈妇携雏于1952年返回祖国，先后在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及民间团体任职。 唐闻生美好的童年是在纽约曼哈顿岛上的格林威治村里度过的。6岁那年，父母把唐闻生送进了纽约一所颇有名气的“小红屋小学”。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她却在这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直到今天，唐闻生仍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说：“那里教给我很多东西……” 回到刚获新生的古都北京，唐闻生错过了开学的时间，在家里呆了4个月。那时候，唐明照一家住在台基厂1号——现在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楼上是阅览室，唐闻生常去那儿独自看书。那些彩色封面、童趣盎然的儿童读物如《木偶奇遇记》等很快占据了她幼小的心灵，激起了她强烈的求知欲望。唐闻生的“师傅”冀朝铸（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驻英国大使）和太太汪向同新婚之初，曾与唐家比邻而居。当年唐明照在大洋彼岸时，和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第二年开春，唐闻生插入北京东城区明明小学三年级继续自己的初级教育。三年后，品学兼优的唐闻生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当1962年初夏唐闻生从这所有名的学校毕业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时，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清纯少女。 豆蔻年华的唐闻生轻松地拿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唐明照夫妇十分注重对女儿的教育。父亲曾给女儿借来很多苏联出版的英文读物：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等。每次出国开会途经莫斯科，唐明照总是买回许多足以令唐闻生欢呼雀跃的好书。故而当1962年夏唐闻生迈入“北外”美丽的校园时，她的英语水准在同龄人当中显得鹤立鸡群。 从入学一开始，唐闻生便成了学校各种联欢晚会、Party出场率最高的主角。唐闻生不费吹灰之力地用三年时间就读完了五年的全部课程——在一、三年级各跳了一级，让众多师生刮目相看。 早在60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就未雨绸缪，让跟随自己十余年的第五任英语译员冀朝铸多次到“北外“物色高级翻译人才。冀朝铸在“北外”校园一眼就看中了活泼可爱的英语系高才生唐闻生。

2、总理勉励她赶上“师傅”冀朝铸

1965年4月，浑身洋溢着少女青春风采的唐闻生，乘车来到外交部街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这辆大巴上，坐着许多分配到外交部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北外”毕业生，其中就有身材魁梧、孔武有力的前外交部副部长、现任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的张德广先生。 唐闻生被分配在教育司翻译处英文组。她第一次在外事场合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是进入外交部不久，在芬兰驻华大使馆里。当时，周恩来应邀参加芬兰大使举行的一个宴会，总理译员冀朝铸同行。唐闻生所以能侧身其间，是因为芬兰大使还邀请了另一位中国客人——当时的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甘野陶先生，唐闻生是作为甘野陶的英语译员随同前往的。 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唐闻生这张新面孔：“你叫什么名字？”“唐闻生。”望着神采飞扬的总理，唐闻生红着脸回答，她有点不知所措。而记忆过人的周恩来立即想起先前冀朝铸从“北外”回来对唐闻生的介绍。“好好干，用两年时间赶上你的师傅！”周总理微笑颔首，指指身旁的冀朝铸对唐闻生说。

3、第一次做毛泽东翻译就晕了过去

1966年7月，毛泽东离开“文革”山雨欲来的北京。南下武汉。7月16日上午，乘坐快艇的毛泽东在武昌大堤附近下水，这是他自1956年以来第四次畅游长江。当毛泽东在长江里畅游的时候，却有两人与毛泽东的兴致截然不同。一是坐镇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他正为首都大专院校方兴未艾的“文革”派驻工作组而弄得焦头烂额。二是来武汉的外交部小翻译唐闻生，她因临时抽调担任毛泽东的同声传译而如坐针毡。7月9日，由大诗人郭沫若先生担任主席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隆重闭幕。稍后，参加会议的5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以及5个国家组织的观察员联袂南下，一路观光游览，来到武汉恭候毛泽东的召见。外交部为毛泽东的接见配备了3名翻译：法语翻译齐宗华、阿拉伯语翻译郑达庸和英语翻译唐闻生。“大腕”冀朝铸当时在湖南浏阳乡下参加“四清”，其他主力一时也分身乏术，这才想到让天真可爱的唐闻生临时“救场”。 乍一听，唐闻生的头像拨浪鼓，一个劲地摇个没完。她紧张害怕得要命。“主席的湖南话听不懂？没关系，廖承志、刘宁一都在场，可以提示……”她终于勉勉强强被说服了。 唐闻生与齐宗华、郑达庸一行星夜直奔武汉。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次日清晨，接见即将开始，齐宗华、郑达庸和唐闻生准备就绪、整装待发的当口，巨人毛泽东即将出现在眼前，一直在忐忑不安中的唐闻生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几乎晕了过去。“你可不能晕，不然就没人了……”大家急切地呼喊，她微微睁开双眼。又是一个意外的消息，胖墩墩的廖承志走过来轻声告诉大家：“主席不准备讲话了……”迷迷糊糊的唐闻生这才如释重负。然而唐闻生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吃一堑，长一智，她苦练译技，蓄势待发。1970年11月10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军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唐闻生担任主翻，这一回真的是“小丫扛大旗”了。当晚，在贵宾们下榻的东交民巷15号宾馆里，叶海亚·汗在与周恩来的首次单独会谈中，迫不及待地为尼克松传话。唐闻生也正是在此时正式开始参与解冻时期的对美事务。她是中美两大国从对抗走向缓和的见证人。冀朝铸的夫人汪向同女士曾经这样写道：“在此之后，中美之间进行了数次书面上的往来。这些书面上往来的翻译工作都是朝铸和唐闻生两个人搞的。除了朝铸和唐闻生之外，还有王海容以及极少数的领导同志和其他工作人员参加了有关工作。此外，再也没有旁人知道。这些情况直到中美正式建交之前都是绝密的。”

4、感受伟人的宏大气魄

唐闻生日后在与毛泽东的相处中很快发现，这位足以震慑众人的领袖其实平易近人，非常幽默。1970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于万众欢呼声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这是毛泽东对尼克松多次发出的美国要同中国和解信号的首次公开回应。但美国人对毛泽东的“秋波”未加理睬。毛泽东稳坐钓鱼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1970年12月13日的《时代》周刊发表了斯诺报道周恩来8月18日深夜在首都体育馆贵宾室接见他的谈话，题为《周恩来的谈话的第一部分》。毛泽东在新华社编辑出版的《参考资料》上获悉这条引起世界重大反响的消息后，非常重视，立即调阅全文。毛泽东突然临时决定会见斯诺，因为他对中美关系特别是尼克松访华有话要说。12月18日清晨5时左右，奉毛泽东之命，唐闻生匆匆来到斯诺夫妇的下榻处，唤醒了因熬夜而刚刚人睡的斯诺先生，将他带往毛泽东住处。 这一天，虽说毛泽东偶染风寒而身体不适，但是宾主谈笑风生。身着睡衣的毛泽东安详地坐在沙发上，他的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包括用早餐的时间在内，双方海阔天空的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一直到午后1时。毛泽东强调说，“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 吃早饭的时候，毛泽东宴请斯诺先生，王海容、唐闻生作陪。毛泽东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毛主席万岁！”斯诺用中文说出自己的感激之情。“斯诺万岁！”毛泽东再次举杯，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LongliveSnow（斯诺万岁）！”席间气氛变得更为轻松愉快。接下来毛泽东又跟坐在自己身旁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戏谑斯诺：“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woman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woman（妇女），你都不跟她们碰杯……”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斯诺倒也挺爽快，连连向王海容、唐闻生“赔罪”：“Sorry，Sorry（对不起）。” 早餐结束后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才切人了正题。毛泽东告诉斯诺：美国总统尼克松对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又不要公开，神秘得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说着，毛泽东还特别让唐闻生把笔记本递给斯诺过目，以示自己刚才所言的真诚。“我看我不会跟尼克松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常常用风趣幽默的语言来谈论严肃的话题。 高屋建瓴，纵论天下，世界风云囊括于中南海斗室之间。领袖与伟人那种曾经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的宏大气度魄力和不可名状的风采魅力，使唐闻生受到极大的感染。在此后的五六年中，她不止一次地有幸聆听这完全是一种享受的对话。

5、基辛格开玩笑：“南希·唐可以竞选美国总统”

1971年盛夏，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假道巴基斯坦秘密首次访华。唐闻生和冀朝铸轮流担任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英语译员。 双方落座后，基辛格很随意地对唐闻生说，很高兴能见到南希·唐。唐闻生惊叹美方的情报工作出色——当年她从美国回到祖国时才只有9岁啊！见外交部官员章文晋等人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唐闻生连忙解释，这是自己在美国的名字。基辛格幽默敏锐，学识渊博，精明强干。7月11日中午，叶剑英与基辛格一行在钓鱼台共进最后一次午宴，由于双方就《公告》措词、发表时间达成一致，两天来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宾主谈笑风生。基辛格开玩笑说，南希·唐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而他则不行，因为唐闻生在美国出生…… 尼克松访华举世瞩目。在严寒笼罩的首都机场，当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时候，着厚呢大衣的唐闻生就在一旁为他们作翻译。从此，唐闻生名声大振，她的充满青春朝气与活力的形象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和西方各种传媒中。

6、唐闻生与暮年周恩来

基辛格来访半个月前的6月21日晚上7时10分，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并宴请正在中国访问的《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西摩·托平夫妇、《每日新闻》社长兼发行人威廉·阿特伍德夫妇以及《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伯特·基特利和夫人等一干美国报界人士。译员冀朝铸和唐闻生分别在周总理左右入座。 这是一次老朋友的聚会。托平是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先生的大女婿。出生在湖北襄樊的朗宁先生是传教士的儿子，从小由中国保姆带大。新中国诞生前，他是加拿大驻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后来出使奥斯陆。在加拿大没有承认新中国的情势下，朗宁与新中国首任驻挪威大使王幼平将军结为莫逆之交。曾多次访华的托平夫人是加拿大记者，积极推动中加建交。谈话一开始，周恩来就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托平先生和朗宁先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时候看到了旧中国政府已经垮台，那大概是1949年4月……” 周恩来深情地回忆壮年时期在南京度过的岁月后，感慨道：“现在作为总理，我就没有那么自由了。”说到这里，他用开始出现寿斑的手指着托平、阿特伍德、基特利手里的笔记本说：“比如，我现在说一句，你们就记一句。” 会见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宾主走向宴会厅。周恩来表示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多饮酒，“这种酒不上火，尽管你可以用火柴点燃它。”“喝了30年酒，我已经戒了……” 虽然周恩来事先声明戒了酒，宴会中他和美国客人还是一直互相敬酒，气氛热烈。“我要喝就真喝，决不装样了！”周恩来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唐闻生如坐针毡，她为总理的健康担心。宴会已经进行了将近四个小时，大厅里的时针慢慢地逼近子夜时分。当周恩来端起最后一杯茅台酒时，唐闻生终于站了起来，当着众宾客的面，神情严肃地说：“总理，您不能再喝了！”但是酒兴未尽的周恩来不顾唐闻生的反对，一气干了这杯“最后的茅台”，然后转身向有点生气的唐闻生微笑致意。“劝酒”的小插曲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唐闻生的可爱和单纯。她的可爱的确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少来访的外国人士在评论唐闻生时都用了同一个英文单词：“sweet（甜蜜）。” 1971年，唐闻生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时年28岁。但是激动万分的唐闻生当时决不会想到两年后，在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并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她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迄今为止，她仍是外交部现职官员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唯一女性。 唐闻生在外交部担任的最后职务是党组成员、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

中国唯一的英文大报《中国日报》副总编辑

1984年起任中国唯一的一家英文大报《中国日报》副总编辑，后任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1999年任全国侨联会副主席。

继承父辈事业

唐闻生是新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之一。作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英语翻译。

环球在线消息：2006年8月3日，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中，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驻日特约记者就举办这个论坛的意义等有关方面的问题采访到了参加会议的唐闻生先生。对于记者这一代人来说，唐先生是一个传奇。唐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先生的“千金”，唐先生在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时说:“父亲是一位很正直的人,非常讲究原则，但又很讲道理。他的言传身教是我终生的财富。”唐妈妈张希先女士曾经是燕京大学未名湖畔“最漂亮的姑娘”，参加过一二九爱国运动，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成之后成为一名儿童教育事业的推动者。唐闻生先生出生于美国纽约，1952年随母回国，在父母亲的悉心教导之下，唐闻生先生继承了父辈的事业。在中国70年代的外交史中，唐先生亲身见证了许多影响世界格局改变的重大事件。

任过中国侨联副主席等职

80年代以来，唐先生历任中国日报副总编，中国铁道部国际合作司司长，中国侨联副主席等职。几十年工作岁月的起伏，炼就了唐先生“她在丛中笑”的洒脱气度。作为经历过中日恢复邦交这个重要历史时刻的见证人，唐先生在目前中日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和许多热心的有识之士一同为推动尽早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望着先生一头华发和一脸充满信心的笑容，怎能不让人感动和佩服。

记者：唐先生您已经是第二次参加北京·东京论坛了，作为我国许多重要事件的历史见证人，在目前中日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否请您谈谈参加这个论坛的一些感受。

渴望中日两国关系得到改善

唐先生：我不是中日问题的专家。不过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中日恢复邦交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出身在二战期间的1943年，我的父辈都经历过,反对过那场侵略战争。可是我们也清楚，即使是在最严峻的形势下，中日两国的人民当中始终存在着一股要求友好的暖流。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曾多次到日本的广岛参加有关反对原子弹的会议。很多与会的日本朋友都坚决反对再次发生战争。那时的日本政府对新中国抱有敌意，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日邦交始终不能恢复。然而，两国民间都有不少人坚持不懈地为中日关系尽早得以改善而努力。正因如此，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率团访问中国，中日恢复邦交，对中日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令人非常兴奋的历史性重大事件，那些感人至深的历史场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自那以后，中日两国关系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说你们这些留学生吧，两国为对方培养的许多留学生在学成之后，都担起了促进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合作桥梁的责任，一代又一代人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编织了纽带。正是由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在两国恢复邦交后不断发展，这符合中日双方的利益，是让两国人民都感到欣慰的事情。“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象我这个年代的人都记得当时我国领导人许多语重心长的话语。我们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也的确希望当初由两国人民共同构建的这种良性发展的中日关系能够长远地发展下去。

在铁道部门工作时促使与日本建立友谊

我个人从事对外工作在与日本朋友的合作中，也体会到或许是因为中日两国都同属于东方文明熏陶下的国家，所以我们会较容易了解对方的想法。如果双方能真诚合作，在工作中更容易出现事半功倍的结果。我曾经在铁道部门工作过十几年，那时候中日之间在铁路建设方面有着密切的合作。许多日本铁道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参加中国铁路的建设。他们对我说，日本那时已经过了象中国这样需要大规模进行铁道建设的时代，而能参加中国的铁路建设，他们有英雄找到用武之地的感受。而日本铁道技术人员的真诚友谊，以及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让所有与他们合作过的中方工作人员都深受感动。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中日关系阴云密布时认为可搭建民间平台

不幸的是中日关系后来却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出现这种文化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许多年轻的中国朋友对此不能理解。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小部分日本人不能够正确对待历史，把战犯当成英雄这也是一些成年人、尤其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无法理解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人不能理解，受到那场战争伤害的各国人民都难以理解。由此而产生的愤慨，使一部分年轻人做出了过激行为，这又在部分的日本人中引起了反响。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中日关系的上空阴云密布。看到局面不断恶化，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媒体等方面的有识之士，认为有必要搭建一个民间的平台，通过坦率的讨论，探求促进形势好转的办法。于是他们搭建了“北京·东京论坛”这个非官方的公共外交平台。我对此深表赞同，两国的有识之士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包括互有分歧的问题，进行沟通，寻求共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会产生影响的。

推动中日关系走出困境

事实上这种影响已经表现出来。如果说去年在北京首次召开的北京·东京论坛还有一点尝试的性质的话，双方坦诚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使大家都受到鼓舞。这次在东京举办的第二次会议――东京·北京论坛，在规模，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比第一次论坛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既证明这个论坛办的成功,也反映出中日民间都对中日关系突破目前的局面有所期待。北京·东京论坛去年首次举办的时候有一个举办10年之约。我相信10年后，当大家回首论坛的作用和影响时，会对中日间的有识之士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而感到欣慰。因为他们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推动中日关系走出困境，健康发展，这不仅符合中日两国各自的利益，也符合亚洲各国人民的利益。

我对铁路工作还是很有感情的

唐先生：我曾经在铁道部门担任13年国际合作司司长，虽然于1999年离开了这个部门，但我对铁路工作还是很有感情的。中国的铁路现在正处于大发展的时期，铁路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和主要运输方式。目前我国铁路状况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还不相适应，因此中国铁路不管在路网还是技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需求。中国的铁路建设需要有更大的发展，在这一发展中含有广泛的国际合作的空间。

日本在铁道建设方面有非常精良的技术和产品。因此我个人认为，中日两国在铁道建设方面是有许多合作潜力的。当然，良好的技术转让会有利于促进合作，比如我国铁道部门购买了日本川崎重工的2个60列客车时，就是如此。目前中日关系被形容为“政冷经热”，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政冷”，所以中日的经济关系并没有达到它应能达到的高度。如果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能够好转的话，两国在铁道建设等方面的合作空间会更大。这有待中日双方共同努力。

记者：我知道唐先生曾任中国侨联第六届副主席之一,您本人也出生在华侨世家，我想您对广大的海外同胞会有特别的感情，请您和在日华侨华人分享一下您的感受。

我向推动中日友好的新老华侨华人致意

唐先生：借此机会，我愿首先通过贵报向广大的在日华侨华人问好。谢谢大家为建设新家乡和故乡、以及发展中日友好所做出的贡献。许多老一辈的在日华侨华人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日友好的事业，他们的精神让我很感动。新一代华侨华人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日两国的共同发展和中日人民的友谊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我向新老华侨华人致意，希望他们事业发达，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回国时，欢迎同中国侨联和各地侨联联系。侨联永远是华侨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