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士谔

林士谔人物生平

1938年在美国发表的关于解高阶代数方程的论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高阶方程劈因解根法，被誉为“林士谔法”，在国际数学界被广泛应用。1940年回国抗日，从事航空教学、研制、生产和管理工作，他研制首创的膜盒式真空速表，经装机试飞性能良好，并获得“光华发明奖”。1952年参加北京航空学院创建工作 ，主持创建中国第一个陀螺与惯性导航研究室和陀螺惯导专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陀螺导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作为学科带头人，注意跟踪新技术发展，重视高校与厂所结合，为中国惯导技术的发展和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是我国航空仪表技术及惯性技术的奠基人之一，是著名的自动控制专家和航空教育家。

1913年7月1日

生于广东省广州市

1931—1935年

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

1935—1939年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研究院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

1940—1946年

先后在成都空军机械学校、成都空军仪表修造厂、成都航空研究院、南京空军总部航空工业计划室任航空仪表高级教官、副厂长、研究员、机械附员等职

1946—1951年

在厦门大学航空系任职

1951—1952年

在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任职

1952—1987年

在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职

1987年9月27日

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终年74岁。

1913年7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出生时因其母李兆春奶水不足，故由伯母陈会诗喂养，并将林士谔半过继于她。父亲林震于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曾任广东北伐军师长及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在北伐宿迁战役中曾因重创张勋部队而获宿迁战役金质勋章，孙中山曾亲笔赠书“渡江英雄”。

小学阶段

1919—1924年，林士谔在平远县东石乡崇德小学、铁民高小读书。民国初，其父因病解甲归乡，1924年病逝。后生活无着，其母携林士谔至北京姑母处，靠姑母林演存（曾留日学医，北伐军中女子红十字军组织者之一）在北京香山医院医生工资为生。1925—1927年就读于香山慈幼院高小二年至初中一年级。

中学阶段

1927年考入北京汇文中学，读初中二年级。由于林士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曾以优异成绩从高一跳入高三班，于1931年高中毕业。中学期间，因姑母离职，林士谔及弟弟林士骧的学费都由与父亲林震北伐期间共事的李济深（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先生资助。母亲李兆春自此没有离开过北京，直至抗战胜利前2个月去世。

大学阶段

1931年林士谔先后获得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资格，因上海交通大学能够免学杂费并提供助学金，而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32年日本侵略者挑起一·二八事件，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战火在上海点燃，上海交通大学及众多学校被迫停课，林士谔转到北京清华大学借读，数月后返回上海，1935年7月于上海交通大学提前毕业。

在上海交通大学期间，林士谔主修电信专业，四年总成绩位于电信专业第二名，在校期间还与他人合作完成《太空中之波动》的科技论文。大学期间的生活费，除李济深先生资助外，还因林士谔是北伐将士的后代而受到家乡的接济。

留学阶段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东三省被日本霸占，中国的大学不能开办航空系，否则就是对日本不友好，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前，当时的中央大学只能以机械特别班的称谓培养航空人才，大批热血青年怀揣着航空救国的理想远涉重洋。1935年林士谔以第一名身份通过了广东省赴美公派留学考试，被广东省教育厅录取为公费留学生前往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系学习（在上海交通大学期间，身为林士谔学长的钱学森，由机械工程转学航空，因而在国内多停留一年，两人于1935年同时就读于MIT航空系，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因林士谔学习成绩出众，学校给予奖励，免收其学费。在读研究生时，林士谔师从世界著名科学家、陀螺仪表专家德雷珀博士，参与了MIT无线电高度表研制，1937年10月1日，林士谔递交了硕士学位论文《The Design of Radio Altimeter Using Frequency Modulation Method》（《采用频率调制方法的无线电高度表的设计》），对这种仪表的设计原理研究做出了贡献。入学后翌年获硕士学位。

在博士论文研究期间，利用MIT最早的模拟计算机对飞机自动控制下纵向与侧向运动进行了深入分析，于1938年创造性地提出了高阶方程劈因解根法———用二阶（或m阶）迭代劈因法求解高阶特征方程的实根与复根，这种方法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林士谔法”，并被许多教科书刊所引用。。1939年5月11日，林士谔提交了博士论文《A Mathematic Study of Controlled Motionof Airplanes》（《飞机自动控制理论》），并顺利通过答辩，于1939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回国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被日本侵略军肆意践踏的年代，一边是时刻都在发生着流血牺牲的祖国、一边是待遇丰厚研究条件优越的他乡，矢志报国的他婉拒了导师德雷珀教授的挽留，向当时的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校长钱昌祚发出了自己的简历，并于毕业的当年启程回国。

初期

1939年底，林士谔与毕业于上海美专的刘莲娜女士在广州湾结为夫妇，后经香港、昆明，于1940年初到成都，经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校长钱昌祚介绍至该校担任航空仪表高级班教官，后兼任高级班主任。

1942年5月，林士谔调至机校附近的国民党航空仪器修造厂任副厂长。同年夏季，为有效测量飞机速度，林士谔利用苏联飞机仪表，开始研制并改装出一种膜盒式真空速表，为了实地试验，将试制的仪表委托当时在成都空军工程局办事处的苏联飞行顾问，在苏式战斗机上进行了成功试飞，试飞数据证明，仪表符合理论设计要求，早于国外相同测量原理的空速表，且性能更优。1943年，林士谔因首创膜盒式真空速表而获得当时航空委员会颁发的“光华发明奖”。

1944年夏—1946年春，林士谔调往成都航空研究院仪表组任研究员，从事仪表研制工作。1946年春—1946年5月，林士谔调南京空军总部航空工业计划室，承办向英美订购航空设备工作。

厦门大学时期

1946年8月，萌生退意的林士谔，在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至南京要求空军支援人员去厦大教书时，申请调入厦大，遂于同年10月赴厦门大学任航空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厦门大学期间，林士谔开设了航空仪器及设备、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设计3门课，并且还从事飞机控制的安定性专题研究。后来成为我国检测领域的知名教授黄俊钦就是他亲自指导的毕业生。

清华大学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航空成为科技强国的重要方略之一。1951年3月全国高校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整，清华大学、北洋大学、西北工学院和厦门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1951年8月林士谔成为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教授，讲授航空仪器学，并于1952年5月在清华大学加入九三学社，同时也是清华大学教育工会、中苏友好协会会员。

北京航空学院时期

1952年5月，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办专门的航空大学，中央军委在《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议案》中做出了筹建航空学院的决定，中央教育部对全国的航空院系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同年6月中央重工业部、中央教育部决定，并经国家财经委员会批准及中央军委同意，正式筹建北京航空学院。1952年末，包括林士谔在内的一大批在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开始汇集北京航空学院。

1952年9月27日，北航设立飞机系，下设设计与工艺两个专业。11月，成立飞机设备教研室（104研究室），林士谔担任室主任，教研室人员主要有文传源、刘燕谋、黄俊钦、余德星。1952年11月，林士谔被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批准为北京航空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成立飞机设备系（二系），林士谔担任副主任。1956年2月，飞机设备系（二系）的仪表及自动器教研室划分为仪表自动器、电气无线电设备和飞机设备工艺3个教研室，分别由林士谔、冯毓江、周士炎担任教研室主任。

1958年，他在《中国科学》上用英文发表了“真高度表的设计原理与试飞数据”，在《北航学报》上发表了“飞机在自动控制下侧向及横向过渡过程曲线的理论分析”、“调频式无线电高度表误差的理论分析”、“陀螺仪安装支架误差”以及“半解析式惯导系统参数选择”等论文。

1958年11月，林士谔负责中苏122项科技合作中“陀螺仪理论及其应用”项目，与文传源、章燕申赴苏联考察，去列宁格勒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陀螺及导航教研室联系和聘请讲学人员，还参观莫斯科有关对口高等学校的教学及科研设备，回国后，组建我国第一个陀螺仪表及惯性导航研究室（第四研究室），因林士谔更主张在大学里开展研究工作，该实验室是为数不多的设在大学里的重点建设项目，同年12月30日，在钱学森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经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准，由林士谔教授亲自担任研究室主任，徐学贤为支部书记、副主任。研究室参与“北京五号”无人机、“北京二号”探空火箭等研制。后来林士谔教授翻译了《飞机仪表学》、《航空电机电器学》、《飞机设备》等教科书，为当时的教学与科研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实验室初创之时，林士谔教授带领大家将液浮陀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由概念做起。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科研条件十分简陋、信息闭塞的时代，为完成样机研制，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能将转子浮起来，他甚至在家中试验将食糖溶化充当浮液，因此曾被称为“糖水教授”。也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这种无所畏惧、勇于创新的精神，使他们率先在国内完成液浮陀螺样机，并完成了向厂、所的技术转移。这填补了当时中国航空陀螺仪领域中的一项空白，促进了中国惯性技术的发展。

1962年林士谔当选国家科委理论与应用力学组成员，参与制定全国力学十二年发展规划。1964年，当选航空学会理事并兼自动控制及电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还当选北京市力学学会理事、全国力学学会一般力学组主任委员。1963年，他在《数学进展》上发表了“高阶特征方程解根法应用问题”及“关于劈因法解特征方程的改进问题”。

20世纪60年代，国外又大力开展了挠性陀螺/动力调谐陀螺的研究开发工作。林士谔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动力调谐陀螺仪，并积极地向国内介绍动力调谐陀螺的研究成果，连续编译出版了两集《陀螺仪理论及其应用译文集》上、下（科学出版社出版），还编著出版了《动力调谐陀螺仪》一书，这对后来全国多家单位开展这种陀螺仪的研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之后我国第一个半球谐振陀螺、光纤陀螺等一批先进的研究成果都在这个研究团队的努力下问世。

1974年，在林士谔领导下，以郦吉臣、张清涛、张惟叙、范耀祖、陈哲等人为主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动调式挠性陀螺，并于1981年获得航空部航空技术进步二等奖。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5年中起，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林士谔与其他几位教授也逐渐退出了院务会。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了多次冲击、抄家，家中堆积如山的科技书籍如今也只剩下寥寥数本。1970年3月至1971年7月，被下放到河南确山北航五七干校、河北宝坻县北航五七干校劳动。这一时期，他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重返北航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科学研究事业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林士谔重新被国家及多个专业协会聘为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理论与应用力学学科组组员、中国力学学会一般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航空学会电子及自动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航空学会自动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内，林士谔是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也是第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

1979年以后，林士谔教授年事已高、多病，在1979年填写的个人档案中对自己的病情是这样描述的“服药后已能半日工作及参加学术活动”，但他始终十分重视研究生培养工作，即便是与年轻教师联合培养研究生时，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81年，鉴于林士谔教授及其团队的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及深厚的理论积淀，北京航空学院获批我国第一个惯性技术及导航设备博士点。

1986年11月林士谔教授告别了他热爱一生的讲台。

1987年9月27日，林士谔因病医治无效，在中日友好医院逝世，终年74岁。

林士谔人物简介

林士谔（1913—1987），又名粤龄，广东平远县东石镇凉庭村人。幼年在家乡读小学。1925年起，先后就读和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37年，公费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师陀螺仪表专家德雷珀博士。在学习期间，以解释无线电高度表地面，测试现象设计原理的《驻波理论》，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硕士学位。以《飞机自动控制理论》，获航空科学博士学位。该论文中提出的“高阶方程劈因解法”，被誉为“林士谔法”。这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方法，至今还被有效地应用。这一贡献为中国人民争得了荣誉，并被收录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及《中国名人词典》、《中国科学家词典》中。

1939年，林士谔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立志航空救国，毅然回国，任当时中央航空研究院研究员。1943年，首创膜盒式真空速表，获当时航空委员会颁发的“光华发明奖”。1946年起，在厦门大学任教，从事航空研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士谔历任清华大学航空系教授，北京航空学院一级教授，自动控制系副主任兼陀螺研究室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及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还兼任中国航空学会理事，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中国惯性学术学会名誉理事。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1983年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林士谔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后培养了20多名研究生，由其创办和主持的陀螺惯导专业、历届培养的本科生已逾千人。1958年，他领导陀螺研究室，从事液浮陀螺反动力调谐陀螺的基本理论与研究工作。为建立飞行控制与导航新专业，先后编写、讲授了《航空仪表学》、《自动器元件》、《飞机设备》、《自动驾驶仪表》、《陀螺稳定系统》、《惯性导航》、《动力调谐仪理论》等课程与教材，翻译了《飞机仪表学》、《航空电机电器学》、《飞机设备》等教科书；主编《陀螺应用理论译文集》2集，《动力调谐陀螺》译文集3集；编写《惯性导航》、《动力调谐陀螺仪》并在《北京航空学院学报》上发表了10多篇论文及英文版《具有大气温度修正装置的气压式高度表设计与试飞》等论文。他毕生从事中国的航空事业，建立起系统理论，培养出大批人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航天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1987年9月28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林士谔人物评价

林士谔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中青年的成长，在事业上兢兢业业，勇于开拓。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他的这些优秀品质和作风，都永远会牢记在人们的心中，还会继续开花结果和发挥出无究的光和热。

兴趣爱好广泛，热衷收藏，晚年退休、行走不便时，还在夜间爬楼与中学生交换邮票。但在职期间肩上的责任迫使他整日忘我地忙于工作，疏于与子女的交流。

研究精深。首创的林氏劈因法不仅是那个时代最优的算法，也是现今多种求解高阶特征方程方法的核心思想，是被人类科学史永久留存的重要贡献。

非常注重理论和实际结合，主张科研必须为国民经济服务，科技人员应该投身于生产实践中去与厂、所结合。他本人经常深入实验室了解科研工作进展和进行指导。他的这种身体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已在其所在的研究室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好风气，例如与北京地质仪器厂协作研制成功的利用陀螺进行海底石油勘探装置，与北京青云仪器厂合作研制的528液浮陀螺，以及参加618所研制的平台式惯导系统等，都是教师走出学校与厂、所结合，共同完成国民经济有用项目的几个例子，

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1969年被下放干校劳动期间，他看到农村缺水少电，就设想并提出了如何利用当地畜力资源来进行发电。当他看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在使用完干电池后大量被扔掉而造成很大浪费时，他就在家里做了上百次试验，给生产电池的工厂提供了电池再生方法。他一贯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科研工作者就应该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课题进行探索，将智慧变成物质财富。

十分注意国际科技发展的动向，不断地向国内进行介绍，以便进行技术跟踪。这不仅体现在他主编出版的《陀螺仪理论及其应用译文集》、《动力调谐陀螺》等书中，他撰写的“双轴挠性陀螺补偿线路分析法”、“陀螺及惯性导航系统综述”、“应用分析法解K值根轨迹方程理论”等论文，也都及时跟上国外科技发展的前沿水平。由于林士谔身体力行，他所领导过的研究室后来在光纤、激光、半球谐振、超导等新型陀螺仪以及GPS/惯性、天文/惯性组合导航系统和捷联式惯导系统等项目都能及时跟踪国外高科技的发展，并且有些项目还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倡导学术作风。1986年，林士谔非常关心有关“863工程”高科技概念论证，他积极录找资料进行研究，撰写了“航天飞机中的惯导系统与几点建议”的论文，还积极着手准备出版一本有关航天飞机方面的专著。

淡泊名利。虽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获奖甚少。

平易近人、才思敏捷，在科研中总能够独辟蹊径。

由林士谔教授筹建和主持的陀螺惯导专业，至今已培养本科生逾千人。这些毕业生已遍布在中国航空、航天和航海各部门，不少人已成为学科带头人、技术骨干或业务领导干部。即使是粉碎“四人帮”后，他也精神振奋，不顾病痛，竭力工作，直到1986年底退休，他始终十分重视研究生培养工作，即便是与年轻教师联合培养研究生时，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翻开他最后的工作笔记，可以看到细致入微的培养计划，以及对来自不同学校教材中的公式进行详细的推导验证，其敬业与严谨的治学作风令人叹服。林士谔为国家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历尽了心血。

他极其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经常给予他们有益的教诲。经他培养的几名中青年教师，都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成为专业梯队重要的后继力量。

他对研究生不仅从业务上精心培育，而且在政治上对他们也寄予希望，给以热诚教导。他常对研究生讲：“你们年纪轻，应当努力争取入党，多为人民做贡献”。1986年林士谔生病住院期间，得知一名博士研究生想放弃学位争取出国时，他动员这个学生继续在国内读完学位，同时对已经出国的两名博士生则多次希望他们学成早日回国，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出力。

林士谔教授十分重视教学工作。先后编写讲义、讲授了《飞机仪表学》、《自动控制元件》、《飞机设备》、《自动驾驶仪》、《陀螺稳定系统》、《惯性导航》、《动力调谐陀螺仪理论》等课程，从无到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陀螺导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档案馆保存的院务会记录中，他的发言涉及授课时长、教材翻译、授课方法、研究生培养、教师评价等多方面的内容，透过这些文字能够深刻地体会到那种严谨、直率、克己的作风。在子女的眼中他是一位始终忙于工作，无暇与他们交流的严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短短十数年他及他领导的团队能够取得如此多的成绩。

林士谔教授身为教育家，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更为严格。他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威望，在国外也有不少亲友，但他坚持不肯为子女写出国推荐书，尽管孩子有过怨言，但他毫不“妥协”。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值得学习的。

曾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祖国被外族蹂躏，进而抱定航空救国的理想远涉重洋，在祖国的领土正被大片蚕食、人民惨遭杀戮的时刻毅然且决然回国，国家的概念已高于个人生死。他心胸豁达，十年内乱虽饱受不公正待遇，但在1982年用详实的数据论述了十二大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并饱含热情地写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让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本职的工作努力前进吧！”。

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出于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关切，他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刚正不阿。对“大跃进”期间的一些浮夸作风，他敢于直言，为此受到过压制和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士谔教授在政治上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身体受到过摧残，精神上经受过磨难，甚至其父为北伐战争立功而获得一枚金质勋章也给林士谔带来了折磨，但他从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胸襟开阔，宽厚待人，始终坚信党和人民，以国家大局为重。对此，凡与林士谔相处过的同志都颇有感受并深受教益。

十分关心国内生产发展，支持改革开放。经常在各种场合，包括学习会议和日常谈话中，以其亲身的经历对比新旧社会的变化，列举大量数字与事实，讲述了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等各条战线改革的成就，教育大家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即使在病重住院期间，他还关心着当时党的十三大的召开。

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怀念在欧美以及港澳台的众多亲友故旧，盼望海峡两岸骨肉同胞早日团聚，还为此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他的逝世确是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难以挽回的一大损失。

林士谔主要论著

林士谔．有关高阶特征方程复根劈因解根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主编数学及物理（Journ of Mathandphysics）．1940，1943，19472

林士谔．调频式无线电高度表指示误差的理论分析．北航学报，1956，（1）

林士谔．气压式绝对高度表大气温度修正装置的设计与试验．北航学报，1957，（2）

林士谔．自动控制下．飞机纵向运动安定性及过渡过程曲线的理论分析．北航学报，1957，（3）

林士谔．真高度表的设计原理与试飞数据．中国科学，1958，4

林士谔．自动控制下．飞机侧向运动过渡过程曲线的理论分析．北航学报，1958，（2）

林士谔．浮子式陀螺仪原理及其应用，1959

林士谔．高阶特征方程解根法应用问题．数字进展，1963，6（3）

林士谔主译．陀螺仪理论及其应用译文集：（上下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1965

林士谔主编．动力调谐陀螺仪．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