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庸

林继庸人物生平

1931年9月18日，日军强行侵占我东三省，全国各界爱国群众纷纷组织义勇军，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复旦大学也成立了复旦学生义勇军，绝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满腔热血的林继庸对学生的爱国行为给予极大的支持。1936年10月，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学生义勇军训练处，林继庸当选为复旦大学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根据爱国学生的提议，亲自到学生义勇军训练处请求允许该校学生在寒假期间组织特别军事训练班，到军营中实习各种武器。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曾明令军队不准接受学生军训，他多番与十九路军军部联系，最后由蔡廷锴亲自出面保证，才特许复旦学生义勇军随营受训。此乃开十九路军学生义勇军随营训练之先河。1932年“一．二八” 淞沪抗战爆发后，学生义勇军随十九路军于天道庵等处抗击侵略者，还奉命担任情报、传令、运输等工作。而林继庸则被特聘为十九路军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参与制造化学武器，支援抗日。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当时中国许多有才华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进入政府部门，为祖国最迫切的需要提供服务。任国防委员会国防化学委员的林继庸积极为改造和创办中国自己的军事工业，生产军火抗击日本侵略而努力，培养和造就了不少人才。当时，日军停泊在杨树浦汇山码头附近的旗舰“出云号”肆意横行，林继庸对之十分愤怒，约集徐学禹等人策划炸毁该舰，行动时被敌方察觉，林当机立断按下水雷电掣，引爆敌舰。敌舰虽未被炸沉没，但日军大将因受惊震伤，不久死去。林亦因此而成为日本侵略者追杀的目标。1933年，为避日军搜捕，暂离祖国，游历欧洲。1936年回国出任民国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的侵略，先北平、天津、次南京再上海的疯狂进逼，使沿海工业发达城市先后沦陷。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工厂总数1255家， 占全国工厂总数近三分之一。为使民族工业免遭厄运，不少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纷纷计议，举厂内迁。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工会、毛纺行会、上海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等工商界行会组织，联名向国民政府发出呼吁， “誓不以厂资敌”，要救政府派员联络，制定计划，并给予迁移帮助。局势严峻，舆论强烈，国民政府立即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委派资源委员会林继庸等赴沪调查上海各厂现有设备及内迁可能。接到任务后，林继庸即于1937年7月28日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将上海和其他一些沿海城市的工业迁往内地，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民营企业。之后，他亲赴上海和民族工商业家胡厥文等商议民族工业内迁问题。大家均赞成政府组织民营企业内迁，认为这样一来可以改变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对发展后方工业有重要作用；二来又可保存物资，生产抗战时期的军需民用品以支援抗战。经过一番调研，林继庸亲自动笔草拟了一份上海工厂内迁计划提案递交国民政府。按此计划，第一批内迁厂应为炼钢、炼氧、制罐、橡胶、水泥等重工业厂，以适应战时需要。棉纺毛纺日用品等轻工业则列为第二批迁移。同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了这一提案，决定拆迁上海工厂，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单位，会同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成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在上海主持适厂事宜，并由资源委员会拨款56万元作为迁厂补助费用。之后，林继庸又与胡厥文、颜耀秋一起到南京与国民政府再三交涉，又争取到500万元的搬迁费用。此外，林继庸还被委为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执行长兼化学组组长、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执行组长、经济部工矿调查处业务组长，领导组织内地民营工厂内迁。据有关统计，抗战初期我国沿海地区有426家民营工厂和企业迁到四川、湖南、广西、陕西等

省，其中迁到四川的有230家。林继庸被民营企业家称之为“迁川工厂之父”，迁川工厂联合会还将迁川大厦礼堂命名为“继庸堂”，李家沱工业区内建有“继庸路”，以表彰其迁川的功绩。对民族工业内迁和民族工商业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39年11月间，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了解内地新兴工业情况，组织参观重庆的民营工厂，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也参加了是次活动。周恩来还当场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的第一要义。”董必武的题词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了新中国工业的基础。”

1943年，林继庸调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建政厅长。然而，期望在新疆干一番事业的他到任不到一年，就被新疆军阀诬陷为汉奸而锒铛入狱。在狱中，他以坚强的毅力，用少许羊毛，捻成细线，学织毛袜来磨练意志。被营救后，写下诗一首：“岩城达板古城台，万仞天山一线开，无奈神工何觅处，林郎未老欲归来。”抒发壮志未酬之怀。

抗战胜利后，任粤桂闽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处理局长。任内曾到海南岛视察工作，发现两个铁矿的矿工中有不少大学生，还有博士、教师，他们都是被日军到这里做苦工的，人数竟达3000多，而这里的生活环境恶劣，疟疾流行已夺去了不少生命。他当机立断，表示“一切由我负责”，将原本要解送给国民政府的9000万元中抽出7000万元作为遣散费，下令限期妥善遣散员工。事后，林继庸向宋子文详呈此事，得到宋子文默许。宋子文十分欣赏其办事果断的作风，拟请其出任海南最高长官，但林继庸吸取新疆任职时的教训，婉辞不就。1947年春，参与处理因美国在中国倾销水泥使上海华申水泥厂大幅度停工而激发的工潮，并与水泥行会、乳品制造业的民族资本家一同促请国民政府下令削减美国进口水泥和奶粉的数量，使这些民族工业得以生存。

之后，林继庸脱离政坛，返穗创办广东农业机械公司，自任总经理。该公司解放后并入广州重型机械厂。1949年，林继庸转到香港九龙深水涉，设立达利工业公司，生产塑料梳子及皮带。以后转赴台湾定居，曾任“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秘书长，“经济部工业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经济动员设计委员会”顾问等职及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

林继庸个人简介

1920年到美国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攻读化学系。1926年回国，任广东化学工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日军侵占上海，爆发淞沪战役，被十九路军聘为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参与制造化学武器支持抗日。1933年为避免日军搜捕，曾前往欧洲游历。1936年回国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1943年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粤桂闽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处理局局长。1949年去台湾，曾任“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秘书长、“经济部工业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等职。1985年病逝于台北。著有《民营厂矿内迁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