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堂

李惠堂重要职务

1954年，李惠堂当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秘书长。1965年，他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成为在国际足联获得最高职务的中国人。1966年，李惠堂再次担任亚洲足球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副主席，在世界足坛享有很高的威望。

李惠堂成长经历

李惠堂出生于香港。其父李浩如，系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人。李惠堂4岁那年，随母亲回到家乡五华县锡坑乡（现为锡坑镇）老楼村居住。在那里，这个天性喜爱足球的孩子，把家门口的狗洞当成了练习射门的目标。由于从香港带回的足球被踢坏后，就从家门口的两棵柚子树（一名丰琅柚，一名蟠龙柚）上摘下柚子来当球踢。等到树上的柚子都被摘完后，他又用布巾扎成布团当作皮球来练习。经过几年的锻炼，他的身体日见壮实，球技过人。10岁左右，李惠堂回到香港。1921年考入足球运动比较普及的皇仁书院，接受了比较系统的足球训练。李惠堂球风正派，脚下功夫深。一次，他在与英国海军球队比赛时，球刚过中线，就拔脚劲射，球竟穿过好几个英国选手的人丛硬是入网。他还曾经一人从后场盘球，接连晃过四五个前来阻截的对手，一直把球带到对方禁区，从容起脚，把球攻入门里。这种球艺堪与贝利、贝肯鲍尔和马拉多纳相媲美。

1976年8月13日，当时的联邦德国《环球足球杂志》组织世界球王评比活动，李惠堂同来自巴西的贝利、英国的马修斯、阿根廷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什一起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李惠堂轶事

这里就李惠堂的足球理论和创见简单介绍几点：

1、普及与提高。李惠堂在《球圃菜根集》中说：“提倡足球须从普及方面着想，不求畸形发展，假若中国蓦然产生十一个出类拔萃的超级良才，纵横捭阖，踢平四海五洲，如果事事未上轨道，也不见得马上就可以富国强兵。”

2、足球技巧训练。李惠堂认为足球技巧方面的训练至关重要。

3、论足球基本功和实战中场上位置安排。（李惠堂在《足球技术》一书中对此有详尽叙述，他还将练习方法以图解的方式加以说明，示范图大部分都是李惠堂本人的示范动作。这是他半个世纪足球生涯的心血结晶。）

4、技术全面与单项的关系。李惠堂认为作为一个球员在场上除要具有各种基本技巧外，一定要把球控制在脚下服服帖帖的，并在适当时机将球传至最佳落点，达不到这个水平，就没有参加比赛的资格，他要求队员就是这么严格。他常对心急贪功的球员提出单项练习的要求，强调足球技术不要“滥而不专”，否则一事无成。并劝导队员对每一项技术要按部就班、由浅入深，专心练习。有相当造诣时方可转学其他。李惠堂还详细论述过场上用智与用力的关系、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以及士气高低与胜负的关系等，限于篇幅这里不介绍。但这些资料著作我都保存下来了，我希望中国足球人能运用他的宝贵经验和理论去实践，相信这对今天振兴中国足球运动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43岁李惠堂的“挂靴”告别赛仍勇猛异常，民国时期，足球运动是一种奢侈运动，不是平民百姓都能随便参与的，当时球队所有物品都要从外国进口，包括球衣、球袜，一双好球鞋要几十块大洋，一个比赛足球要几百银元，而一场球的门票只卖几毛钱，所以球员踢一场球只发两毛钱车费。但是一家子一天的生活费也得一块大洋，所以足球队员踢球不能挣饭吃，就连球王李惠堂到了上海之后，也得先到静安寺路华安保险公司兼职养家。回到家乡之后，李惠堂也在五华粮仓做粮仓主任以及在公路处工作，才能解决一家人的生计问题，日本投降之后，李惠堂由原籍回到香港，还是效力于南华足球队。抗战胜利之后，李惠堂从内地返回香港，继续效力母队南华队。1947年秋，李惠堂率南华足球队到东南亚访问，与泰国、新加坡等国足球队比赛十场，场场告捷。

回到香港后，李惠堂参加了香港对上海的一场足球比赛，已经43岁的他仍勇猛异常，接连攻入数球，结果以五比一战胜上海队，这场比赛也成了他“挂靴”的告别赛。从1923年18岁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到1947年作为队长参加最后一场比赛，李惠堂在球场上度过了25年的时间。虽然14岁便走出校门，但是他不仅能用流畅的英语发表演讲，也能用中文填词做诗，后人更为敬重他的体育道德和爱国情操，李惠堂能脚踢足球，手著文章，朋友们打趣说他是手脚万能的“怪杰”。

1948年，李惠堂赴英国罗布雷受训四个星期，获得英国足球总教练的文凭，回香港后他创立了华人足球裁判会，蝉联6届主席。新中国成立之后，抗日名将贺龙做首任体育部长，写信邀请李惠堂出任中国国家队男足主教练，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事。1951年香港丽的呼声电台聘请李惠堂做顾问，兼体育节目播音评述员。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请他当体育评论员，不久李惠堂当选亚洲足球联合会副主席，又荣膺国际足联副主席，这至今还是世界足坛上华人享有的最高荣誉。

李惠堂故居五华县锡坑镇老楼村四角楼，名为“联庆楼”，是其父李浩如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所建，现已成为五华推动旅游与足球运动发展有机结合的一个富有特色的景点。故居为客家地区常见的“四点金”式建筑，面宽五间、三进深四合院布局，左右各置一幢横屋，四角分置四层炮楼，背后筑一层围屋，门前设晒谷坪、照墙、左右转斗门和半月形水池。墙体用灰沙夯筑，顶为悬山式木桁桷瓦顶。总占地面积约44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590平方米。故居上、中、下厅檐柱均为八角梅花石柱，左右横屋底屋檐柱为圆石柱二层为圆木柱。门窗框均用石制，正门、侧门、转斗门均有楷书题刻，上、中、下厅和左右横屋所置屏风梁架等构件，均刻有狮、凤、鳌鱼、花草、人物故事等金木雕工艺品。故居中栋右廊房为李惠堂幼年时住房，右横屋门侧狗洞是李惠堂幼年时练射的“球门”。右横屋第一间为李惠堂抗日战争时期回乡组建足球队时的住房。1994年9月，五华县人民政府为方便人们缅怀球王，把球王故居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里面办有《球王李惠堂》小型展览，每年均有不少华侨、港澳台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前往参观考察，缅怀球王的光辉业绩。

李惠堂评价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流传的一句话。在旧中国，一位体坛人物能够和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名字相提并论，确实非凡。他以顽强的拼搏精神，高超的球艺，赢得了“亚洲球王”称号。李惠堂是二、三十年代首屈一指的著名中锋。尤以过人射门和跌射誉冠足坛。他射门力量大、角度刁，往往使守门员反应不及而目送球儿直飞网底。香港沦陷后，李惠堂不愿作亡国奴，遂于1941年以借名到澳门比赛之机，辗转回到内地。李惠堂41岁“挂靴”退伍，足坛生涯长达25年。

李惠堂荣誉记录

李惠堂终其一生获得过包括“亚洲球王”在内的50多个荣誉称号和120多枚奖章。曾4次代表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并获足球冠军。1966年他担任亚洲足球协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副主席，在世界足坛享有很高的威望。1976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他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

据统计，他在足球比赛中，共射进近2000个球，他和巴西名将里登雷克、德国球星宾德以及球王贝利是迄今世界上进球逾千个的四大巨星。其卧射绝技，巴西球王贝利亦自叹不如。其体育道德尤为高尚，在绿茵场上从未受罚。

因在将近20年的赛球经历中，于各项公开赛事入球超过2000球，1976年出版的西德足球杂志，曾将李惠堂评选为20世纪的世界5位“球王”之一，与巴西贝利、德国弗朗茨·贝肯鲍尔、阿根廷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及匈牙利普斯卡什齐名。但因为他与台湾当局的关系相当密切，1950年代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相关文献，并无太多李惠堂的相关赛事报道或历史记载。不过总的来说，于1979年去世于香港的他，不但普遍认为是1930年代中国足球风气的带领者，也是开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甚至亚洲足球运动的主要功臣之一。而这些贡献也可从他所著《球圃菜根集》、《杂果盘》、《足球裁判》等相关书籍可见一斑。

“亚洲球王”李惠堂

远东运动会从1913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按菲律宾、中国、日本的顺序，轮值主办。在其21年历史的10 届竞赛中，中国足球连得9届冠军。已故著名体育教育家、复旦大学体育系主任蒋湘青认为，这是民国体育在国际运动竞赛中最光辉的一页历史。

1923年，在日本大阪举办第六届远东运动会。日本人以为稳操胜算，不料以1比5大败。上海的《申报》将日本媒体表达沮丧情绪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改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这让中国足球队在亚洲体坛内获得“铁军”的称号。

香港球员李惠堂在这场比赛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李惠堂是亚洲足坛乃至世界足坛上一个神话般的人物。他在1923年被澳大利亚人封为“亚洲球王”，1976年又被联邦德国一权威足球杂志评为“世界五大球王”，与贝利、马修斯、斯蒂法诺、普斯卡什齐名。

李惠堂从小热爱足球，1921年，少年李惠堂加入香港南华足球队。1923年即在远征澳大利亚的比赛中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初到澳洲，中国球员在媒体上的形象都是骨瘦如柴的病人，在比赛上，李惠堂连中三球，让澳洲人的眼前一亮。

1936年柏林奥运会失利后，李惠堂和球员们去英国观摩，阿森纳队以8000英镑的年薪挽留他，李惠堂拒绝了。

1947年秋，李惠堂参加了香港对上海的一场比赛，从此“挂靴”。新中国成立，贺龙曾邀请李惠堂做中国国家队主教练，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