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丰名人柯麟介绍
柯麟（1901年—1991年），广东海丰县人，1900年9月出生于海城镇一个工商业者家庭。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著名的医学教育家。柯麟被誉为中山医学院的一代宗师。1991年9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柯麟人物履历
柯麟，1901年生于广东省海丰县。
1920年，毕业于海丰中学后，考进广东公医大学。
1924年，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任该校团支部书记。
1926年毕业，留该校附属医院当医生。
1927年赴武汉出席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旋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4军，先后任24师教导队医官、军部医务处主任。是年9月随第4军回广州，任该军后方医院副院长，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避难上海，开设达生医务所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并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1929年，彭湃在上海牺牲后，柯麟配合党组织惩杀了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后经党组织决定，离沪到福建厦门工作。嗣因该地党组织遭破坏，遂赴香港开设华南药房，后因党组织要他到澳门照料叶挺将军，遂举家移居澳门。
自1935年至1951年，柯麟在澳门一面为党工作，一面在医务事业上奋发进取，终于成为澳门最大最好的镜湖医院院长，由此跻身上层社会，广交当地各界知名人士，从而便于完成所交给的统战任务。
柯麟职务任免
柯麟历任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主席、镜湖医院院长、澳门华侨协会主席、澳门南通银行董事长、中山大学医学院、华南医学院、中山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会长，广东省科协主席，卫生部顾问，澳门镜湖慈善会名誉主席、镜湖医院名誉院长。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柯麟人物经历
1920年，柯麟考取广东公医大学。1926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并任党小组组长。同年夏天，柯麟大学毕业，留在广东大学医科的附属医院工作。柯麟早在中学时代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同志的挚友，一起参加声讨袁世凯、恢复民国的斗争，追求革命真理，接受进步的革命思想。柯麟同志与进步同学一起，举行了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课。广州“8·15”事变时，他已毕业留院工作，他以自己的合法身份掩护了许多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从此，他就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先后发动了上海“4·12”事变和广州“4·15”事变。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柯麟同志从广州到上海，又从上海辗转到武汉，出席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之后，受党组织委派，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军医、军部医务处主任、广州后方医院副院长等职。此时，中山大学一夜之间300多名进步学生遭到逮捕，柯麟同志以医生的身份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掩护转移了大批进步学生。同年12月11日，柯麟同志任第四军后方医院副院长，随军部返回广州后，毅然参加了广州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处于低潮，他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常常以医生身份作掩护，经常与先期参加革命的李硕勋、叶挺、潘汉年、叶剑英、彭湃等同志秘密联络。 1928年根据党组织安排，柯麟同志化名柯达文，在上海与贺诚同志一道开设一家达生医院。达生医院既是医院，又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党中央经常利用它进行联络，中央政治局也常在这里举行会议。柯麟同志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期间，不但从事医疗、掩护工作，还参与保卫工作，在革命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坚持革命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929年他辗转到厦门医院任院长，1930年在党开设的香港南华药房担任联络工作，1936年到澳门担负同叶挺同志的联络工作，并以医生身份开展社会活动，先后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主席、名誉主席，1949年任澳门南通银行董事长。他身在港澳工作，心向往着中国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 1935年至1951年在澳门工作的17年中，柯麟积极为党工作，曾经帮助文化界知名人士梁漱溟、范长江、夏衍、金山、蔡楚生等人自香港经澳门逃脱日寇魔掌。50年代初与何贤、马万祺先生合作将一批汽油、雷达等军用物资从澳门运往大陆，打破美国及其他敌对国家的禁运；在事业上奋发进取，由一名普通开业医生，一跃成为澳门镜湖医院的院长，并把这所不起眼的医院办成澳门规模最大、管理最好、医疗水平最高的著名医院。柯麟以华南一代名医的显耀身份跻身于澳门上层社会，赢得了各界人士的信赖和赞誉。
柯麟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小商人家里，他在海丰中学读书时，结识了高年级的学长，当时的学生领袖彭湃。1921年柯麟考取了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的公费名额，来到广州学医，并在彭湃的影响下，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国民党开始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之下，柯麟逃往武汉一带，在那里参加了叶剑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广州起义失败后，柯麟和叶剑英一起在香港避难。几个月后，两人辗转来到上海，不久党组织派叶剑英前往苏联学习，柯麟却被留了下来。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陈赓、顾顺章等分任各科科长。柯麟就在这个时候，参加了特科的工作，不过他的任务并不是持枪捉拿叛徒，而是以医生的身份作为掩护，为革命同志提供避难所。
从1928年到1935年，柯麟先后辗转了四、五个地方做地下工作，他曾经被派往东北，可刘少奇说他一口广东腔，很容易暴露，劝他往南方走。在每个地方他都是以做医生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危机四伏却又每次都化险为夷。据说他在香港经营南华药房时，连弟弟柯平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后来柯平参加了东江纵队，已是革命同志的兄弟俩，也互不知道身份，直到多年以后，谜底才慢慢揭开。
柯麟在澳门重操旧业，开了一家小诊所，一边靠替人治病养家糊口，一边暗中配合地下工作的各种需要。但是小诊所条件有限，作用不大，柯麟就把目光投向了澳门的平民医院镜湖医院。
柯麟在澳门工作生活了15年，他在镜湖医院义务行医，深得人心，还结识了澳门的商界领袖，何贤、马万祺等人，他曾经替马万祺医治肺病，马万祺病好了之后，两人就成了好朋友。而澳门王何贤就说，柯麟几乎没有向他宣传过共产党的什么主张，而他也钦佩柯麟的为人，两人也逐渐成了朋友。柯麟的善举、义举征服了澳门民众和开明士绅，而他们的支持，也为柯麟顺利展开革命工作聚集了人气。
虽然柯麟在澳门一直是和党组织单线联系，把自己的另一重身份隐藏得很好，但是慢慢地很多人开始怀疑他是共产党，使他不断招来杀身之祸。曾经有人提醒何贤说，柯麟是共党分子，要和他保持距离，但何贤不为所动。虽然对柯麟的身份，可能已经心知肚明，但是澳门赫赫有名的人士，林炳炎、何贤、马万祺等，还是大力支持柯麟。1946年，镜湖医院实行院长制，柯麟在他们的拥护下，当选为第一任院长。而镜湖医院也逐渐成为他掩护地下工作、救治革命同志的基地。
1949年10月10日柯麟和马万褀在澳门的平安戏院，主持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宣布支持共产党，从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21年后柯麟终于可以公开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
1951年，中共安排柯麟出任广州中山医学院（今中山医科大学）院长兼党委书记，1962年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他以对新中国卫生事业赤胆忠心和丰富的医学经验，艰苦经营，使中山医学院独秀南国，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赞扬。“文革”10年，中山医学院受到干扰，柯麟遭政治迫害，至1980年始重新担任中山医学院院长，时已80高龄。1984年柯麟因年事已高，被调任为国务院卫生部顾问，定居于北京，1991年9月23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柯麟主要成就
柯麟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长期任医药卫生组组长，他不顾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参政议政，为促进我国卫生教育事业，尽了极大的努力。 在中国的医学教育战线上，以丰富的治学经验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从严治院，使中山医学院独秀南国，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柯麟被誉为中山医学院的一代宗师。
柯麟补充介绍
柯麟（1901～1991）
柯麟，原名柯辉萼，广东省海丰县富田社葫芦村人。生于小染铺商人家，民国5年（1916）秋考入海丰中学。在中、小学期间，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罪行的斗争，并在“五四”新思潮薰陶下成长。民国10年，考入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先后改名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和广东大学医科）。民国13年春，经当年在海丰中学求学时高年级的老学长彭湃的介绍，他在广州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负责在“公医”建团和建立团的 组织“新学生社”。民国15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在校期间，他领导同学开展反帝、反军阀、反国民党 的-，成为大革命时期广州地区 领袖之一。
民国16年（1927）广州“四·二五”-政变后，正在中山大学医科附属医院担任医生的他撤离广州，到达武汉。经党组织安排，被介绍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后担任军医和医务主任。并在第四军军部的中共秘密支部投了通过他在广州时的老相识、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入党的赞成票。“八一”南昌起义时，他与上司叶剑英准备策应，但因起义军已撤离南昌，未果。接着，他随第四军从江西南下返粤，担任四军第二后方医院副院长。同年12月11日，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他负责抢救起义伤员工作，并在战斗间隙，随担任起义军副总指挥的叶剑英前往探望伤员、察看俘虏。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与叶剑英撤到香港，奉党组织命一起住在香港郊区一段时间，然后在民国17年夏转赴上海。叶剑英被派往苏联学习，他则被安排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工作。他先后以开办“达生诊所”和“五洲药房”的名义，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地点作掩护，并为从革命根据地前来上海治病的领导同志医疗。民国18年秋，他参加了追寻和处决曾向敌特出卖彭湃、杨殷等烈士的大叛徒白鑫的斗争。之后，他奉命先后前往奉天（沈阳）、厦门、香港设立秘密联络站。民国19年12月他到达香港。不久，参与拯救在海南被捕的李硕勋同志（未成功）；接着又与李少石一起设立秘密交通站，安排一些领导从白区经香港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并设法购买了一批批医疗器械和药品辗转输送进根据地。民国24年，他又奉中央委派的秘密工作领导人潘汉年之命，转到澳门开辟工作。他与中共中央一直是单独直接联系。他到达澳门后，一方面开设小诊所，一方面以医术高明的“名医”身份，为镜湖医院的病人义务诊治和为该院护士授课，从而受到人们的信任和欢迎。民国34年被聘为镜湖医院护士学校的校长，民国35年又被镜湖医院慈善会推选为医院院长。经过柯麟的大力改革，把镜湖医院办成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柯麟利用镜湖医院的条件，组派过一批医护人员先后开赴珠江三角洲和东江地区参加战地救护工作，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还经常把伤病员送到镜湖医院治疗。日军占领香港后，柯麟为接待从香港撤到澳门的一批民主人士、进步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大量紧张工作。在这前后，东纵司令员曾生、柯麟的老战友罗明、著名作家张天翼、博古的妻子刘群仙等都到过澳门镜湖医院留医。柯麟在澳门大力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帮助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掌握了澳门中华总商会、教育会的领导权，并建立了澳门中华民主妇联等进步团体，争取、团结、培养了何贤、马万祺、崔德祺等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建立和发展了澳门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新中国成立和广州解放时，柯麟联合澳门中共地方秘密组织和爱国民主人士在澳门举行了盛大的公开庆祝活动。1949年“两航起义”后，柯麟收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叶剑英的密函，他通过各种关系，抓紧把“两航”在澳门的大批器材，避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用船只运返广州，为支援人民空军的急需立了功劳。
1951年春节，柯麟接华南分局调令，举家迁返广州。3月，就任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还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广州分会理事长。就任之初，他就先后派出两批志愿医疗队，开赴抗美援朝前线；并组织教师参加了思想改造学习。1952年、1953年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三校先后合并，成立华南医学院，他任医务委员会副主任，到1955年正式担任院长并兼任党委书记。他为促进原有三个学院师生的大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为改革教学体制、教学内容做了大量工作。1957年，该院改名中山医学院，他继续担任原来的领导职务。为响应全国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他强调科研要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医学院实行教学、医疗、科研三者并重，并成立了学术委员会。他强调基础理论研究要与应用研究结合，科研要为生产服务，把对危害广大劳动人民健康的疾病的研究作为主要任务。在柯麟支持下，医学院教授陈心陶为消灭血吸虫病在广东的流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贯彻党的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大力培养中西医结合的人才，促进如针灸疗法等祖国医学遗产的应用及理论研究；组织师生下乡调查，搜集大量民间蛇药处方和中药标本。他先后组织师生下乡、下工地开展以防治传染病为中心的群众0国卫生运动。1958年至1960年“-”期间，他苦心争取尽可能地按照教学规律执行教学制度、教学秩序，使中山医学院的教学工作，基本上保持稳定，顶住了“关门下乡”风。1961年，他当选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也是这一年，他大力领导师生按照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贯彻执行“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60条），着手在院内建立“院务委员会”和其他会议制度，为发挥集体智慧，调动教师特别是老教授的积极性起了很好作用。重视贯彻“教学为主”的思想。正确处理教学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医疗工作的关系，安排好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劳动三方面。强调加强“三基（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训练）是培养人材的战略性任务。并且强调通过实验和实习，培养“三严”精神（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操作的能力。他特别强调：“作为一个好医生，既要有好思想，又要有好技术。”为了使学生在德、智、体育上得到全面发展。他要求教师要既教书又育人，因此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仅要关心学生的业务学习，而且要关心学生德育、体育的发展。他带头培养“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刻苦钻研，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学风。柯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和善于团结、依靠、培养、使用大批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在工作上给予支持，在政治上给予信任，在思想上给予帮助，在生活上给予关心。他不仅尊重和大胆使用大批老教师、老医生，而且注意一批批地培养和提高中青年教师、医生。经过柯麟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和广大师生员工的努力，中山医学院成了蜚声中外的华南地区医学最高学府。
“文革”期间，柯麟受到“造反派”的批判、斗争，成为广州地区最早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在数年中受到了不止百场的批斗和种种折磨。后经叶剑英设法以让他“治病”为名，把他“押送”到北京总参招待所住下来，才使他免受折磨。-结束，柯麟获得平反。1979年被任命为国家卫生部顾问和全国政协常委兼医药卫生组组长。1980年5月，他又被任命兼任中山医学院院长职务。这时已近80高龄的柯麟回到广州，受到全院师生的热烈欢迎。他狠抓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使大批受错伤的师生恢复名誉或安排了适当工作。从此，中山医学院拨乱反正，走上了新的振兴之路。1984年，他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医学院的职务，但他对该院新的领导班子大力支持。
他曾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1年9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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