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梅

高旭人物简介

为当地大地主家庭。父亲高炜（吟槐）、叔父高煌都知书能文。高旭从小便在家庭中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同比他还要小一岁的叔父高燮（吹万）一起读书学习。他7岁进学，13岁攻诗文，17岁即以能诗名噪乡里。后来又师从顾莲芳和庄瘦岑。

1898年康梁领导维新变法后，他在思想上成为积极拥护者。他积极阅读《清议报》等维新报刊，并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选报》《政艺通报》等刊物上写诗鼓吹变法。

1903年高旭的思想开始向资产阶级革命派靠拢，10月，与叔父高燮和弟弟高增创办《觉民》杂志，宣传反清革命。1904年，他赴上海，开始与陈去病、刘光汉等人交往，这时他已彻底摈弃了改良主义，宣扬民主革命，同年，妻子周红梅病逝。1904年秋东渡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接触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独立宣言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年底结识了流亡日本的陈天华、宋教仁等。1905年，他接收已休刊的《觉民》《江苏》杂志，创立了新刊《醒狮》，该刊成为同盟会《民报》创刊前宣扬革命的一面旗帜。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高旭成为第一批成员之一，担任江苏省主盟人。年末为响应东京留学生针对日政府《取缔清留学生规则》的抗议，停学回国。次年初，与归国留学生发起中国公学，但马上与朱少屏宣布退出，原因是该组织管理混乱，并另组健行公学。柳亚子这时加入同盟会，并成为健行公学的国文教席。高旭通过马君武等人联系各地革命党，使得健行公学成为东南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心。同年9月曾以一夜之力伪造石达开遗诗，二十首，付印一千册，意图激发民气。健行公学的活动引起了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高旭只得于1906年末被迫将其解散，不久又在留溪创办了钦明女校，又去上海建立文学团体神交社。1907春年，高旭与陈去病、朱少屏、沈道非、刘季平五人自上海赴苏州游览，经虎丘等地，追慕张国维抗清事迹，后把此次游历所创诗词辑为《吴门纪游》，柳亚子收到诗集后还曾大作和诗。同年秋天，高旭等参加了陈去病发起的神交社成立活动。次年一月，陈去病设宴欢迎自日本回国的刘师培，高旭等再次集会。此后，高旭同原健行公学的同仁交往日密，并曾与柳亚子、陈道一等商谈南社成立事宜。

1909年10月17日，高旭在《民吁日报》发表《南社启》，11月13日，虎丘张国维祠举行集会，南社正式成立，但高旭因儿子生病未能参加。次年秋，高旭与亲友同游南京白门，所作诗词后来结集为《白门悲秋集》。

辛亥革命后，高旭任金山军政分府司法长。他反对与袁世凯妥协。1912年，与人展开“孔墨异同之辨”，认为墨子是民主主义者，孔子是君主主义者，尊孔必将危害共和政体。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1916年袁死后，高旭等再度上京，但国会终于再被解散，高旭只得再度离开。1917年高旭赴广东参加非常国会。之后发生陈炯明炮轰孙文寓所事件，高旭对孙用武力镇压粤军颇感不满。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他应孙中山之召，赴粤参加护法运动。失败后，意志消沉，甚至发出“未妨袖手对神州”的悲叹。1923年夏，高旭同一些议员南下，然而后来国会开会，高旭重又返京。家乡人劝他离京，高旭回信说：金山教育公会：“诵来电，敬悉。政变陡兴，是非淆乱。曹锟欲用金钱贿买总统，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所幸投票之权实操诸我，旭之铁腕尚在也。所以迟迟未即南行者，特以次之倡国会南迁论者，乃竟合全国所唾弃之安福、政学两系为一气，深恐故态复作，故郑重考量耳！非绝对不南旋也。至人格之保存与丧失，以留京赴沪定之，要非探本之论矣。 辱承教，愚敢布区区。”

1923年10月4日，“国会”举行大选投票。曹锟当选为“大总统”。10月10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公布了参加贿选者名单，高旭就在名单公布的550人之中（投票给曹锟者实际只有480人，且两份报纸都未能列明根据，故研究者郭长海结合高旭之前的信件及其他表现认为高旭可能实际并未参加贿选，而北京的政治高压使他无法为自己辩驳）。柳亚子当即发电报说：“骇闻被卖，请从此割席。廿载旧交，哭君无泪，可奈何”。之后，南社社员田桐发表了《致南社社友书》，建议把参加贿选的19名南社成员（包括高旭）开除出社，汪精卫、于右任、陈巢南、柳亚子、叶处伦、邵力子、胡朴安等23人同意了该提议。”（1923年10月29日《民国日报》）。

1924年冬，高旭返乡，酗酒度日，次年七夕病卒。

高旭文学成就

高旭少时就自视甚高，曾自比屈原、李白，自谓“屈原捐者青莲狂，我于其间必翱翔”、“我是青莲今在世，谪下人间”。早期的诗中有不少是悼念维新志士的，如《读<谭壮飞先生传>》《吊烈士唐才常》等等，也有很多民族主义的宣泄：“忆昔指挥候承祖，力排外族丹心苦。率卫官拜明祖前，放生大哭泪如雨”、“格杀丑类五百人，短刀巷战愤切齿。大事毕失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为种流血愤切齿，激起汉族奴隶耻。”维新变法之后，高旭从单纯的民族主义转为对变法的热切歌颂，高唱“南海真吾师””（《书南海先生《与张之洞书》后，即步其《赠佐佐友房君》韵》）。唐才常起义被镇压后，他学过一段时间佛学，写过一些佛理诗，如“细读华严经，始觉昔年误。面壁参平等，焚香消外惧”（《暮春杂咏》）。章炳麟、邹容被捕后，他曾撰《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歌颂二人“笔舌突过汗马劳”、“伟人姓名全球标”。后来他对维新党彻底失望，作《中国八大奴隶歌》将康梁斥为奴隶。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高旭对儒家的伦理产生怀疑，曾作《不肖》一诗，提倡“我说为文者，断勿肖其祖；我说为子者，断勿肖其父”，留学日本之后，更是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天赋人权与民主自由、平等观。列强瓜分中国加剧，激起高旭的愤慨：“回首神州叹陆沉，拔剑祈地空悲愤”（《祖东二月，闻国中大狱又起。酒酣耳热，引吭为歌，亦变征之声也》）。1909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后，高旭写诗抒发自己的快意：“饭依荆聂无他愿，一剑能挡十万师。”（《感韩人安重根事次道非见怀诗韵》），思想更为激进。

辛亥革命后，高旭的思想变得更加复杂。他对早期的激进思想有过反省：“一曲清歌两行泪，可能唤醒国人无?”他对文坛各派有了更全面的看法，曾与艳体诗人易顺鼎相唱和，称赞他“性耽尤物老堪娱”，“放诞风流与俗殊”；还结交了同光体诗人郑孝胥，称其“又为凄咽清苦之音气”。他写了不少诗句抒发个人的失意，比如：“客中寂历我何堪”、“惆怅髯苏窜岭南”。

高旭写诗喜用歌行体，常用长短不一的语句，受龚自珍、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影响较深，气势奔放，但也常被批评过于粗陋浅率。高旭较多地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他反对“专讲保存国学的倾向”，认为“国因时势而迁移，则学亦宜从时势而改变”。对传统文化，主张“拾其精英，弃其糟粕”（《学术沿革之概论》）。但是也偶有动摇，笼统地鼓吹过“保存国学”。反映到创作思想上，他反对“伪韩伪杜”，剽窃模拟。认为“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但又说：“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愿无尽庐诗话》）高旭作诗，主张“主张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同前）。《路亡国亡歌》指斥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的掠夺，号召人民同心同德，奋起斗争：“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团结与之竞，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他的诗，常常洋溢着一种甘愿为国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登金山卫城怀古》)；“炸弹光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盼捷》）。高旭以歌行见长。其优点是跳踉恣肆，热气腾腾,表现了革命鼓动诗歌的特色；其缺点是浅露粗糙，锤炼不足。辛亥革命后，看不到出路，思想苦闷、□徨，诗风也随之变化，叱咤风云的气概日少，而缠绵悲戚的成分日多。高旭早年受过“诗界革命”的影响。他的少数诗以儒、释、道三教掌故与近代科学知识相糅合，走谭嗣同、夏曾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诗则效法黄遵宪的《军歌》等新体，比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缚，可以配谱歌唱，如《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等。

高旭的词数量不多，但功力较深，叶遐庵曾评之为“如愿如慕”。高旭于词颇推崇南唐后主，于两宋亦多赞扬之辞，而于周吴姜张亦不菲薄。故其能博采众家之长，以个人风格出之。早年所作词，如《临江仙·客中感怀》《菩萨蛮·寄攘叔》《菩萨蛮·客中感怀》《浣溪沙·思祖国》《满江红·东京寓楼偶读岳武穆作感步原韵》《壶中天·题公曼(仇史)即以为赠》等阕，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吴门纪游》内所收诸词，都是借怀古为名，抒发了故国之思的。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给了诗人以强烈的影响。《蝶恋花·四月一日感粤事作》和《相见观》两阕，则是对革命烈士的英雄业绩的歌颂。高旭还有一首《浮海词》，虽是追和李后主之作，但却寄寓了对袁氏企图恢复帝制的不满与愤慨。

高旭所作文章数量不算多，成就也不如诗。其中写于前期的《吊邹容文》，合沉痛的悼念与强烈的批判于一篇之中，略带骈体的句子，使一篇散文音调铿锵，很富感染力。值得一提的还有《学术沿革之概论》，是论述历代哲学思想发展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章应用辩证的观点，对中外文化的吸收与融合问题表达了很精辟的见解，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有价值的。中期所写的散文，集中于乡里先贤人物传记。辛亥革命期间，高旭与上海各家报纸都有联系，其间发表了不少时评短论，议论时政，颇能看出高旭的时局主张。总之，高旭的文章虽然并不如诗词闻名于世，但他很少写一些无俾大局的风花雪月的文章。例如，写于袁世凯称帝时期的两篇文章：《畿辅先哲祠分韵序》和《崇效寺看牡丹分韵序》，本是在北京的南社社员雅集时的序文，但是，其中有两句话却十分醒目。前文中说："所恨长夜漫漫，宁戚不闻扣角；桃源渺渺，宋玉尚未招魂"；后文中说："痛国事事蜩螗，伤美人兮迟暮；一时富贵，俨欲称王；平日清闲，同来载酒"。明眼人一眼便可以看出，宁戚与宋玉，还有"一时"一句，都是隐指袁氏。此中有人，真是呼之欲出了。

高旭的书信佚失太多，现仅存十几封。这些信大部分是与友人论学术的，其中尤以《与姚鹪雏论孔学书》为最重要。高旭反孔崇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明确提出孔学的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一科学论断，显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至于谈《变雅楼三十年诗征》的几封信，对于研究高旭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当然是有极大用处的。

除了诗词和文章书信之外，高旭还写了6万多字的文学批评著作，这就是《愿无尽庐诗话》，分三次发表。这部诗话集中表达了高旭的文艺思想，反映了他对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反映了他对古代文化遗产的态度，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此外，诗话中还辑录了一些友人来往应答、唱和、酬赠的诗词，诸如柳亚子、陈去病、陈道一、苏曼殊、李叔同、刘季平、宁太一、蔡哲夫、马君武等，有十几人之多，为研究当时文坛上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高旭一生虽然著述颇丰，但生前并无专集行世。临危时，方授命从弟高基代为编集诗词集。10年之后，高基才得编完并付梓，这就是解放前流行的《天梅遗集》，共16卷。其中诗10卷，词6卷，其他如文章、书信、诗话等都付阙如。而所作诗，在结集之前，又经过删削，再加上结集时漏收了部分诗词，因此形成了佚诗佚词多的情况。

高旭人物评价

高旭，系近代革命诗坛巨子，在晚清光宣年间，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毅然以“椽笔扶大厦，矢志建新邦”的英雄气概，反对“吟花弄鸟啼熄蛤”的无聊诗文，提倡“我说为文者，断勿肖其祖；我说为子者，断勿肖其父”，“新诗得意挟风雷”，为“诗坛清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的主张清扫道路，从而奏响了让文学“作为海内文学革命之导师”的乐章。

高旭以心灵深处积淀着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大量风格豪迈，笔力纵横的爱国主义诗作，在晚清诗坛上结出了一束束辉煌绚丽的奇葩。这些瑰丽花丛，顿时化作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利剑，直刺清朝凶残统治者的心脏。直到如今，国门内外，若美洲纽约华文报刊、香港诸多报章杂志以及台湾省所出版的各种诗话诗刊，对高天梅的诗作，率皆奖赞有加，推崇备至：“慷慨雄放，意气风发”，“允为同盟会革命诗人之首席”。（台湾《诗潮》 第三集第88页编者评论）。天梅公生前所撰诗词集录留存者达二千余首，峥嵘之笔，卓尔不群。如狮吼、若虎啸、类龙吟。他的苦心孤诣，在重要的历史时刻，起到了振聋发赣，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积极效果。“文学在高旭手里确可掀风造雷，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这是今日学者对他的革命文学的美好评价。

高天梅作了不少通俗诗歌，冲破了正统的旧诗格律，论者以为高诗长短句变化多端，短句只二、三言，而长句竟达23 言，交杂错综，句式篇式均极奇特，实可称之为新诗之先驱。陈玉刚著《中国文学通史》把高旭的诗特列入“现代文学”章而不列入“清代文学”章。自亦有其一定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诗选、辞书对高天梅爱国主义的作品，持肯定态度。1963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侠士行》《盼捷》《元旦》《爱祖国歌》《自题未济庐诗集》等达十首。前介语说：“高旭的创作与他的革命活动紧密联系着，他称自己的诗是‘觉世书’，想用它，‘激起黄民热血濡’。…… 高诗有两种风格，抒发壮志，鼓吹革命的诗，抒情、说理交融一体，气势澎湃，富有鼓动性；慨叹革命的挫折和祖国的危亡的诗，则沉郁悲凉，感伤气氛很浓。屈原、杜甫、龚自珍对他的影响较大。”诗选前言中还说：“陈去病，奔走南北，从事革命活动。诗亦悲歌慷慨，表现了革命的激情。但他受旧格律的束缚较深，缺乏蓬勃的生动形象。高旭的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比较充份，思想解放的多。他特别愤慨正统诗坛的‘伪朝伪社’和‘吟花弄月’的腐朽作风。他能够吸取新潮流的洪波，作了不少通俗诗歌，鼓动革命。这在南社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诗潮热情奔放，表现了对革命的迫切希望。”

1999 年3 月20日台湾《世界论坛报》刊载一篇题为《清末革命文学的主要诗人高旭》谓：“天梅诗慷慨雄放，善作长篇古风，意气豪迈，句法奇特，有强烈的革命气概，又多有新意，其所存最晚作于1919 年，最著名的代表作如《海上大风潮起放歌》 《路亡国亡歌》等均为长篇巨裂，有吞吐风云之概，而形成极参差变化之能事，读之令人血气翻腾，实允为辛亥革命诗之首席。称他为“在文学史上掀起了全国性革命文学风潮而形成为在新文学兴起前中国传统文学的最后高峰的主要代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