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城名人邓发介绍
邓发（1906年3月7日-1946年4月8日），原名邓元钊，广东云浮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 1922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和东征战役。
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后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1930年后任闽粤赣边特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政治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任纵队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驻新疆代表、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民运委员会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45年9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
1946年4月8日，同博古、叶挺、黄齐生等人一同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吕梁市兴县黑茶山遇难。享年四十岁。
邓发人物生平
邓发，1906年3月7日生，广东省云浮市附城乡石塘村人。1912年归庵书堂读书。1915年迁开平县水井墟古劳村。1916年返云浮，读私塾。1917年夏东明小学插班2年级。1919年转城西小学。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辍学到广州在东区公安局做勤杂，西湖路公益祥旅店当茶房。冬到香港，太古船坞轮船上当厨工，参加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积极参加工会工作。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时回广州。7月任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队长，罢工委员会宣传部宣传队小队长。1925年10月由苏兆征介绍入党，任支部组织干事，西业总工会常委兼中共党支部书记。1926年7月入国民党，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参加支援北伐战争工作。1927年4月任中共广东油业工会支部书记。后到香港。11月回广州为广州起义准备工作。12月11日参加广州起义，任第5区副指挥兼5区工人赤卫队队长，5区暴动委员会委员。起义失败后按组织指示回到老家。
1928年春赴香港，任中共太古船坞支部书记，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秋任广东省委委员兼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香港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冬任香港市委书记，广东省委职委书记。被捕，营救出狱。1929年任广州市委书记。不久任香港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兼香港市委书记。1930年春任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兼香港市委书记。夏任江西省委（白区）书记。组织被破坏后被捕，出狱之后返上海组织部工作。1930年9月任中共6届3中中央委员。1930年2月到粤东大南山任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4月任苏区中央局委员。7月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4年1月任中共6届5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成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红军军委2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1935年任中央军委纵队政委。9月任陕甘支队3纵队政委。11月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1936年6月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1937年在苏联参加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并学习。1937年9月回国到新疆，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兼第18集团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主持党的新疆工作。1939年秋回延安。1940年初任中央党校校长。1月兼《中国工人》月刊编辑委员。2月兼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工人宪政促进会筹备委员。1940年5月－1942年秋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42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43年3月兼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1945年4月任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1945年4－6月参加中共7大，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45年9—10月为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任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到英国参加英国共产党代表大会。1946年1月回国，到重庆协助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的工作。
1946年4月8日由重庆乘机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附近不幸遇难（同时遇难者还有王若飞、叶挺、秦邦宪等重要领导人）。
邓发人物成就
邓发，原名元钊，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父亲邓兴戚和母亲欧氏仅靠租种地主的几亩薄田过活，生活常常无以为继，只得间或做点小买卖支撑着贫困的家庭。由于家境贫寒，邓发只受过初小教育，十五岁时就随五哥邓芳外出广州、香港等地谋生，先后在旅店、轮船公司和外国轮船上当勤杂工。期间，他结识了常常来往于省港两地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受苏兆征的影响，邓发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从此，他就抱定志向，要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于是，他参加了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
1922年春，中国工人运动开始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当年1月，邓发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经过锻炼成为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1925年6月19日，闻名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开始，邓发是这次大罢工的骨干分子。他被选入省港罢工委员会，并任工人纠察队队长，为罢工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同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1926年夏，北伐开始，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的邓发，协助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等组织宣传队、运输队和救护队，追随北伐军出征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1927年春，邓发返回广东，出任中共广东油业总工会支部书记。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他的革命经验日益丰富，临危不乱的品质为同志们称道。当年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继蒋介石之后，对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进行了大屠杀，反动军警到处搜捕邓发。他命令身边的同志马上转移，自己却在烧毁文件后，才从窗口逃走。当敌人遇到邓发时，只见他手上拿着画笔，正静静地为一个小孩画像，还以为他是位画家呢！
1927年12月，邓发又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任第5区副指挥，指挥油业工人作战。起义军一度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很快失败。这时，邓发主动要求率领工人赤卫队到广州长堤一带阻击敌人，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英勇顽强地同数十倍的敌人浴血奋战。12月13日下午3时左右，在胜利完成阻击任务、赤卫队只剩下三个人后，邓发临危不乱的素质再次表露无遗：大家分头隐蔽，分散保存力量。随后，他跑到广州四牌楼牌坊巷五号，找到四叔公邓北水家里，敌人尾追很急。他一进屋就吩咐：“现在敌人四处搜查，不要怕，敌人还未看到我进来，只要镇定就没事。”他叫堂姑邓莲彩给了他一碗冷水喝了，把心定下来，又叫四叔婆找出几张旧药方纸，又把痰盂里的脏水倒了些到邓莲彩床边，盖上一些炉灰，装成“病人”呕吐过的样子。接着，他自己就躺到邓莲彩的床上装起病来。
当一切事情处理后，不到半小时，反动军警就搜查到了。几个端着枪的敌人，一进门就凶神恶煞地追问：有没有共产党进来？如果收藏了共产党就要立即杀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邓发十分镇定，装成病得很痛苦的样子。一个敌人想走近他的床前用手摸他，当发现床前一堆“病人”“呕吐”的脏物，加上看见这个“病人”不像装病，就立即用手捂住嘴赶快退出了房间。接着，他们说了几句“不准窝藏共产党”的话，就到别处搜查去了。到了傍晚，反动军队又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并到处杀人。为了安全起见，邓发的哥哥把他从牌坊巷5号转移到自己的家里。在这个时候要出门危险性很大。为了躲避敌人，邓发就叫哥哥赶紧回公安局“包膳食”的饭堂（当时他哥哥在省公安局包伙食）取来一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大“风灯”，举着这盏大“风灯”，才顺利地转移。可是进屋不久，就听到隔壁敌人搜查的声音，邓发灵机一动：把那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风灯”挂到门头上，把大门打开，兄弟二人在门边站着，造成公安局的人正在屋里搜查的样子。就这样，敌人搜查到门前一看挂着“风灯”，以为已有公安局的人在屋里搜查，便跑到别的人家搜查去了。在危急关头，邓发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在家人的配合下机智地脱了险。
1928年2月，邓发又奉命回云浮老家隐蔽。他当时回云浮，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这时的广州，反动派到处设岗哨，搜查共产党人，一抓到就杀害。回云浮要乘船上西江，而当时车站、码头敌人搜查得最厉害。为了避过敌人的严厉搜查，邓发利用自己学到的“炭相”技艺，化装成画“炭相”的人，带着“炭相”的工具和自己过去画的几幅“炭相”（现有两幅存云浮烈士馆），带上一副平光眼镜，装成下乡给人画“炭相”的样子，在码头避过了敌人的严密搜查，顺利地回到了老家云浮县。在家乡隐蔽时，他还写了有关广州起义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红色中华》上。
1928年夏天，邓发奉调到香港工作，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历任中共太古船坞支部书记、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并主持建立了中共香港特科。同年秋，邓发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其后历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为中共南方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1930年9月，邓发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一年，他和在地下工作中并肩战斗了多年、建立了深厚感情的陈慧清在香港幸福地结合了。
1930年冬，邓发调往福建任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书记，由于当时闽西与赣南尚未打通，邓发成为闽粤赣边区的最高领导人。期间，他为建立由广东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不遗余力。当年曾在邓发身边工作的卢伟良回忆说：“邓发同志由香港直接到了闽西永定县虎岗，担任闽粤赣省委书记。他指示我护送叶剑英同志途经香港、汕头、澄海、大埔，最后到达苏区。邓发同志十分高兴。此时，邓发同志除直接要我经常去香港联络外，又带回负责同志来，开辟了一条秘密地下交通，委任我担任大埔交通站长。”就在这一时期，身为闽西最高领导人的邓发，错误领导了反“社会民主党”事件，造成大批冤案，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1年7月，邓发奉命奔赴中央苏区并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负责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19日，大会经过选举，邓发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政治保卫局的职责，是“在苏维埃境内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之规定，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在保卫局成立之前，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分为苏区、白区两大系统。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特科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肃反委员会主管。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保卫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为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和破坏，维护秩序和稳定，捍卫红色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白区工作部等工作部门，侦察部部长为李克农，执行部部长为洪水（越南人），白区工作部部长为潘汉年，秘书长为欧阳毅。当年只有25岁的邓发，运用多年的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的手段训练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项项保安措施。在邓发的努力下，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公安部的前身。2001年6月24日，在江西瑞金叶坪，公安部隆重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旧址揭幕仪式。时任公安部长的贾春旺在讲话中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人民公安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红军各部队和苏区各级保卫局的负责人，有许多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门的元老。由于邓发的努力，红军军纪严明，作风果敢，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邓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0月，邓发参加长征，历任中革军委第2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中央纵队第1梯队司令员兼政委、陕甘支队第3纵队政委等职。1935年1月，邓发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上，邓发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会后，红军进行了整编。在长征途中，邓发既负责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的破坏和袭击，连夫人陈慧清好几个月也难得见上他一面。长征结束后，邓发继续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就是由他从国民党统治区西安接到陕北苏区的。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受党委派已赴苏联的邓发两个月后回国，赴新疆协助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云工作。10月初，经过从延安来迪化(即乌鲁木齐)的中央军委联络员周小舟与新疆独裁者盛世才进行磋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即在迪化的南梁招待所成立了，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同年11月、12月，当陈云、滕代远相继被调回延安后，已经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发（化名方林），次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共驻新疆第二任代表，并兼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驻在迪化的由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的工作。
当时，中共与盛世才之间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建立，且已有一批联共党员帮助盛当局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中共在新疆的活动要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双重领导，事实上更多的是听命于共产国际，而且还要遵守共产国际、苏联制定的以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和不发展党的组织为内容的“三不”组织原则等。在如此条条框框的局限下，邓发要负责完成党中央所赋予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其艰难可想而知。
邓发充分利用盛世才请求派共产党员帮助其整顿和加强新闻工作的机会，将部分赴新疆工作干部派入新疆日报社工作，并对报社进行了改组，使其从社长、编辑到制版、校对、印刷工作，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报纸的宣传内容等方面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他还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去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任地方报社社长和编辑。《新疆日报》除经常报道国内外形势、八路军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及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等之外，还连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发行了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国内外进步书刊等。上述宣传工作使新疆各族人民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教育，增强了其政治觉悟和抗日爱国热情。新疆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抗日进步的浓厚氛围，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和称赞，吸引了诸如杜重远、萨空了、茅盾和赵丹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千里迢迢自内地奔赴新疆，从事讲学、办报和戏剧演艺等活动，促进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疆新文化运动。
经邓发向盛世才举荐，林基路（化名林为梁）、李云扬（化名李志梁）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被选派入新疆学院、省立第一中学等学校担任领导职务或教学。这些人以延安的“抗大”精神办学，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和抗日爱国进步思想，使学校的面貌和师生的精神状态很快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新疆培养了一代青年和专业人才，推动了边疆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
早在1938年2月，按照陈云的筹划，经党中央批准后，邓发又充分利用苏联的援助，在迪化精心组建了航空队，旨在为我党我军培养一批既能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的航空技术干部。当时，若按《新疆日报》所刊招考启事中限定的中学毕业生的学历条件，我党选派的这43名同志是难以过关的。为此，邓发就亲自去向盛世才和航空队的苏联总教官尤吉耶夫解释说：“我们选调来的学航空的这批干部，都是从小参加红军的干部、共产党员，没读过什么书，如按规定条件考试，都很难考上，因此，请对他们免于文化考试。至于身体条件，可照常进行，按条件录取。”在一番耐心说服下，苏联总教官首先表示同意，盛世才见状，也只好点头答应。此外，邓发还着手组建了航空队党支部，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现代化空军和民航事业建设中的骨干。
1938年夏，为了进一步发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作用，邓发将黄火青（化名黄民孚）等优秀党员派入该会，分别担任秘书长和内设部门的部长等职，实际上控制了该会。其分会又遍及全疆各地，从而使“反帝会”真正成为全疆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进步组织。“反帝会”以出版会刊《反帝战线》和举办干部训练班等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各民族干部。
面对当时新疆由于连年战乱而造成的财政混乱、经济低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严峻局势，束手无策的盛世才只得向邓发求援。邓发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后，将从延安赴莫斯科治病路经迪化的毛泽民留下来担负起了这一艰巨任务。理财工作经验丰富的毛泽民（化名周彬）被盛世才任命为省财政厅副厅长、代厅长后，果然不负众望，经过他整顿财经干部作风、健全完善财经制度和改革币制等一系列努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全疆收支基本平衡、物价趋于稳定、生产稳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良好局面。由此，使新疆援助全国抗战的实力大大增强。
根据对盛世才的深入观察和准确判断，邓发在与盛世才的工作交往中，始终采取既斗争又团结的方针。针对盛世才既对中共人士处处设防和监视又打着“亲苏友共”的幌子，他时常教导同志们：“他不让我们宣传马列主义，我们就用马列主义精神宣传‘六大政策’，也等于宣传马列主义。他不让我们发展组织，我们就用马列主义教育群众，为发展组织做好思想准备。”在他的领导下，新疆党的组织准备工作稳定前进。
1938年夏起，盛世才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发生一定的转变，他从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多次给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转而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特别是他和邓发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于是，毛泽民向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写信反映这些情况。由于抗战时期新疆成为中共和苏联及共产国际联系的最重要渠道，又处于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盛世才对中共的态度具有不寻常的意义。所以，这种情况早已经引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注意。1939年8月底，赴苏治疗的周恩来抵达迪化(即乌鲁木齐)，滞留大约一周左右。周恩来在新疆逗留期间，除了会见当地的党的工作人员外，主要是处理中共和盛世才的关系问题。他认真听取了陈潭秋和邓发的报告，了解了盛世才的态度和政治动向。然后，他又亲自同盛世才进行了4次会谈，其中两次是两人单独进行的。会谈中，盛世才向周恩来断然要求中共立即从新疆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邓发在乌鲁木齐最好不要让他看见。周恩来答应，中共在新疆的代表将不再是邓发，邓在新疆的任期还有4个月，这期间他将不会和盛世才见面，此后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进行。关于中共在新疆的工作方针，周恩来认为，盛世才不允许共产党人在新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就应该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我党的宣传工作。周恩来还同意致电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邓发，因为邓发是政治局委员，其他的人遇到所有的问题都要请示他，盛世才也了解这一点。周恩来赴苏后，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乌鲁木齐。指示他务必不要在乌鲁木齐滞留”。后来，周恩来说，盛世才对邓发既恨又怕，恰恰说明他在新疆干得不错。
1939年夏，邓发在乘坐小车去机场接人时，因车祸撞断了肋骨，需要长期治疗调养。根据他的身体状况以及盛世才的态度，党中央决定将他调回延安。这时，他完全可向组织上申请将妻子陈慧清也一起带走，但他并未那样做。直至1942年底，陈慧清才被调离新疆，回到延安与邓发团聚。
1939年9月，邓发告别新疆，临行前他还和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化名徐杰）一道研究了有关工作。末了，他怀着对党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片赤诚之心，一针见血地告诫陈潭秋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盛世才在1942年后大变脸，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证明了邓发的远见卓识。
邓发后世纪念
人物故居
邓发故居位于广东省云浮市云城街道办城西榃石塘村，村东50米处公路旁，建有“邓发烈士故居”牌坊；故居于清光绪年间建。为二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坐北向南，泥砖瓦木结构，面积127.8平方米。
建国后，为纪念邓发光辉而短暂的一生，其家乡云浮故居被列为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按原状进行多次维修，1979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政府拨款重修，同时建成革命烈士纪念馆，并设有展厅展出邓发烈士的生平事迹及遗物，现已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人参观瞻仰。
邓发故居附近还建起了“邓发小学”和“邓发纪念中学”。
邓发小学
云浮市邓发小学是原云浮县人民政府为纪念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袖邓发烈士于1950年3月创办的。1994年云浮设立地级市后，由云城区教育局直接管辖。
邓发小学自建校以来一直是县、区小学教研基地，市城区重点小学，历史名校。近年来，学校依托市、区两级党委政府的睿智与胆识，大手笔投入巨资整合与优化教育教学资源，使学校一跃成为云浮市实至名归的现代化、示范性、窗口式优质学校。是政府放心、社会赞誉、家长心仪、学子热选的品牌学校。2004年5月评为“云浮市一级学校”；2006年1月晋升为“广东省一级学校”。2006年12月被评为“广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广东外语艺术学院‘教育科研基地’”、“全国外语实验学校”。
邓发纪念中学
邓发纪念中学是云浮市委、市政府为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发烈士于1996年3月而兴建的市直属完全中学。
在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届人士的关怀支持下，在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学校建设初具规模，已建成面积17500平方米的三环四区综合楼，2800平方米的学生宿舍楼一幢，可容纳2000人就餐的师生饭堂一座，另有5602平方米的学生宿舍即将竣工，4000平方米的图书馆正待破土动工。
有学科电教室、理化实验室、电脑室、多媒体课件制作室、多功能阶梯教室、劳动技术教育室等教学设备一应俱全。并在两个年级实现了电脑单机进课堂。
纪念场馆
2019年10月16日，邓发生平事迹展示馆在其家乡云浮市云城街道办城西榃石塘村举行开馆仪式。
展示馆围绕爱国奉献主题，设置“邓发生平年表”“云浮山水，孕育革命英雄”“铮铮铁骨，铸造丰功伟绩”“光辉一生，英雄永垂不朽”等篇章，展出图片118张、革命烈士遗物实物13余件。该馆建筑面积约120平方米，通过图片、照片、文字、文抄、触控互动+立体沙盘模型、声光电半场景投影等展出形式，
邓发补充介绍
邓发，又名邓元钊，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城西石塘村(现为邓发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只受过小学教育。1921年，邓发为家庭生活所迫，到广州当杂工，后在香港太古船坞和外国轮船上当工人，参加了海员工会。
1925年，邓发参加了威震中外的省港大-，任-委员会纠察队队长，宣传队小队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邓发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工作队队长，负责支援北伐战争的工作。1927年，政治风云突变，连续发生“四一二”、“四一五”-政变，在上海、广州等地，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革命武装被解除。这时，邓发住在省港-委员会宣传部，机智地避开敌人的搜捕，留在广州担任广东油业工会中共支部书记，遵照党的指示，继续在-的险恶环境中斗争。同年12月，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任第五区工人赤卫队副指挥。起义失败后，他奉命离开广州，经云浮到了香港，任太古船坞党支部书记、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主持建立市委特科工作，开展对敌斗争。
邓发经常冒着香港警探搜捕和叛徒特务跟踪的危险，负责领导香港的党组织坚持革命斗争。为了保卫党组织的机密，他指挥处死叛徒。一次，一个叛徒在香港九龙油麻地跟上了他。他非常镇定、机智，设法与这个叛徒周旋，把叛徒引到九龙塘铁桥下狠揍一顿后，从裤袋里拿出一根甘蔗头，假装手枪，把叛徒吓得拔脚飞跑。又有一次，党的一个地下秘密印刷厂被叛徒告密遭到破坏，邓发巧妙地设圈套，把英国 头头引到茶楼打死，使港英当局大受震动。
1928年秋，邓发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并被选为香港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同年冬，他担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29年，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香港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兼香港市委书记，长期坚持白区秘密地下斗争。1930年夏，他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组织会议，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后因江西省委遭破坏，返回上海。
1930年秋，党在香港铜锣湾篱园的一个印刷机关遭到破坏。邓发前去检查工作，不幸被香港警方逮捕，并遭毒打。他凭着自己的斗争经验和敏捷的思维，沉着地对付敌人的审讯。他以攻为守，假装刚从云浮到港探亲的“乡下仔”，故意用云浮土话问警方：“为何逮捕我?”当警方质问他认得邓发吗?他镇静地反问：“邓发是谁?”在狱中，他又机智地将情况送出狱外。因为没有暴露身份，经组织营救，由他五哥出面托老板将邓发保释出狱。
出狱后，组织上安排邓发养伤。他却不顾自己身体的伤痛，稍事休息两天后就去工作。他带着焦虑的神情，坚定而又意味深长地对同志们说：“组织遭破坏，如果我们不抓紧工作，还会有更多的同志付出血的代价。我的身子硬，吐点血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这样，邓发带着伤痛，继续领导地下党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同敌人坚持斗争。由于出色的工作，引起敌人的恐惧，把他列为通缉对象，悬赏五万元捉拿他。
1930年9月下旬，邓发作为地方代表出席了党的六次三中全会，并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根据党中央与中央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央苏维会)的决定，将赣南、闽西、东江苏区划为闽粤赣特区。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为加强对闽粤赣特区的领导，决定派新增选的中央委员邓发前去主持工作。党中央交给邓发的任务是：“使闽粤赣苏区打成一片，停止冒进政策，有阵地地向东江开展。”
同年10月，邓发与李富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从上海到达东江根据地的大南山，主持召开中共闽粤赣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成立了中共闽粤赣特区委员会，同时成立闽粤赣边区军事委员会、红军闽粤赣军区司令部，邓发任特委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但由于东江、闽西苏区尚未连成一片，交通阻隔，12月上旬，邓发又由大南山到闽西根据地的中心龙岩。不久，他领导召开了闽粤赣苏区-表大会。这次会议是大南山会议的继续。闽粤赣苏区-表大会贯彻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总结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与教训，并决定在敌人发动“围剿”的形势下，“以闽西作为阵地，巩固闽粤赣苏维埃向外发展，首先冲破敌人的包围进攻，使之成为苏维埃中央巩固的后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使这块根据地损失很大。1931年4月，邓发被补选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同年7月，他调入中央革0据地，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邓发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他把保卫党中央安全的工作担负起来，但执行了“左”倾错误方针，犯了肃反扩大化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邓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这时，中央机关编成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和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第二纵队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军委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教导师及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约有一万余人。李维汉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后为张经武)，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2月，原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成军委纵队。1935年1月改称为中央纵队，邓发任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长征途中，邓发继续负责保卫局的工作，负责侦破反动派的破坏活动，保卫中央机关和-们的安全。当中央红军进入广西苗族地区后，由于反动派的破坏，红军驻地屡次失火，把苗族同胞的住房，甚至整个村子烧成灰烬。这不仅威胁着红军的安全，而且在政治上给红军造成损失。一天，队伍在龙坪镇宿营，深夜12时，在周恩来住地后面燃起了大火。邓发马上赶到现场，组织保卫局的同志进行侦破，当夜查出了三个坏家伙，经审讯证实，他们是被反动派收买，施用放火毒计，有意诬陷“红军放火杀人”，破坏红军和群众的关系。翌日，保卫局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揭穿敌人放火的罪恶阴谋，并宣传了红军的政策。老乡们明白了-，气愤极了，齐声要求严惩纵火者。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邓发参加了会议。他拥护对“左”倾军事领导人的批评，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高吉村)举行扩大会议，邓发在会上积极揭露、批评张国焘0党、0红军的错误，维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了扩大会议，邓发出席了会议。11月下旬，工农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使陕北、陕甘、关中根据地连接成一片，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邓发任粮食部部长，开始担负起新的重任。
1936年6月，邓发被党中央派赴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新疆是中国共产党通往苏联的惟一通道。当时，新疆在军阀盛世才的严控下，禁止内地人与新疆联系，要进入新疆十分困难。为了能顺利进入新疆，邓发有意识地结识了一个要赴新疆演出的戏班子，为戏班子当杂役，在沙漠、戈壁中骑着骆驼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他又几经周折，才到了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邓发到莫斯科后，刻苦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常去工人夜校讲演，也曾到列宁学院讲授中国工人运动课程。
1937年7月，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9月底，邓发奉命由莫斯科回到新疆迪化。他化名方林，接替中央驻新疆代表-的工作。10月，在南梁(今乌鲁木齐市胜利二巷一号)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只称南梁第三招待所)，邓发既是-表，又是八路军驻新疆代表。
中共驻新疆的领导机关既受中共中央领导，又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对外则以八路军驻新疆代表的身份与盛世才保持联系，以保证抗日后方和保障国际交通线的畅通。
邓发在新疆还代表党中央领导西路军总支队(新兵营)工作，并领导在新疆各地各部门工作的党员干部执行党的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新兵营”是-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时，为团结盛世才，由西路军左支队整编而成的总支队。邓发接替-的工作后，抓了总支队学习各种军事科学技术工作。他根据中央指示，派人(从总支队选出25人，延安派来19人)于1938年2月28日正式成立新疆航空队，分别学习航空飞行和航空机械。邓发指示他们：“一、加紧学习技术；二、 严守纪律；三、 在群众中不作任何党的工作，不发展组织。”为加强新兵营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邓发每周给排以上干部讲授两次政治课，讲党的建设，开展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以统一思想。他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干部。
在此期间，邓发认真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应盛世才要求，于1938年1月从“新兵营”调黄火青(化名黄民孚)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同时调汪小川(化名黄孝青)任新疆日报副社长；3月，又从“新兵营”抽调潘同(化名潘柏南)任和田警备司令。12月，他向盛世才建议，为防止帝国主义者渗透破坏，保卫边疆，应在新疆西部的进出关口蒲犁边卡成立边卡大队，并从“新兵营”调胡鉴任边卡大队大队长。他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团结文化、妇女、商人等界及青年学生、各族人民支援抗日战争。邓发积极组织青年学文化、学科学等等。当时新疆学校寥若晨星，除迪化外，只有伊犁一所中学。在邓发领导下，通过民族文化联合会，在各地建立学校，派干部加强学校的领导工作。他还通过民族文化联合会，开展新戏剧、新歌曲运动，深受青年们的欢迎。一次，盛世才派他的老婆带一批人到督办公署学歌，邓发趁此机会派党的干部进去。他曾对当时在迪化的-代表李光(即滕代远)说：“不懂乐理，不会乐谱没关系，大胆工作，只讲歌词、教唱就行。”李光按邓发的要求，身穿战士制服，足登草鞋，乘坐盛世才派来的小汽车到督办公署去教唱歌，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件事引起了当地老百姓的强烈反响，他们说：“八路军”有人才，-士都被督办公署请去当教官了!
邓发有长期从事党的保卫工作、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考虑问题全面，办事干练、精明。1938年夏，中共中央组织部调高登榜、曹建培等人到新疆工作。他们一到迪化，督办公署发给每人一张表，要他们在三天内填好。邓发对他们说：“表还是要填，要送给盛世才，他看表后才能给你们分配工作。”高登榜填写化名高玉成，陕西延安人。邓发说：“你是延安人，人人都知道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你是从红区来的，盛世才怎能接收呢?”邓发对着挂在墙壁上的地图思忖，建议高登榜将籍贯改填为离西安较近的蓝田。这样，这一关就闯过去了。
1939年冬，邓发奉命调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不久，兼任中央职 动委员会书记。1943年3月，中央精简机构后，他担任由工青妇合并的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书记，主持全党职工、青年和妇女工作。
1939年8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暂别太行山，返回延安，和邓发同住在一个窑洞里。他和邓小平私交甚笃，同时，在工作之余，便一心一意帮助邓小平找一个妻子。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里，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同时举行婚礼。在聚餐会上，李富春和邓发弄了一瓶白水充作酒，才使得邓小平免于一醉。
1940年3月，在苏联经历了多年磨难之后的陈郁回到延安。中央决定派陈郁参加“七大”预备班的学习。陈郁来到中央党校，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邓发，心情激动万分。陈郁也是海员出身，早在1922年的海员-中，他们就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后来爆发的省港大-和广州起义中，他们都肩负重任。广州起义失败后，根据党的指示，他们先后离开了广州。邓发战斗在广州、香港、闽粤赣革0据地，经历了艰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陈郁却到苏联，他们天各一方，音讯全无。如今能相见于革命圣地延安，怎能叫人不感到激动!他们各自简略地谈了别后的情况。邓发关切的问陈郁：“是一个人回来的吗?”陈郁默默地点了点头。邓发望着陈郁并告诉他：刘达潮、何潮等老战友为了参加党的七大，现在也已经到了延安。陈郁听到后十分高兴，希望快点和他们见面。
晚上，海员-时的战友们欢聚一堂。为了庆贺这次难得的见面，邓发从老乡那里买了一条狗。狗肉被广东人视为食中佳品。邓发以狗肉款待战友，以表示自己对战友的深情。当邓发举杯为陈郁回到祖国而干杯，陈郁听到“祖国”两字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他们共同举杯，“为中国革命的早日胜利而干杯!”
1942年的盛夏，在延安被董老(董必武)称为岭南“英雄”的陈郁和楚中“佳丽”的袁溥之结婚了。月下老人是李富春和蔡畅。邓发自我推荐，充当主婚人兼厨师，里里外外一把手。由他操办的婚礼虽俭仆，却十分热闹，喜气洋洋。
1945年4月22日，各解放区工会的代表-于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推选邓发为筹备委员会主任。4月23日至6月1日，邓发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他当选为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常务委员。七大后，他继续担任中共中央职 动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11日，他告别延安，经重庆赴巴黎，肩负党和解放区80万职工的重托，作为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的成员，同朱学范先生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在大会发言。他的发言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要求改变自己地位和争取职工权利的意志，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支持。会上，邓发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在巴黎期间他广泛地宣传了中共七大路线及“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介绍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和英勇斗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6年1月23日，邓发和朱学范经由菲律宾马尼拉飞抵上海。1月26日，他们同机飞回重庆。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从重庆飞返延安的途中，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邓发等不幸遇难。
18日，邓发、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黄齐生等烈士遗体由晋绥边区空运到延安，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及延安各界代表与群众万余人接灵，由朱德、刘少奇护送入殓。
19日，延安召开追悼大会，三万人隆重悼祭遇难烈士。
重庆也举行了悼念活动，周恩来在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活动的同一天，为《新华日报》写文章，指出：“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
毛泽东指出：“他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是党和人民对邓发的怀念和评价。
(杨世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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