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尤

陈其尤人物生平

陈其尤（1892—1970），广东省海丰县人，出生于一个望族之家。1903年陈其尤进入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所新式的高等小学就读。这是一所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私塾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海丰县城的最高学府。不仅学习内容新颖，而且学生还被分编为甲乙丙丁四个班，学制四年。作为该校首届甲班学生，陈其尤一方面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也最先受到一些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少年时代的陈其尤便萌发了朦胧的民族、民主意识。他在《自传》中曾写道：“先烈邹容的《革命军》读后感奋，几不能忍，即决出外求学，并寻找机会参加革命工作。”1909年17岁的陈其尤来到广州博济医学堂学习。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深得人心，陈其尤开始把推翻封建满清王朝作为自己的使命。1911年，年仅19岁的陈其尤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1年4月27日陈其尤参加了由黄兴发动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由于寡不敌众，起义被满清政府残酷镇压。参加这次起义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中，牺牲的革命党人就有八十六人。起义虽不幸失败，但影响巨大，也给陈其尤的内心带来巨大的震撼。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中国同盟会虽遭到满清政府血腥镇压，成员大批被捕杀，但陈其尤却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反清斗争。

因黄花岗起义失利，革命党人决定以暗杀打开局面。1911年8月30日孙中山应黄兴请求，经洪门筹饷汇去一万港币，作为暗杀机关经费。因当年4月间广州将军孚琦被革命党人温生才暗杀，满清政府便想倚重汉军镶白旗人凤山坐镇南疆。凤山因害怕重蹈前任覆辙，迟迟不敢赴任。按照黄兴的指示，陈其尤和李熙斌等人积极筹划暗杀凤山。暗杀凤山的行动方案十分严密，共设立了三处暗杀点。另外，为防凤山临时改变路线，暗杀团还准备了两组应急人马，陈其尤和周惠普作为其中一组被安排在归德门附近的李仁轩医馆守候，一旦凤山改行归德门一线，便可相机截而击之。虽然凤山轻车简从，严格保密，甚至连广州官员都不知其行程，但凤山启程的消息，还是被革命党人在北京的线眼打听到了。得知凤山10月24日抵港，当晚乘宝璧号军舰赴广州，第二天早上抵达天字码头的消息后，陈其尤即到李熙斌处取来爆炸力甚强之炸弹两枚做预备。不料凤山到岸后，却绕开繁华街道，而取偏僻的仓前街，但在此街却遇上了李沛基的伏击点被炸死。凤山被炸事件轰动广州。10月25日广州各报纷纷以号外详加渲染，并刊出凤山被炸成焦尸的照片。这时武昌起义已爆发十多天，满清官吏更加魂不附体。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获得成功，掀起了全国各地新的革命浪潮。10月下旬，陈其尤参加了在惠阳淡水的反清起义。11月10日起义军发起惠州战役，一举攻占了惠州城，起义军的浩大声威迫使广州都督府宣布脱离满清政府。陈其尤因参加过两次起义且年轻有为，第二年，被时任广东都督府都督的陈炯明派去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留日期间，陈其尤勤奋求学，大量涉猎西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制度有了更直接的了解。1916年陈其尤毕业回国，在北方政府财政部任职。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爆发后，以积极追求民主革命为职志的陈其尤坚持其革命理念，毅然辞去了北方政府财政部的职务，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在广东陈炯明部担任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并在漳州创办《闽星日刊》、《闽星》半月刊。其间，粤军向福建发展，陈其尤还作为粤军驻厦门鼓浪屿代表，负责护法运动失败后回到上海的孙中山与粤军之间的联络工作，并先后出任福建东山、云霄县县长，潮海、汕头海关监督兼海关外交特派员等职。1926年2月中国致公党以致公俱乐部名义在香港设立党部。陈其尤为创办人之一。1931年陈其尤加入中国致公党，在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陈其尤被选举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之一。

陈其尤与蒋介石早年在北伐战争前的粤军中相识，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以陈济棠为首的西南各省正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以陈其尤与陈济棠有曾在粤军共事的“私人情谊”，在华南有些人事关系”，在1935年委任陈其尤为其驻港私人代表，用以“作和平事业之斡旋”。1937年陈其尤被国民政府委任为驻香港特派员。香港沦陷后，中国致公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1941年陈其尤来到重庆，在街头邂逅故人黄鼎臣，在黄鼎臣的引荐下，陈其尤在重庆见到了《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徐迈进等人。由此，政治上苦于找不到方向的陈其尤，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认识。此后，陈其尤还秘密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进行了更深入的联系和交流。

1944年中共南方局通过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海外华侨的爱国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致公党应尽快恢复起来并多做工作，以便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1946年初，陈其尤摆脱了中国国民党特工的控制由重庆到达香港，与坚持在港工作的原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陈演生、钟沃梅、严锡煊等会合，并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开展工作。在陈其尤的领导下，致公党总部逐渐恢复工作。1946年7月6日致公党以中央干事会名义，在香港《华商报》刊登《致公党组织概况》启事。《概况》申述了致公党的由来及其演变历史，肯定了中国致公党对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概况》还指出，总部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整顿健全党的组织，使党适应潮流与新局势要求的计划。《概况》发表后，迅速得到了中共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以及各地致公党和海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各地组织纷纷成立了整顿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和整理党务。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干扰，陈其尤顶住压力，立场坚定地指出中国致公党只有在中共领导下，与国内各民主党派结成一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彻底推翻国民政府统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针对国民政府先后发动内战、召开国大以及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事件，陈其尤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名义发表了一系列政治声明，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有效地扩大了中国致公党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

1947年5月1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沃梅、肖重光等四十余人。大会一致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此，中国致公党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奋斗的道路，开创了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纪元，使中国致公党真正成为一个新型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陈其尤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他和当时致公党内的先进分子一起，不仅共同承担了重建致公党的历史重任，把中国致公党从一个为旧民主主义奋斗的政党转变为一个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奋斗的民主党派，而且秉承和发扬了中国致公党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为中国致公党未来的发展选择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陈其尤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中国致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48年5月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一百多人在香港联名通电，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11月陈其尤与郭沫若、沙千里、宦乡、曹孟君、许广平、冯裕芳等二十多人在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秘密离开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全体成员，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要为实现新民主，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作为中国致公党的首席代表，陈其尤等分别参加了政协组织大纲等的起草，以及新中国国旗、国徽、国都和纪年方案的审查等工作，为新中国的筹建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陈其尤作为中国致公党第四至六届中央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以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建国初期，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欢呼新中国的诞生，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陈其尤号召海内外同胞“同心一德，热诚地坚强地支持人民政府”，领导广大致公党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动员香港同胞踊跃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支持国家建设。陈其尤还呼吁在土改中照顾华侨，“不特国内的千百万侨眷为之安慰感谢，就是千万里之外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外华侨亦为之感奋”，“华侨多年受双重的压迫，更应认识到以生产来建设祖国，是为国家，为人民，也是为自己”。

在1957年纪念中国致公党三大召开十周年之际，陈其尤满怀热情地亲自撰写了《伟大变化的十年间》一文，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欢欣鼓舞。陈其尤在文章中还谈到，“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巨大，举世同钦，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党派能得到如中国共产党这样高的政治威信。”“毛主席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切合中国历史发展情况的英明之举。”“我们必须互相策励，加强团结，力求进步，联系群众，做好工作。我们既然在过去十年勤勤恳恳地作出了一些成绩，今后更应发挥这种精神，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出我们最好的劳动。”后来，陈其尤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一根本路线始终没有动摇过。

1970年陈其尤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陈其尤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也是为民主革命奋斗的一生。他的一生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热爱祖国、致力为公、追求真理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是后人应继承和发扬的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