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

陈公博人物经历

自9岁开始至15岁，陈公博正式入学堂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教书先生是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他在讲解经义和历史的时候，也不时说些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使陈公博在接受正统的封建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学说。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似乎没有在陈公博的心灵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陈公博对于旧小说依然情有独钟，日间背读四书五经，晚间阅尽广州能够得到的小说。为了证实小说里的事实，他又迷上了历史书籍。先是读《通鉴辑览》和《易知录》，随后嫌纲鉴纪事过于简单，便去翻读二十四史。在阅读顺序上，也是跟着阅读小说的需要走。为了印证《三国演义》，首先去读《三国志》；为了印证《前后汉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接着读《汉书》《后汉书》《唐书》《宋史》等，至于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则放至最后才读。由于历史与地理有密切关系，陈公博又去翻地图，读《郡国利病论》等著作。由于历史书籍中每多引证经书，促使陈公博重新翻阅经书，为的是进一步求真索本。他说：“对于四书，我最喜欢《大学》和《孟子》，对于赵普所谓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惭愧没有领悟到。至于五经，我最喜欢《春秋》，这或者有关历史的缘故，其余《诗》《书》《易》《礼》，我不敢说有什么见解，或者他识我的程度，比我识他的程度高得多。”

1892年10月19日，陈公博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1917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各方名师汇集，各种思想广泛传播。陈公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吮吸着蜂拥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

1920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在北大的求学生活，带着极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华的抱负，返回广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陈公博返回家乡前后，广东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1920年10月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革命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10月20日，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广东群报》，由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陈公博主编的《群报》，在广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共广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1920年12月，陈独秀受聘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来到广州，帮助广州方面建立共产党组织。在此之前，两名苏俄代表联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1921年3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广州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共产党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此外，陈公博主持宣传员养成所，招收进步青年入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革命骨干。陈公博还参与了党的外围组织，如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然”，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1921年7月30日，会议受到上海法租界巡捕的骚扰，只好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陈公博没能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剧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困惑，后来竟产生出国留学的念头，以逃脱党的工作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的纪律，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他也不予理睬。后来，他竟公然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与中共中央决裂。不久，他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中共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由于汪精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著提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精卫提携密切相关。

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随员随军北上。攻克武昌后，蒋介石委任陈公博为湖北新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政务委员会委员。稍后，陈又兼任外交部湖北省交涉员和江汉关监督。随着北伐军顺利进军，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迁驻南昌，蒋将陈公博调至江西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之职，主掌江西新政府大权。

随着北伐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出于维护个人独裁地位的考虑，提出要迁都南昌，于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陈公博受蒋之托，奔走各方，出谋划策。基于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还处于劣势，他劝蒋介石迁都武汉，并劝蒋，等过了危机，然后再想办法。蒋考虑再三，接受了陈公博的“韬晦”之计。蒋一方面通电国民党中央，同意迁都武汉，一方面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由陈公博任代理组织部长。不久，陈公博由南昌来到武汉，很快成为国民政府中的显赫要人。1927年4月，汪精卫到达汉口，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再次靠向汪精卫，成为汪在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武汉国民政府反共后，陈公博随汪精卫到南京，企图“宁汉合流”。他们联合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逼蒋下野，但在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上与桂系、西山会议派闹翻，汪精卫被迫返回武汉，在武汉与唐生智结合，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特别委员会”相对抗。陈公博则作为汪的代表南下广州与张发奎结合，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与“特别委员会”相抗衡。1927年10月，唐生智的军队被桂系击败，汪精卫不得不逃到广州与陈公博会合。为了对付桂系和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蒋、汪又重新勾结，驱逐了在广东的李济深。“驱李”之后，粤、桂方军队在梧州一带相持，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乘广州防卫空虚，举行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但“驱李”和广州起义这两件事情成为国民党内攻击汪、陈的口实，指责汪、陈为“准共产党”。蒋介石乘机东山再起，将汪精卫和陈公博赶下台，1927年12月，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陈公博来到上海，利用社会上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提出“重新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准备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1928年初，陈公博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全面阐述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在国民党内和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在一些粤方委员的组织之下，出版了几十种刊物，大做宣传。陈公博还创办了《革命评论》杂志。在这个刊物上，陈公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整套“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希望恢复孙中山“十三条改组精神”。一时间，陈公博大出风头，吸引了相当一批在大革命中迷失了政治方向的青年。陈公博在上海还发动创办了大陆大学，为“改组派”宣传主张，培养干部。

陈公博所鼓吹的主张及其改组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引起蒋介石的不满。《革命评论》和大陆大学先后被封，但它们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28年冬，陈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改组派”组织成立后，陈公博多方活动，与蒋介石形成尖锐对抗，掀起了“护党救国运动”。汪精卫、陈公博联络各种势力反蒋，造成军阀大混战和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倾轧。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败下阵来，被迫解散。

九·一八事变后，各政治派别又暂时团结起来，蒋、汪开始了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蒋、汪虽实现了合作，但两人的关系却极其微妙。汪虽任行政院长，但陈公博认为，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交等项大权，行政院无权过问。

1936年2月，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就医疗养，陈公博亦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仍留在南京，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被囚禁，陈公博又活跃起来，主张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置蒋于死地，并且要迎汪回国。他从香港将汪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陈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但汪派对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方针十分不满。在国民党内部团结抗日外表下，潜伏着抗日与降日两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将在抗日战争中爆发。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委会第五部部长、11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汉奸。在汪伪政府历任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委员长。1944年汪精卫死后，任汪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1937年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抗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抗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1938年11月，汪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离开重庆。

1940年3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1940年10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的提议，决定在汪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1945年1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人专人负责。8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陈公博之流慌作一团。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由于深感罪大恶极，难逃惩罚，陈公博于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乘专机逃离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他如坐针毡。尽管如此，这样的日子也不过五十来天。10月3日，陈公博由中国武装军警押解回国，被投进苏州监狱。在狱中，他写下了洋洋万言的自白书，为自己的罪行辩解。

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6月3日上午被执行枪决。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径作了最后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关系到先生的前途。”这封信，为他既是汉奸，又是蒋介石的走狗的双料货色作了注脚。

陈公博人物轶事

陈公博参加了“一大”，但谈不上有什么贡献。在陈看来，此次上海之行，既是开会又是蜜月旅游，但度蜜月似乎比开会更重要。关于他的表现，大家评价都不高。张国焘回忆道：“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的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政客，而他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刘仁静回忆到：“陈公博与周佛海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不是专程来开“一大”的。陈公博带着夫人顺便到上海来度蜜月，住在豪华的大旅馆，举止阔绰。”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被陈公博写入他在美国读书的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论文中，在附录里被美国的中国史教授韦慕庭意外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