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悟

张一悟人物生平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一悟的父亲张继祖考中举人，在京城任礼部主事，还曾给摄政王载沣教书。

1904年，张继祖因看不惯朝廷的腐败，辞官回乡。张继祖眼见家乡教育落后，回乡第二年即在增秀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金县小学堂（现榆中县文成小学前身）。

1916年，张继祖又创建了甘肃省公立图书馆（现甘肃省图书馆），并于1918年8月起任馆长，达十年之久。

张一悟自小学习成绩优异：3岁接受启蒙教育，7岁进入学堂读书，12岁考入甘肃法政学堂，不久又转入甘肃文高等学堂。

张一悟在兰州上学期间，正值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的时期。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10月辛亥革命爆发，全国纷纷响应，校园里传播的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抨击清政府统治的书刊，影响了张一悟，他萌生了走出去的愿望。

1918年深秋的一天，张一悟从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和同学张亚衡乘坐羊皮筏子，穿越桑园峡，顺流而下，经银川、内蒙古，于当年初冬抵达北平。

不久，二人一同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在北大求学期间，张一悟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结识了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并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革命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一悟、张亚衡与已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丁益三参加了五四运动，以“甘肃代表”的身份到段祺瑞官邸请愿，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还通过书信，把革命斗争的消息传回兰州，动员家乡人民奋起反抗，使新思想、新文化在榆中开始传播。

张一悟、张亚衡、丁益三，经常在革命斗争中活跃在第一线，因而被陇籍旅京学子亲切地称为“榆中三杰”。

五四运动后，张一悟等人在北京受到北洋军阀政府追捕。为了安全，经李大钊推荐，张一悟与张亚衡南下武昌；不久，二人又同时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们又认识了恽代英。

恽代英在武昌创办了利群书社，公开销售进步书刊，张一悟便常去书社读书。新思想的冲击，加之恽代英等同志的影响，张一悟进一步深刻认识了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三载同窗情深，那堪一朝话别。想来年豪谈痛饮，转瞬都成陈迹。鸿印等闲记，听悲歌初歇，不甘作新亭泣。愿猛击中流楫，他日天涯重聚首，应问成何事业？挥手各西东，欲挽人天浩劫。”1922年3月，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之际，张一悟和好友在校园抱冰堂合影留念，想着动荡不安的社会、人民流离失所，张一悟在合影照上挥毫写下这首《调寄离亭燕》词。字字句句，生动映照着张一悟的豪情壮志和远大革命理想。

1923年，张一悟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兰州，在兰州一中和兰州女子师范（今兰州三中）任教。在教学中，张一悟自编教材，推行白话文，废止经学，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并用从武昌带来的革命书刊对学生和青年进行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师生掀起了反封建学潮，同以杨汉公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实力发生冲突，不久后张一悟被指责为“不守规矩的人”、是“异教的传播者”，被迫离开讲台。

1924年，张一悟在李大钊和恽代英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张一悟已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甘肃实际，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确定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中坚力量和革命的统一战线，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4年，张一悟携家眷去往武威，在省立第二师范（今武威第十八中学）任教，担任教务主任兼国文、历史教员。这所开明的学校，为张一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有利时机。张一悟自编《我之文学观》，向青年学生介绍俄国和法国的革命文学，并将《新青年》《觉悟》《先驱》等刊物介绍给学生阅读，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他紧密团结在校师生，广泛联系社会人士，努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部分教员受到张一悟的熏陶和影响，也开始在课堂上讲授劳工神圣、介绍苏联的社会制度。

在此期间，张一悟还受聘于凉州镇守使马廷勷部，讲授《步兵操典》，张一悟利用授课的便利条件，向官兵传播革命思想，使官兵倾向于国民革命。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张一悟在武威组织召开悼念活动，并作了《中国时局问题》的讲演，号召大家继承孙中山遗志，关心时政，振兴中华，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奋斗。

但张一悟的共产党员身份又一次引起当地政府注意。无奈，张一悟辗转张掖，再回兰州。尽管张一悟在武威活动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却把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粒火种，播撒在武威这片热土上。

武昌起义后，甘肃进入军阀割据时期。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冯玉祥为了扩大根据地，接受了李大钊“图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发展战略，于1925年9月，任命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进驻兰州，代行甘肃军务督办；李大钊则选派宣侠父、钱崝泉随军赴兰，与先期抵达的张一悟取得联系。

1925年12月，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兰州正式成立，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任委员。从此，甘肃的革命斗争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也为建立党在甘肃的统一战线打开了局面。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利用宣侠父、钱崝泉担任国民党党务特派员和政治宣传员的身份，改组临时省党部，加强党部中的左派力量；除在国民军中开展宣传外，还重点在兰州各大学校、工厂、郊区农村等进行广泛宣传；创办《革命青年》《醒狮》等刊物，组织建立青年社、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凝聚思想，开展斗争；在“平甘援陕”战役中，组织市民构筑工事、运送粮草、维护治安、稳定民心、补充兵源，使甘肃真正成为国民军联军东进北伐的后方军事基地；利用各种机会，发展吸纳党员，培养党务干部，大大加强了党在甘肃的组织力量，为巩固国共合作、领导民众革命运动提供了可靠保障。

甘肃特支开展的一系列有效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极大不满，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起攻击。

1927年2月4日，皖江会馆事件后，省、市党部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国民党右派分子随即电报冯玉祥，诬告他们在兰造反，破坏统一战线。

不久，冯玉祥电令将钱崝泉等押解赴陕，严办其余人员。至此，中共甘肃特支的活动被迫停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甘肃成立“清党委员会”，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1927年11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张一悟召集在兰州的30多名共产党员，在兰州五泉山嘛呢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疏散党员，转入地下秘密工作。会后，他和秦仪贞、王陶、谈仲瑜、王有章等8人化装成商人，前往西安。此后，张一悟化名章子文，或以陕西华县高塘小学教员的身份，或化装成车夫、或以济南第一女子师范教务主任的身份，或领导渭华起义，或智送情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还多次在学校、街头宣讲，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阴谋，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1929年3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张一悟被选为省委常委。9月，陕西省委派遣张一悟去上海参加党的会议，由于常年四处奔波，他肠胃病突发，大量吐血、便血，到上海时会期已过，张一悟便辗转到北平治病。

1930年，他与中共北平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到铎民小学任教务主任，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工作。

1931年8月，他奉组织之命，离开北平前往济南，参加山东省委的工作，其公开身份为济南第一女子中学教务主任。

1932年3月24日，由于叛徒出卖，张一悟等74人被捕，被关押在山东济南第一监狱。在狱中，敌人残酷地施用皮鞭抽打、压杠子、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要他供出组织和同志，但张一悟始终坚贞不屈，还写下了“无话可说，速我一死”的豪言壮语，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节。国民党山东高等法院在取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张一悟死刑，后经邓宝珊营救改判无期徒刑。在狱中，为了抗议敌人对“犯人”的迫害和虐待，张一悟鼓励难友们一起开展绝食斗争。他说：“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生命是有限的，真理是永存的，为了捍卫真理，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在他的鼓励下，难友们团结一致，绝食斗争坚持了7天，终迫使敌人让步。艰难的监狱生活并没有使张一悟丧失信心，他反而把监狱当作锻炼革命意志的战场、学习知识的场所，经常托人买来一些医药书籍，刻苦钻研，以充实自己的医学知识，提高医学水平。

1937年12月27日，日寇占领济南，国民党军政机关仓皇逃走，济南监狱也放松了看守，一片混乱中，张一悟与难友们趁机逃了出来。

1937年12月底，张一悟出狱后，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辗转回到西安，找到中共党员罗杰三、侯理哉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见到了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的老战友宣侠父。当时，张一悟身体非常虚弱，宣侠父即派李屏堂夫妇将他护送回兰州。1938年1月底，张一悟先后见到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同乡陈成义和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伍修权等人，如实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1938年初，中共甘肃工委委员郑重远为张一悟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并安排他在苏联驻兰州领事馆任中文教师。

张一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没有工资收入和经济来源，还要拿一部分钱来治病，生活十分拮据，回到兰州不久，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便力图以高官厚禄拉拢张一悟，利用与张一悟之父同为清朝举人的国民党省政府秘书长廖元佶出面做张一悟的工作，张一悟果断拒绝。此后张一悟将父亲分给他的一院住房卖掉，以解决家庭困难，并接济革命同志。

1939年，苏联驻兰州领事馆撤销。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到破坏，工委主要负责人罗云鹏、李铁轮、惠光前等同志被捕入狱，环境异常险恶。张一悟以行医和家庭教师作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41年，国民党加紧了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为了保护大批干部，根据中央指示，甘肃工委和各地的一些主要干部，先后于1941年底撤离甘肃，前往延安，而张一悟仍留在甘肃为党工作。为了避开敌人的纠缠和迫害，张一悟很少在家里居住，又留着长胡子，经常化装成道士、医生、算卦相面先生，往返奔波于兰州、榆中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因张一悟的舅舅是榆中县城有名的郎中，张一悟从小跟着舅舅学医，酷爱医道，这一时期，张一悟为群众免费治病的同时，广泛宣传革命思想。

1948年8月，党组织派人护送张一悟到陕甘宁边区，当他们经平凉到达元城子之后，国民党马继援部前来偷袭，转移时，组织上考虑到张一悟虚弱的病体，给他备了一匹马，可当张一悟看到转移人群中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却将马匹让给了群众。到达三道川时，敌人的骑兵快追上来了，张一悟见情势危急，自己又病势沉重，难以脱身，便要求同志们为他留下一支手枪，然后催促其他同志火速突围。同志们不忍心将他留下，便由张友三、赵子明等十余人轮换背扶着他突围脱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张一悟到达延安后，党组织对他的健康和生活给予细心的关怀和照顾。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党组织安排张一悟先后到临潼养病。伍修权到东北任职后，考虑到东北医疗条件较好，有苏联专家和医疗设施，便邀请张一悟到大连疗养。

张一悟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对要求进步的青年更是关怀备至，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助。青年们都愿意与他谈心、交朋友、不时请教问题。经他宣传、帮助的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胡子大哥”，说“胡子大哥身上都是火，多厚的冰都能融化”。在张一悟的影响下，陈成义、陆长林、李屏唐、陈生蕃、赵定九、张逊之等先后走上革命道路。被称为西北花儿王的张亚雄在张一悟的鼓励下，潜心研究西北民歌“花儿”。后张亚雄成为研究西北“花儿”的专家，并出版了《花儿集》。窦时寻在张一悟的帮助和引导下，加入共产党，在中共豫陕区委的领导下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窦时寻与谷雄一、赫光发动了山西平定起义，成立了红24军，窦时寻任副军长，8月，由于作战失利，被敌人残害于石家庄，时年仅36岁。1939年春节，司国权等青年学生慕名拜访张一悟，他热情地讲述抗战的大好形势，鼓励他们到延安投奔革命，还在自己生活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为青年们凑了90块大洋，并亲自送他们启程。1940年，甘肃工委遭到敌人的破坏，在形势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张一悟以行医和做家庭教师为掩护，秘密进行工作，更广泛地接触、联系群众，特别是团结教育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如裴罗克、陈瑛、柴仁山、金焯三、陆善亭等，鼓励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张一悟对别人以诚相待，真心帮助，大度宽容；对自己的子女则要求格外严格。长子张怀清曾跟随他在苏联驻兰州领事馆工作，女儿张凌青在1939年去延安参加革命。1948年，他又让吴鸿宾同志将次子张华清带去延安。长女张凌青，12岁就去了延安，因过不惯集体生活，写信要求回家，张一悟立刻复信，批评她幼稚的想法和做法，鼓励她不要留恋家庭，要做一个勇敢的、对社会有作为的新女性。1950年上半年，张一悟的次子张华清在西北人民大学学习工作时，在与父亲的通信中汇报了他在革命理论上懂得太少，像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时，张一悟便在回信中鼓励指导他：“你觉得空洞渺小，不如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你的这种自卑感是好的，是促使你学习进步的动力，要永远保持这种精神，不使它失去才好。处在今日的客观形势飞跃发展的情况下，不但你感到空洞渺小，就是我也感到太空虚无物了，当真连党内的一些小朋友不如得多。”另一信又告诉他：“《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基础》两本书我不日寄出，你收后可精读。精读者，不是重视它的词句，而是要懂得它的精神实质，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你读党史时，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能把这两本读通学懂之后，不愁不会联系实际、推动工作。把马列主义的方法，用到日常生活中去，那就算搞通了该主义。换句话说，日常生活的一切，能用该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处理，才算是真正学会了马列主义。望你努力去学习，千万不敢产生一点自满自足的情绪。”又在另一信中指出：“马列主义的思想，就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亦是党员思想，每一个问题发生时，你能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研究分析，那自然就不会被外面的复杂现象罩住，而能透过现象找到内部联系实质。”张一悟不但教育子女学习马列主义，而且教育他们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论解剖自己、指导工作，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其时，张一悟在大连疗养，医生诊断出他的左肺叶全部溃烂、右肺叶上有三个空洞，震惊之余，对其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感敬佩。张一悟听到兰州解放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一再请求出院回兰工作，组织同意了。

1950年12月底， 张一悟从大连回到兰州，由于长期带病忘我工作，加上在狱中受到敌人残酷摧残，健康状况非常不好，经长途颠簸，到兰州后病情突然恶化，1951年1月3日晚10时40分，张一悟在兰州逝世，终年57岁。

青山有幸，英魂不朽。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张一悟安葬在风景秀丽的兴隆山西山脚下，立碑纪念。

张一悟人物评价

张一悟逝世后，党和人民对他革命的一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称他是“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甘肃建党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的播种人”“人民革命的鼓手”“进步青年爱戴的导师”“劳动人民最忠实的儿子”。

在献给他的挽联上写道“忠心共产主义一辈子，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精神长留党内；献身人民事业廿五载，艰苦备尝，酷刑备受，精神永耀人间。”

《甘肃日报》先后刊登了张德生、邓宝珊及陈成义、孙作宾、高健君、贺进民、吴鸿宾、万良才等领导的悼念文章，深情缅怀和赞扬这位勇敢无私的共产党员。

张一悟后世纪念

1951年3月，榆中县委、县政府将停放过张一悟灵柩的北关小学改名为“一悟小学”，后又将学校前的马路命名为“一悟路”。

1986年，榆中县委、县政府在兴隆山卧龙湾革命烈士陵园中专门修建了张一悟纪念亭。

2009年，张一悟纪念馆建成并免费向社会开放。

2011年，张一悟纪念馆被命名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2年，张一悟纪念馆被命名为甘肃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一盏油灯、一本党史、一副眼镜，在张一悟纪念馆尾厅摆放着的三件革命文物，生动寓意着张一悟及其革命精神，像这永恒的明灯、不灭的火种，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