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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可读

吴可读人物照片

皋兰名人吴可读介绍

晚清御史、吏部主事

吴可读(1812年-1879年4月25日 ),字柳堂,号冶樵,甘肃皋兰(今兰州)人,晚清政治人物。

吴可读性颖悟,但中举后会试不第,于是以举人身份出任伏羌(今甘肃甘谷)训导,主讲朱圉书院。后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咸丰末年因母亲去世,返回故里,主讲兰山书院。同治初年,吴可读服丧期满,仍任刑部员外郎,后升任吏部郎中、河南道监察御史,在御史任上因弹劾成禄引发的政争受到处分,返乡重讲兰山书院。光绪初年,起用为吏部主事, 后服毒自尽,以尸谏的形式,请求为同治帝立嗣。

吴可读以正直敢言闻名晚清政坛,在甘肃的文教事业等方面也有建树。其奏章、诗文、联语等作品,收入《携雪堂全集》中。

吴可读人物生平

早年蹉跎

吴可读先世为浙江处州人。明代初年,肃庄王朱楧到位于兰州的藩王府,吴可读的先祖随行,由此迁居兰州,此后世代以耕读传家。 吴可读生性颖悟好学,记忆力超常,读书常过目成诵,并且能诗善文,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1835年(道光十五年),吴可读考中乙未恩科举人。然而此后入京会试失败,并长期寓居北京。一说,吴可读寓居北京是为就近备考,节省往来盘费; 但也有说法称,吴可读贪恋京中妓女,所以滞留北京,直到嫖资用尽,才重新用功读书。 吴可读自己也的确称其“少好游荡,作狎邪游”。 无论如何,蹉跎若干年后,吴可读终于暂时放弃会试,转而以大挑举人的身份,担任伏羌(今甘谷县)县学训导,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吴可读赴任,并被聘为朱圉书院山长。

1850年(道光三十年),吴可读在伏羌学生的帮助下,凑集路费,重新赴京师会试,终于考中当年(庚戌科)进士, 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后来,吴可读又晋升为员外郎,但此后职位长期没有再次升迁。其间,他曾于1859年(咸丰九年),参与处理顺天乡试的考务。

1860年(咸丰十年),吴可读母亲去世,他返回甘肃,被聘为兰山书院山长。在甘肃期间,他曾奉旨帮办甘肃团练。 服丧期满后,吴可读赴北京,仍补任为刑部主事,后升任吏部郎中。

御史生涯

1872年(同治十一年),吴可读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当时,清廷正为各国驻华公使觐见同治帝的礼仪问题展开讨论,吴可读建议不要强求公使们行跪拜礼,得到舆论赞同。

1873年(同治十二年),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因其在甘肃虐杀无辜等劣迹,被陕甘总督左宗棠弹劾,吴可读亦弹劾成禄,称其“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请求清廷加以严惩。 在成禄被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之后,吴可读又上疏力争,请求“立正典刑”。 结果,吴可读不仅未能说服清廷加重对成禄的处断,反而因奏疏中言语过激而引发同治帝的不满,险遭不测。后在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的坚持下,吴可读免于死罪,改为降三级调用。 因一时无官可补,吴可读遂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返乡,并应左宗棠之聘,再次主讲兰山书院。 直到光绪帝登基后,吴可读才重新得到起用。

死得其所

1876年(光绪二年),吴可读回京,担任吏部稽勋司主事。 当时,就已故的同治帝与光绪帝及其后继者的关系问题,清廷已有讨论,但因触犯慈禧太后之忌讳,不久便遭压制,归于沉寂。吴可读恐此事不了了之,终于以自尽这一激越而不容回避的方式将该问题再次提出。

1879年(光绪五年),同治帝灵柩奉安惠陵,吴可读主动请求随行参与典礼。葬礼完成后,吴可读并未回京,而是来到蓟州(今天津蓟县)东马伸桥乡庙中。在这里,他留下上奏清廷的奏折一件,即《奏为泣请懿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事》 ,指责两宫太后在立嗣问题上“一误再误”,请为同治帝立嗣; 致寺庙中的周老道的信函三封,将在自己死后代为报官等事交代给他; 致其子吴之恒的《父柳堂绝笔》(即“遗训”)与《父柳堂亲笔遗嘱》(即“遗嘱”)各一件,嘱咐其子吴之恒安抚亲人、料理后事。

做好以上种种安排后,1879年4月25日(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日;一说为三月二十二日,即4月13日, 但该日仅为吴可读留下遗嘱的日子,实际上闰三月初四日尚有致周老道的第二信 ),吴可读自尽。为求必死,吴可读决心在服毒后自缢,但因房梁既高且朽、无法系绳,遂服毒自尽。

吴可读死后,清廷经过廷议,再次明确以光绪帝的继任者为同治帝的嗣子, 并且确定了具体方案,尤其是理顺了“建储”或“继统”问题与“继嗣”问题的关系,即通过继统之人的确定来同时确定继嗣之人、而不是先确定继嗣之人后确定继统之人,从而避免对继嗣问题的预先安排触犯清廷“不预立皇储”的祖制。 对吴可读,清廷按照五品官的待遇加以抚恤; 其葬于蓟州的遗愿,也得以实现。

吴可读轶事典故

再住九天庙

据《栖霞阁野乘》,吴可读未中进士前,不修边幅,行为放浪,整日流连于陕西巷的妓院之中,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叫“吴大嫖”。当时有副对子:“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讽刺他床头金尽,被老鸨子赶出,重回九天庙借住用功的窘况。 一直到四十多岁,吴可读才中进士。但浪子回头,即以直声动天下,成为名士中的骨鲠之臣。吴可读在留给儿子的《遗训》中说:“我少好游荡,作狎邪游,然从无疑我大节之有亏者,故同乡及两书院及门诸子,至今犹愿吾主讲席。” 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观吴可读一生,尤其发人深思。

休言秦俗悍

明清时期,甘肃对联有了长足的发展。 吴可读善于撰写楹联,并多次在对联中表达重振甘肃文风的期待。例如,他曾修缮伏羌先贤石作蜀之墓,并为此撰写两件楹联,其二云:

“共仰孔门高,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最多佳士;

休言秦俗悍,自邹鲁三千而外,此间大有传人。”

此联意为,不要说陇人只能崇尚勇猛,孔子七十二门徒中的石作蜀等三人就是陇人,一说吴可读是以此鼓励伏羌诸生勤奋向学。

在甘肃贡院落成时,吴可读亦曾撰写楹联: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看雄门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数仞,外勿弃九边桢干,内勿遗八郡螰楠,画栋与雕梁,齐焜耀于金戈铁马以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

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声必大,想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瀚海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兼众壑,都奔走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嶂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波助澜。”

吴可读此联共192字,虽称不上“长联之冠”, 但在贡院对联中是最长的一副。 上联前四句说甘肃在建省200多年之后,终于破天荒地与陕西平分秋色,成为继贵州、湖南之后单独乡试的省份,有了自己的贡院。接下来描述了新贡院的宏大规模和壮丽景象,并希望到新贡院参加考试的考生们要“饮水思源”,不要辜负了左宗棠的“怜才”之心。下联前四句表示相信华夏文明必将在甘肃发扬光大,随后转而描述兰州周边的地理环境,最后重新归结到贡院。全联集叙事、描述、议论、抒情于一身,脉络清楚,语言流畅,排比、自对运用灵活,长短句配置生动而不板滞,文字骈丽,对仗工整,是难得一见的上佳长联。

顶撞同治帝

弹劾成禄时,吴可读愤不可言,措辞激烈:“想见古人忠君爱国奋不顾身家之义,臣亦愿效此愚忱,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言语质朴,几近讥刺,同治帝少年初解文字,敏感异常,认为吴可读欺他年幼,所以才敢如此顶撞。黄濬的《花随人圣盦摭忆》称,吴可读奏疏呈上后,同治帝大怒,直说“吴可读欺负我”,甚至为此大哭,“非要吴脑袋不可”。清律规定,定人死罪,非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十三位堂官“全堂画诺”,缺一不可,可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无论如何不肯下笔。因王家璧的持正不阿,吴可读方才保住了性命。

贺寿左宗棠

吴可读与左宗棠同龄,左对吴推举有力,吴对左多有感念。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六十四岁生日时,吴可读曾撰一寿联赠左:“千古文章,功参麟笔;两朝开济,庆洽牺爻。” 上联盛赞左氏的道德文章,可列名于历史典籍;下联借用杜甫《蜀相》中“两朝开济老臣心”句意,赞颂左宗棠历经咸丰、同治两朝,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在联中暗喻其功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这正好与左氏平时爱自比诸葛亮相合;而“羲爻”之“爻”,为《易》卦的基本符号,相传为伏羲作,故名,此又《易》之六十四卦之数,切寿主“六十四岁大庆”。 据说,左宗棠见此联后,非常高兴,并传各司道官员共同欣赏,声言“不可负此佳联”。

吴可读史书记载

《清史稿·列传第二百三十二》

吴可读主要成就

直言极谏

弹劾成禄

吴可读任御史时,曾多次上疏言事,直声震动朝野。有两次最为有名,除了在是否要求外国公使对同治帝行跪拜礼的问题上的建言(详见后文)之外,便是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的奏章。同治年间,新疆局势混乱,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一方面畏敌如虎,听任沙皇侵略军从伊犁长驱乌鲁木齐烧杀抢掠,而龟缩在甘肃高台,不敢过酒泉一步;另一方面,又贪婪狠毒,既向民间摊派了三十万两白银的“供奉”,又因摊派未得满足,诬民为盗、纵兵残杀二百多人,以此冒功请赏。

就弹劾成禄,吴可读曾上两份奏疏,第一份痛陈成禄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清廷有意庇护成禄,处以斩监候。吴可读气愤至极,又上第二疏,要求判处斩立决,甚至愿意为此赌上自己的脑袋。因言辞过于激烈,吴可读被降三级,回归乡里。

对于吴可读弹劾成禄的两份奏疏,世人评价不一。比如,同样弹劾成禄的左宗棠,即对吴可读的前一份奏疏加以肯定,但认为后一疏不够妥当。无论如何,尽管吴可读未能使成禄被处以斩立决的刑罚,但成禄的翻案企图,毕竟也以失败告终。

尸谏慈禧

当同治帝去世时,因无子嗣,慈禧为维护其专权,立其妹夫醇王子载湉为帝(即光绪帝),以弟继兄,以便用皇太后名义继续垂帘听政,此举出于慈禧私欲,违反清朝祖制,又未能对如何处理同治帝与光绪及其后继者的名分给出妥善方案,于是有吴可读尸谏之事。 郭卫东等学者指出,吴可读的尸谏虽然没有挡住慈禧的垂帘听政,但毕竟由此引发清廷对继嗣问题的重新讨论,进而使此前模糊不清的继统与立嗣的关系得以理清,并由此“为慈禧的垂帘听政和光绪的继位传绪找到了平衡点”、“使朝野官绅之愤懑得以舒缓”。

通过继统之争,同光之际风行当道的清流党的气势也得到张扬,除吴可读本人外,张之洞、陈宝琛、宝廷等均表现活跃。从社会转型的大势来看,清流们的直言极谏更多地是传统社会的回光返照,吴可读的尸谏也渐成末世绝响, 但尸谏所体现的不畏权势、不惧死亡、坚守信念的精神与气节,则仍有其意义可供后人借鉴。

襄助文教

书院山长

吴可读从政之余,历任各地教职,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他主讲朱圉书院时,针对甘肃文教落后的现状,从表彰乡贤的业绩着手,以克服甘肃诸生的自卑心理;提醒诸生注意观察生活,以“诸生何处觅文宗,绝妙文章到处逢”的诗句说明处处留心皆学问的道理;他还善于借用形象的事物来给诸生讲解抽象的事物,例如以伏羌大像山的高低平缓阴阳向背的地势特点为喻,讲解如何妥善处理文章起承转合的章法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吴可读注重用言传身教来磨砺诸生的品操,使之成为刚直不阿的人才,他主讲兰山书院时的得意弟子安维峻就是这样一个人才。安维峻考中甘肃分闱后首次乡试的第一名,后任御史,以弹劾李鸿章,李莲英,语侵慈禧太后而名垂青史。

襄助贡院

在光绪以前,甘肃乡试和陕西合并举行,举院在西安。由于路途险远,费时费钱,有财力赴试的诸生只占应试的十分之二三,严重地影响了甘肃文教事业的发展。1875年(光绪元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准甘肃分闱乡试,但无举院。吴可读大力协助左宗棠从各州县募集白银五十万两,建成甘肃举院,使众多的甘肃寒士能够就近赴试,从而促使甘肃各地的书院蓬勃发展,甘肃的文风也逐渐兴盛了起来。

洋务建树

推广牛痘

吴可读关爱幼小生命,抵御天花传染,倡建牛痘局。清代甘肃倘遇天花横行,除求神拜佛外,别无良方,眼睁睁听任病魔戕害儿童。吴可读抨击这种只知祈神的愚蠢行为,宣传种牛痘可免疫的道理。他用骈文写成《创设牛痘局启》,介绍了接种牛痘法从欧洲传到广州,再传到北京,进而传到各省的经过。并说,接种疫苗后,“七朝浆足,三日苗齐”,安全可靠,以打消人们的顾虑。他建议参照北京设牛痘局的经验,先向官绅农工商募捐白银千两,购置天花疫苗,再遴选董事主持事务,延聘良医从事接种工作。兰州各界纷纷捐款,于咸丰间创设全省第一家牛痘局,为儿童的健康带来福音。

外交建言

吴可读任御史时,诸大臣针对各国使节不断要求觐见清帝的现实争论不休。先争论清帝是否应该接见外国驻华公使,继而又争论外国公使是否应对同治帝行跪拜礼,相持不下,历半年之久。吴可读上疏请令各国使节觐见时不必强令行跪拜礼,而是应该随各国礼俗,这样,既展示出宽大的胸怀,又可避免因末节小事上的争论损害国家利益。反映了吴可读的一种不妄自尊大,平等待人的进步观点。

吴可读人物评价

慈安太后、慈禧太后: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濮兰德(J. O. P. Bland)、巴克斯(旧译“白克好司”,Edmund Backhouse):这个在光绪皇帝非法继承问题上捍卫国家忠诚信念的人,将被载入中国的史册,他就是御史吴可读,一个刚正不阿、勇敢无畏的士大夫。······他的死,对于让慈禧醒悟到自己的错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恪守原则、从容淡定(这是儒家哲学的精华)的榜样,吴可读这个人物值得我们在这里以同情的态度详加研究,我们将完整讲述这位爱国志士以死谏争的故事,并抄录他的临终遗折。

赵尔巽等《清史稿》:可读尸谏,幸鉴孤忠。

蔡东藩:吴说似迂,左议近夸,但得吴可读之一疏,见朝廷尚有效死敢谏之臣工,得左宗棠之一折,见疆臣尚有老成更事之将帅。光绪初年之清平,幸赖有此。或谓吴之争嗣,何裨大局?······不知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盈廷谐媚,而独得吴主事之力谏,风厉一世,岂不足令人起敬乎?

周奉真:古来言官,或犯颜直谏,或背人焚草,嘉言懿行,不一而足。但论言行一致,蓄志不改,以及上疏惟求事理得当,归于至善,而不杂半毫名心与者,则如吴可读,实属罕见!

吴可读个人作品

吴可读的传世作品,有文章、诗作、 、对联 若干。后人辑录并出版有《携雪堂文集》 、《携雪堂全集》 (含《文集》二卷、《诗集》一卷、 《罔极编》一卷、《遗训》一卷) 、《吴柳堂先生文集》、《吴可读文集》等。

吴可读后世纪念

人物墓葬

吴可读自尽后,其子吴之恒依其《遗训》,将他葬于蓟州。 墓地位于蓟州东马伸桥三义庙东一里许, 即今天津市蓟州区马伸桥镇东。

祠堂供奉

吴可读自尽的同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向清廷奏请于蓟州马伸桥吴可读旧宅建吴可读祠,得到两宫太后的认同, 李鸿章亲撰碑文。此祠后俗称景忠祠。 吴可读在北京的故居,位于北京城中的南横街,清人也曾在该故居设立祠堂以祭祀可读。

皋兰故居

吴可读在兰州的故居,位于兰州市城关区金塔巷91号。该故居坐南朝北,为典型清代兰州民居。1921年,吴可读族人出售此宅,由皋兰县兴文社赎回,补修后归兴文八社财产管理处经营。故居大门高深,门额双钩镌刻“吴柳堂先生故宅”7个隶体大字,下款镌“民国十年岁次辛酉,皋兰兴文社赎回”,均为刘尔手笔。天井呈长方形,上房及东西厢房窗大门小,正面均为木板装修,至二十世纪90年代尚保存完好, 但2006年有报道称其已被拆除。

吴可读补充介绍

  吴可读(1812年-1879年4月25日),字柳堂,号冶樵,甘肃皋兰(今兰州)人,晚清政治人物。

  吴可读性颖悟,但中举后会试不第,于是以举人身份出任伏羌(今甘肃甘谷)训导,主讲朱圉书院。后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咸丰末年因母亲去世,返回故里,主讲兰山书院。同治初年,吴可读服丧期满,仍任刑部员外郎,后升任吏部郎中、河南道监察御史,在御史任上因弹劾成禄引发的政争受到处分,返乡重讲兰山书院。光绪初年,起用为吏部主事,后服毒自尽,以尸谏的形式,请求为同治帝立嗣。

  吴可读先世为浙江处州人。明代初年,肃庄王朱楧到位于兰州的藩王府,吴可读的先祖随行,由此迁居兰州,此后世代以耕读传家。吴可读生性颖悟好学,记忆力超常,读书常过目成诵,并且能诗善文,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1835年(道光十五年),吴可读考中乙未恩科举人。然而此后入京会试失败,并长期寓居北京。一说,吴可读寓居北京是为就近备考,节省往来盘费;但也有说法称,吴可读贪恋京中伎 女,所以滞留北京,直到嫖资用尽,才重新用功读书。

  吴可读自己也的确称其“少好游荡,作狎邪游”。

  无论如何,蹉跎若干年后,吴可读终于暂时放弃会试,转而以大挑举人的身份,担任伏羌(今甘谷县)县学训导,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吴可读赴任,并被聘为朱圉书院山长。

  1850年(道光三十年),吴可读在伏羌学生的帮助下,凑集路费,重新赴京师会试,终于考中当年(庚戌科)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后来,吴可读又晋升为员外郎,但此后职位长期没有再次升迁。其间,他曾于1859年(咸丰九年),参与处理顺天乡试的考务。

  1860年(咸丰十年),吴可读母亲去世,他返回甘肃,被聘为兰山书院山长。在甘肃期间,他曾奉旨帮办甘肃团练。[13-14]服丧期满后,吴可读赴北京,仍补任为刑部主事,后升任吏部郎中。

  御史生涯

  1872年(同治十一年),吴可读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当时,清廷正为各国驻华公使觐见同治帝的礼仪问题展开讨论,吴可读建议不要强求公使们行跪拜礼,得到舆论赞同。

  1873年(同治十二年),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因其在甘肃- 无辜等劣迹,被陕甘总督左宗棠弹劾,吴可读亦弹劾成禄,称其“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请求清廷加以严惩。[17-18]在成禄被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之后,吴可读又上疏力争,请求“立正典刑”。[19-20]结果,吴可读不仅未能说服清廷加重对成禄的处断,反而因奏疏中言语过激而引发同治帝的不满,险遭不测。后在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的坚持下,吴可读免于死罪,改为降三级调用。[21-22]因一时无官可补,吴可读遂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返乡,并应左宗棠之聘,再次主讲兰山书院。

  直到光绪帝登基后,吴可读才重新得到起用。

  死得其所

  1876年(光绪二年),吴可读回京,担任吏部稽勋司主事。[24-26]当时,就已故的同治帝与光绪帝及其后继者的关系问题,清廷已有讨论,但因触犯慈禧太后之忌讳,不久便遭压制,归于沉寂。吴可读恐此事不了了之,终于以自尽这一激越而不容回避的方式将该问题再次提出。

  1879年(光绪五年),同治帝灵柩奉安惠陵,吴可读主动请求随行参与典礼。葬礼完成后,吴可读并未回京,而是来到蓟州(今天津蓟县)东马伸桥乡庙中。在这里,他留下上奏清廷的奏折一件,即《奏为泣请懿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事》,指责两宫太后在立嗣问题上“一误再误”,请为同治帝立嗣;致寺庙中的周老道的信函三封,将在自己死后代为报官等事交代给他;[29-30]

  致其子吴之恒的《父柳堂绝笔》(即“遗训”)与《父柳堂亲笔遗嘱》(即“遗嘱”)各一件,嘱咐其子吴之恒安抚亲人、料理后事。

  做好以上种种安排后,1879年4月25日(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日;一说为三月二十二日,即4月13日,但该日仅为吴可读留下遗嘱的日子,实际上闰三月初四日尚有致周老道的第二信),吴可读自尽。为求必死,吴可读决心在服毒后自缢,但因房梁既高且朽、无法系绳,遂服毒自尽。

  吴可读死后,清廷经过廷议,再次明确以光绪帝的继任者为同治帝的嗣子,[34-36]并且确定了具体方案,尤其是理顺了“建储”或“继统”问题与“继嗣”问题的关系,即通过继统之人的确定来同时确定继嗣之人、而不是先确定继嗣之人后确定继统之人,从而避免对继嗣问题的预先安排触犯清廷“不预立皇储”的祖制。对吴可读,清廷按照五品官的待遇加以抚恤;

  其葬于蓟州的遗愿,也得以实现。

  吴可读以正直敢言闻名晚清政坛,在甘肃的文教事业等方面也有建树。其奏章、诗文、联语等作品,收入《携雪堂全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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