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际亮

张际亮人物生平

张际亮生于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家境清贫，“三族无仕宦者，亦无富人。”从小父母早逝，由继母吴氏养成。幼颖异，十六岁中秀才，作《童言》一卷，“词理警辟”，被同县熊藉亭选入其所著文集。十八岁，李古山梓其诗集《蚕缫集》。际亮生性伉直负气，有奇才伟志，敬慕古代奇伟之士，朋集酒酣，论事慷慨，“有如昔人，所谓生当封侯，死当庙食者。”“其为文章，长于议论，能举前世政治得失，治乱之故，其辞气俊伟动人，而于诗尤多激壮。”际亮两度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书院山长、福建声望最高的著名学者兼诗人陈寿祺对张际亮颇为器重。他在写给好友高雨农的信中说：“吾闽近日著作之盛，无过邵武朱梅崖之文、张亨甫之诗，皆足以雄视海内。”

道光三年（1823），台湾噶玛兰通判姚莹至福州，际亮献诗，姚莹赞道：“何李（白）之流也！”道光四年（1824），督学沈维峤拔贡试第一。次年赴京朝考不中，与徐宝善、郑开禧、黄爵滋、汤鹏、潘德舆等友善，凡“言诗者，无不知亨甫矣。”盐运使名曾焕，“闻亨甫名，召饮，同座皆名士也”，张际亮笑他“不知自爱”，“有负天下望”。曾焕大怒，“毁之于诸贵人，亨甫以是负狂名”。留居京都三年，使他有机会更深广地观察、研究当时社会的种种积弊，以探求改革积习、“蠹政”之方。他说：“余居都门三载，深观当世之故，颇能言其利而救其弊”。道光八年(1828)，在《金台残泪记》中，他进一步提出：“今天下之计，在用申、韩之法，核名实，严刑赏；用管、商之法，理财用，强军国；若家习节俭，人怀教富，则本振而末无不举，源澄而流无不清，蠹政者皆将自革。”

道光九年（1829）始，张际亮参与重修《福建通志》，任分纂。就在志稿即将付印时，爆发了有关志稿内容的争议，张际亮坚持自已的见解，因“与当事不合”，愤然离去。

道光十一年（1831），张际亮再一次赴京应试，又落第。落第后，张际亮住西山寺读书，常与龚自珍、魏源、姚莹、汤鹏等人交往，相互商讨国计民生，评论“当世利弊得失”。这其间，张际亮曾致书河东河道总督林则徐，表示愿为其写作有关治理河东方略的书。他说，此书“博采前人之论列，审于今日之情形，将东河前后治河之迹，勒为一书”；“其著书之体，惟执事裁定，成书之速，亮可自信也。”

道光十三年（1833）上书两广总督卢坤，表明自己对鸦片泛滥深恶痛绝。他在《上卢厚山宫保书》中说：“粤省则有曰窑口者，为之包买，曰快蟹者，为之包送”，“其行迅疾，其势凶悍，即遇巡哨兵船，无如之何”，致使“禁鸦片入口，纹银出口之令，皆虚设矣”，即使巡哨兵船拿获一、二快蟹，而快蟹失土(鸦片)，夷人则已得银矣，其用心，尤为险毒也!” 他希望卢坤坚定禁烟的信心，采取果断措施，“先拿快蟹，密缉窑口。” 卢坤虽然欣赏张际亮的才识，但对严禁鸦片，并不热心。他没有采纳张际亮的建议。

道光十五年（1835）参加福州乡试，更名为亨辅，中举人。次年赴京都会试又落第。他在京都，与黄爵滋、陈庆镛、臧纡青、吴嘉宾等人唱和诗文，议论时政，颇有社会影响。他抨击当时吏治腐败，尤其激烈。“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藉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黄爵滋向道光帝提出变更旧章，严禁鸦片，“重治吸食”的著名奏摺。《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摺》，就是由张际亮所起草。后来，林则徐《哭张亨甫》诗中，也有“修文定写生平志，犹诉苍苍塞漏卮”之句，肯定、赞扬他生平坚持禁烟的贡献。

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 ，鸦片战争爆发后，张际亮力主抵抗侵略，反对妥协。他写下了《传闻》、《芑川有诗枉赠酬和》、《寄姚石甫三丈》、《东阳县》、《迁延》、《邹钟泉太守招饮剧谈时事辄赋》、《陈忠愍公死事诗》等一系列反帝爱国诗篇，怒斥侵略者“五月妖氛暗虎门”，给中国人民带来“千室困苦”的罪行；强烈抨击投降派“金戈玉勒无颜色”的嘴脸，热情歌颂三元里等“义民争自起东山”的抵抗精神。同年，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邀请张际亮赴台。张际亮很高兴，立即动身前往，到厦门时因风浪太大无法过海，他便请人画下自己的像，题上诗，寄给姚莹。姚莹在台湾率领士民严守海关，盘查走私，严禁鸦片入境，“犯者刑，再犯者死”，令英国鸦片商望而生畏。道光二十一年（1841），姚莹与总兵达洪阿密切配合，两次击退英军的进犯。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英国舰艇阿安号入侵台湾大安港。姚莹依靠渔民诱敌深入，一举歼敌100多人，缴获大炮13门。张际亮闻悉后欣然题诗，向老朋友庆贺。但是，《南京条约》签订后，姚莹受到侵略者的讹诈和投降派的迫害，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被解押内渡，送京都入狱治罪。

当时，张际亮正重病在家。得悉姚莹“为英夷愬江南奏劾”，便至吴中，“栖迟以待”。七月，姚莹解京过淮上，张际亮陪同姚莹上京都，并代姚莹作《狱中辨冤疏》。姚莹事白出狱，张际亮大喜，并与姚莹寓居炸子桥杨椒山故宅。不幸，病复发，十月初九日卒，年仅43岁。张际亮逝世后，姚莹为他主持奠祭，办理殓殡，并“携柩至桐城，使人往闽召其子来以丧归。”张际亮的灵柩运回建宁后，安葬于建宁县蓝田保坪上。姚莹又特地为他书写生平传记，如实澄清当年京都名辈显宦对他诋诽的真相，阐发其身负“狂名”而胸怀远志，尤其称赞他“力振颓风，可谓矫矫矣。”著名诗人、书法家何绍基写了一幅挽联：“是骨肉同年，诗订闽江，酒倾燕市；真血性男子，生依石甫，死傍椒山。”

张际亮一生未入仕，又与庸俗士大夫格格不入，以敢于讽刺权贵，得“狂名”。他自己说：“十年倦游，半生负气，而甘为道途仆仆，触风尘之扰扰哉？然而不得已，命耳！”

张际亮文学成就

张际亮一生在南北漫游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自言平生写诗“万余首”；其诗的风格以俊逸豪宕、激切奔放为主。清代文学家张景祁称他“或惊以为太白，少陵复出”，户部尚书黄钺称他“嘉庆、道光以来作者未能或之先。” 主要作品有《张亨甫全集》（收入文6卷、诗2600多首），《思伯子堂集》（由姚莹整理，收入诗3000多首），《金台残泪记》3卷，《南浦秋波录》3卷。

张际亮文学评价

林则徐等都认为张际亮“有经世才”（姚莹《张亨甫传》）。他自幼纵览史册，关心国事，很想成为一个像贾谊、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般的英雄豪杰，但一生抑郁不得志，又亲眼目睹了沿海诸地因受帝国主义侵略军蹂躏而民不聊生的惨状。个人遭受压抑的痛苦，社稷民生屈辱艰危的现状的刺激，使张际亮一腔悲怨，从诗歌中勃郁而出，并因此形成了他对诗歌的心理意义和社会功能的独特看法。他认为诗歌创作乃是因“激”而成。他说黄河之源本来清澈，因沿途“厄于山，迫于堤，贯于众泉，污于泥沙”而变得浊浪滔滔，激流汹涌，直至汇入大海才归于平宁，借此喻说诗人创作诗歌的触媒乃是人生的磨难，社会的感发。他说：“士之激也，其必有所托也。”他审时度势，不愿托于酒、色、艺、仙佛等，所以他只好把受到压抑时的忧郁不平宣泄于诗歌。“故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历，心之所喜怒哀乐，口之所戏笑诃骂，一皆托诸诗。方其牢愁抑塞，命笔辄书”。诗歌因“激”而成，就必然赋予诗歌强烈的抒情色彩，并使诗歌具有了宣泄悲愤、避免伤生、康益身心的心理效用。他不好刻意“苦吟”，也不习惯于修琢润饰，原因即在于其诗乃因“激”而成，“有托而为”。张际亮特别注重诗人所抒发的感情中的社会和人生含蕴，强调“有托而为”。如果“学无所得，志无所存”（《答姚石甫明府书》），“激”又有何益？徒成空响！所以，他要求诗人首先做一个有用世之志的志士。在文章中，他将诗歌分为三类：志士之诗、学人之诗、才人之诗。才人之诗以才气见长，其特点是摹咏山水、花月、虫鸟、丝竹，才情横溢，辞藻绮丽。学人之诗以学养见长，咏物之中寄寓性理，道德深厚，并不怎么讲究修辞润饰。张际亮认为学人之诗胜于才人之诗，而他最推重志士之诗，因为志士虽本不欲为诗人而其诗每每独工、独传。“若夫志士，思乾坤之变，知古今之宜，观万物之理，备四时之气，其心未尝一日忘天下，而身不能信于用也；其情未尝一日忤天下，而其遇不能安而处也。其幽忧隐忍，慷慨俯卬，发为歌咏，若自嘲自悼，又若自慰，而千百世后读之，亦若在其身，同其遇，而凄然太息，怅然流涕也。”可见，其心目中的“志士”，就是博古通今，心忧天下，知时求变，欲有所作为而“不得志于世”的人，当他们受到压抑、摧挠时，发而为狂歌悲叹，以寄托其博大心志，故而最能感动人心，引人共鸣。他认为曹植、李白、杜甫、苏轼等皆是著名的志士，“其诗皆志士之类”，是后世的典范。张际亮“少时慕贾太傅、诸葛武侯之为人，以为士于立身之外，固当有用于世。”虽说自己“今即不能为志士所为，固当为学人，次亦为才人”。但是现实的遭遇激发了他的志气，他把有用之学、不平之气都托于自己的诗歌，使其诗沉郁雄宕，实为“志士之诗”。张际亮强调诗歌创作应该“有托而为”，要求诗人首先成为志士，是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