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易彬

孙易彬人物生平

抗日少年

1920年10月19日，孙易彬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张坂镇崧山洋厝村一个侨商家庭，其祖父孙柿在菲律宾怡朗市创办“崧山发祥”商号，经营日用百货业，1910年在洋厝村建造了占地五百多平方的闽南传统“五间张”带石埕大厝，孙易彬就出生在上落东边房中。他童年时曾在家乡崧山学校、浮山小学等校就读。

1935年秋，孙易彬随母亲前往菲律宾怡朗市生活和学习，1936年初入读怡朗华侨商校中学部。受校长陈曲水、教师郑仕美、张幼庭、蔡振声等人抗日救国思想影响，7月，孙易彬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协会”少年剧团。少年剧团演出的主要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飞将军》、《火海中的孤军》等，孙易彬扮演过多个角色，其中以扮演《放下你的鞭子》里锄奸青年农民一角最为出名，主要故事情节是锄奸灭倭，演出非常成功，场场叫好。他和小演员的抗日演出，对激发华侨大众的爱国热情，助力当地抗日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孙易彬是华商学校抗日活动骨干。他不但参加抗日演剧，还参与组织抗日募捐，经常带着同学举行劝捐、义演、义卖活动，为祖国筹措抗日经费和推销航空救国公债。他还组织了数支查验日货小分队，到港口、市场检查是否有日货到港或偷卖日货，一旦发现马上销毁，并惩治奸商。此外他还担负着制作抗日宣传战报任务，每天收听来自重庆的广播，记录祖国军民英勇抗战的消息，编印成报，而后带着同学挨家挨户送给怡朗商铺和张贴在大街小巷。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等抗战胜绩，都是通过他和同学们让怡朗华侨社会男女老少皆知，激发了华侨群众的抗日御侮斗志。

奔赴延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揭开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序幕。烽火连天的祖国大地，时刻牵挂着海外赤子的心。

1938年8月下旬，在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协会组织下，未满18岁的孙易彬同李烈等六个泉州籍华侨青年组成“菲律宾华侨回国抗日义勇队”，奔赴祖国抗战前线。临行时，不少侨胞赶到码头送行，他们发表《告别侨胞书》，号召有志华侨青年回国共赴国难。这一慷慨激昂的告别书震动了当地侨界，侨胞们将他们七个人称为“七激烈”和“新七君子”，表达了对七个年轻人的敬意，怡郎报纸还刊发了新闻报道。

抵达马尼拉后，他们顺利地和救亡会的领导人之一王雨亭接上头。王是《前驱日报》的总编，热情周致地协助他们办理了出境签证、加写了给香港方面的信，购买了船票，他们登上了一艘意大利油轮驰向香港。

顺利到达香港后，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派连贯安排他们与马来亚等地来的8名华侨青年共同组成“菲马华侨西北战地服务团”，踏上艰难险阻的北行之路。

由于战局变化，广州失陷，北面也因日军逼近武汉，交通严重受阻，必须另行寻找路线，逐渐摸索绕道前进，但他们不灰心泄气，立下了“艰难险阻无所惧，不到延安不罢休”的共同誓言。

按照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提出的路线，带着廖承志开给他们的到延安和沿途可能经过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孙易彬随团先乘小船到达广东雷州半岛，转乘汽车至广西玉林，再经柳州到达桂林，之后转火车驶向湖南衡阳。沿途经常遇到敌机袭扰，险状百出，总算是有惊无险抵达衡阳东站。

因武汉陷落，他们只好又改变前进路线。衡阳东站火车运行早已不正常，他们像流浪汉一样，混上平板车到了株洲，又混上运煤车到达长沙南站，经过几天几夜挑战体能的考验后，他们终于疲惫不堪、满身污秽地出现在福星街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接见他们，并安排他们化妆成国民党空军地勤的的样子继续北上。

离开长沙后，他们坐船经南县到达沙市，餐风露宿沿公路步行到宜城，然后幸运地搭上李宗仁部队的一辆军车到了老河口，拒绝了国民党当地驻军的挽留，连夜步行逃离到河南南阳转至镇平，幸遇国民党军用车，以重金换得搭乘、辗转到达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亲自接见。他们又连续10多天步行700华里，终于10月份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行程总计10000多华里。

烽火太行

1938年11月，孙易彬先被安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接受了时事政治和游击战军事知识的短期培训，并第一次聆听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报告，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启示。

因文化程度较高，1938年12月，孙易彬转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并入伍，正式成为八路军战士的一员。1939年1月3日，他随校东迁，深入敌后的晋东南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他们从延安出发，经过艰苦行军，突破敌人层层封锁线，1月21日到达山西省屯留县故县镇办学。学校距八路军总部驻地仅仅10余里，校长何长工多次请朱德、彭德怀、左权等莅临一分校作报告或讲课，大大开阔了学员的视野。从1939年4月到6月，朱德多次到分校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7月初，日军出动5万兵力，进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抗大一分校随即转移至太行山南部，一面坚持正常教学，一面以“第十八集团军直属第三纵队”（校长何长工兼任纵队司令员）名义，组织力量配合太南军政委员会巩固扩大太南抗日根据地，还组成若干精干游击小组，挺进敌占区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袭扰打击敌人。太行山区生活虽然艰苦，但广大教职学员却为自己能战斗在抗日前线而感到自豪，把这称为‘抗大难忘的一课’。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孙易彬没有侨商子弟的习气，很快融入斗志昂扬的革命氛围中，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9月18日，在壶关县神郊大庙举行抗大一分校第一期（总校第五期）毕业典礼，经历8个多月的严格训练和多次战斗，孙易彬打下了从事军事工作的良好基础。10月，孙易彬被分配到同在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身边工作，先后任司令部文化干事、书记、出纳、直属供给处会计，太行军区司令部会计、被服股长等职。

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七年时间里，孙易彬与战友们并肩血战，粉碎了日军无数次“扫荡”、“围剿”。他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从侨商子弟成长为刘伯承师长麾下一名优秀的八路军营职干部。

南征北战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月，孙易彬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李雪峰）司令部作战科参谋，随部出没于豫北战场，参加了打辉县，出击正太路，打安阳、汤阴、赵家厂，切断汤阴新乡间铁路，肃清新乡外围据点等战斗。

1947年8月，孙易彬担任刘伯承、邓小平麾下晋冀鲁豫第九纵队司令部作战科参谋，一起跟随秦基伟司令员强渡黄河天险，挺进豫西，楔入八百里伏牛山，连克县城15座。为配合兵团主力捕歼敌李铁军兵团，他们把敌主力牵进了伏牛山的深山老林，把敌人拖疲拖瘦。

其时，孙易彬负责纵队《阵中日记》的编写，记载纵队每日的作战、训练等主要活动。战略进攻中，深入蒋管区，敌情地形不熟，情况变化快，任务要求急，困难是很多的。他每有空隙就反复研究挂在墙上的作战地图，平时十分注意敌我情报及地理、交通、民情等方面材料的收集和登记，特别是“电话记录”、“电报摘要”、“值班日记”、“敌我当前态势要图”及各种统计表，并经常同侦察、机要等单位进行交换研究。

10月29日，九纵参加伏牛山东麓的战役，因没有地图，部队行动遇到很大困难。孙易彬从友邻部队借来一份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带领几个参谋连夜绘制，刻印成简单地图，下发部队，解决部队行动之急需，此役9纵会同主力全歼国民党新3师。

1948年1月，因工作积极，作战勇敢，英勇杀敌，出色地完成了训练、作战任务，孙易彬被纵队直属党委记个人一等功，并授予“人民功臣”奖章。之后他随九纵参加了“平汉、陇海破击战”、“洛阳战役”、“登密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郑州战役”和“淮海战役”。

1948年9月，孙易彬任纵队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同时还担任纵队司令部党支部委员、作战科党小组长，负责抓党组织生活。他沉着冷静、不骄不躁，同志有问题愿找他谈心，全科同志心情舒畅，部队之间关系协调。

1948年11月，九纵参加淮海战役，先攻克宿县，在任桥阻击，后又参加围歼敌黄维兵团，啃硬死挑，一直攻到双堆集配合兄弟部队将敌12兵团全部歼灭，其中的小张庄战斗创造平原野战攻坚战术经验。

根据部队首长“边打边学、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的指示，每场战斗后，孙易彬都坚持催促部队作“战斗详报”，同时多次下部队，协同训练科等有关部门，编写总结材料，组织作战科人员将作战经验和首长指示及时下发各部队并推广实行，并为此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淮海战役结束后，纵队党委给作战科记集体一等功。

1949年2月，第九纵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属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建制。5月，孙易彬任十五军司令部团职队务科长。十五军在渡江战役中担任中路先锋，孙易彬随部突破长江防线，千里追击，攻占安徽至德、江西乐平、景德镇、福建崇安、建瓯、南平、邵武等地。

1949年9至10月，孙易彬参加广东战役。11月，参加广西战役。1950年初，经1300余公里的长途跋涉，随部完成胜利进军大西南、和平接收云南的任务。1950年4月至1951年1月，任云南暂编12军37师军事代表，圆满完成国民党起义军37师改编任务。

军中园丁

1951年2月，孙易彬调任云南军区干部部组织统计科长，第一次写信回家乡，寻找母亲、弟弟等亲属。

1952年10月，孙易彬被选送刘少奇任校长的北京马列学院(现中共中央党校)深造学习。三年时间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中西历史等理论知识，成为一名具有深厚理论知识的军事干部。

1955年8月马列学院毕业后，孙易彬被选派我国最高军事学府—南京军事学院任教，担任政治教研室教员和哲学教授会成员，教授培养了一大批我军的中、高级干部。

1957年，孙易彬被共和国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1964年4月，孙易彬由中校晋升上校军衔，任军事学院四系政治教研室师级教员，被安排执教军事外训任务，培训了一大批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各国中、高级军官和党政官员。

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解散后，孙易彬调任贵州省安顺军分区副政委。1973年，作为017专案组破案指导小组主要成员，协助专案组工作，参与复查原昆明军区政委谭仁甫中将遇害一案。

1978年，孙易彬被调回复办的南京高级步兵学校任党史教研室副主任。

1980年，孙易彬以正师职离休，被安置于陆军指挥学院第一干休所，积极发挥余热。

1988年7月，孙易彬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赤子情怀

孙易彬当年抛弃了家庭给他安排好的安逸舒适的生活道路，义无反顾地投奔延安共赴国难，一生风雨兼程，为国弃家无怨无悔。

因举家抗日，1943年9月，留在菲律宾的孙易彬伯父孙挺秀一家七人被日寇杀害，家族产业被掠夺一空。远在故乡国统区的惠安老家亲人又因孙易彬是共产党阵营的人而备受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打击折磨。

文革开始后，孙易彬个人进步和事业发展又因其归侨身份等原因而大受影响，对此他都泰然以对，无怨无悔。

孙易彬事母至孝，极重友情。1952年赴北京马列学院，顺途回到惠安老家探望阔别15年的母亲。他跪在母亲的膝下，和弟弟易林抱头痛哭，向母亲泣说：十多年跟着毛主席打鬼子、闹革命，不能伺候在母亲身边尽孝，请母亲谅解他。之后还多次把老母亲接到南京细心照顾，并长期把自己工资的一部份寄给牺牲战友的家人。因忙于工作，仅又在1960年、1973年回家，平时主要通过书信和故乡亲人联系。

孙易彬对家乡爱之深切，对家人和亲属要求严格。他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建设，时常写信回来询问发展情况，要求亲属们遵守政府的法律法令，家里有困难，应自己克服，不能麻烦政府，不能利用军属地位为自己谋私利。还多次来信鼓励侄女孙永雅要做党的好干部，曾特地购买了许多杉树种子寄给老家崧山林场，希望家乡能早些脱贫致富。

1988年10月27日，孙易彬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南京军区总医院， 终年68岁。11月5日，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举办的“向孙易彬遗体告别仪式”，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他几十年如一日，竭尽自己的努力，作出巨大贡献。孙易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孙易彬人物简介

抗日战争时期（1936.6-1945.9）：1936年6月，加入中共外围组织“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协会”少年剧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1938年8月回国参战，任陕北公学学员、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文化干事、书记、管理科出纳、直属供给处会计、太行军区司令部会计、被服股股长（营职），随部队征战于抗日前线，参与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数十次的反“扫荡”、反“围剿”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1945.10-1949.10）：任太行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晋冀鲁豫第九纵队司令部作战参谋、作战副科长、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军团职队务科长等职。参加了著名的平汉、洛阳、郑州、淮海、渡江、两广等重大战役战斗，1948年1月荣立个人一等功，荣获“人民功臣”奖章，同年11月，他任副科长的作战科被记集体一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1949.10-1988.10）：任云南暂编第十二军三十七师军事代表、云南军区干部部组织统计科长、北京马列学院学员、南京军事学院哲学教授会成员和政治教研室师级教员、贵州安顺军分区副政委、南京高级步兵学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等职，1980年以正师职离休。十八年的军校任教生涯，教授培养了一大批我军的中、高级干部，也培训了一大批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各国中、高级军官和党政官员，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57年被共和国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孙易彬事迹入编《共和国归侨》、《福建华侨抗日名杰列传》、《福建姓氏志》、《泉州市志》、《泉州市侨联志》、《泉州名人故居》、《惠安县志》、《惠安华侨志》等传志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