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化若

郭化若人物生平

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进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军校毕业后，留校任炮兵第二队代理队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后，任该校炮兵大队第二队队长。

1927年7月随教导团东进，准备参加南昌起义。8月初到九江，教导团被扣留，单身赴南昌。9月下旬到三河坝赶上起义军。起义军南下失败后，被派赴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

1929年回国到上海，被中共中央派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年8月至12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同年秋任红四军第二纵队代纵队长、中共纵队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至1930年2月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参谋长。参加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并出席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1930年6月起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参谋处处长。同年8月至1931年1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参加文家市、长沙、吉安等战役、战斗和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1931年5月至11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代理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秘书长、参谋长。协助朱德、毛泽东指挥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1931年11月起历任军委总参谋部参谋处处长、第二局局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红军大学军事教员。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

1935年10月至1936年6月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训练处处长。

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步兵学校教育长。

1937年1月任抗大步兵学校教育长。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会委员。

1938年秋至1941年7月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长。

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兼华北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1年8月起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11月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

1941年11月至1943年3月任军事学院教育长。1944年创办八路军炮兵学校，任校长。同年任中共中央党校军事教育处处长。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同年10月至1948年7月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前敌指挥部指挥，参与指挥鲁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一快速纵队的战斗。

1948年7月至9月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同年9月至1949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参加豫东、淮海等战役。1949年2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至同年8月）。与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指挥第九、第十兵团进行郎（溪）广（德）围歼战，后率部渡过长江，参加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1949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7月至9月任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淞沪警备司令部前方委员会书记。9月起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政治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1950年10月）。

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3月至9月、同年12月至1951年1月任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1年1月至1952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防空部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兼司令员（1951年4月起）。

1950年11月至1955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1953年9月至1955年10月任党委书记。

1950年12月至1952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兵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至1952年2月）。

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8月至1955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1954年5月至1955年3月任华东军区党委委员。

1955年3月至1969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4月至1966年2月任南京军区党委常务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1973年12月至1982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5年8月至1982年12月任军事科学院党委常务委员。

1985年离职休养。

1995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

郭化若人物事迹

郭化若，1904年8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为供郭化若读书，贫寒的父母被迫把两个女儿先后卖给他人。郭化若9岁时便开始在一家报馆抄写通讯。1920年春，郭化若读完了高小课程，报考福建省立第一中学，虽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因学费昂贵不得不放弃，进了福州农林学校预科班学习，一年后转入本科。不久，郭化若再度因贫辍学，挥泪开始了流浪生活。1923年春，郭化若辗转到达广州，寄住在一个福建会馆里，靠替人代写书信、抄稿、写碑文谋生。1924年1月，他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

1925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学习，迈出了他近70年革命征途的第一步。那时，黄埔军校云集了周恩来、恽代英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郭化若开始大量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郭化若毅然退出国民党，成为公开的共产党员。由于学习成绩优秀，爱才的蒋介石曾两次下令调郭化若去当参谋秘书，希望能把他拉到国民党那边去。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你郭化若天生是高参的命，不是毛泽东的高参，就可能是蒋介石的高参。”但是，郭化若认为蒋介石迟早是革命的敌人，所以他以“军人应当效命疆场”为托词予以坚决回绝。毕业后郭化若被委任为黄埔军校炮兵第二队代理队长，这是他军事生涯的第一个职务。1926年7月，郭化若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曾任北伐军某部炮兵连连长。战争中，他这个“小小的炮兵连长开始考虑战略、战役问题”，对交战双方的兵力布置、用兵之道潜心钻研，为终成一代军事理论大家奠定根基。

1927年9月，在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变节分子纷纷脱党的情况下，郭化若在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附近赶上了南下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朱德领导下艰难转战粤闽赣边境。期间，他对朱德和国民党追剿军周旋的游击战术印象深刻，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思考。

1927年11月，郭化若赴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留学，直到1928年冬才回国。到了 1944年11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副司令员徐向前代表中央军委同郭化若谈话，要他担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全面负责该校的组建工作。无疑，郭化若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留学苏联莫斯科炮兵专业，加上他又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中央派他来担任延安炮兵学校的校长，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郭化若在率领大家组建延安炮兵学校的过程中，除了谋划和运筹外，自己还身体力行，经常和大家一起加班加点，深得大家的赞扬和尊。炮兵学校组建工作进展迅速。从接受任务到延安炮兵学校宣布成立，只用了1个月，到完成招生、编队及开课准备工作，只用了3个月。

1945年3月15日，延安炮兵学校在南泥湾陶宝峪开课，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举行，到了8月1日才举办延安炮兵学校的开学典礼仪式，典礼上，朱德、叶剑英、肖劲光等首长出席并讲了话。

校长：郭化若：政治委员：邱创成；副校长：匡裕民；教育长：李荫南；政治部主任：刘登瀛；训练部长：张志发；校务部长：朱光。 以及专职炮兵技术教员：郑新潮、沈毅、林千、吴振宇（朝鲜人）、李伟、殷鸿、助理：邵清廉（女）等全体教员，也都参加了开学典礼。

1945年2月，延安炮兵学校开始正式编班，加上总部炮兵团的同志，一共编成了10个炮兵学员队，一个工兵科，一个迫击炮教导队。郑新潮、沈毅等教员主要讲述：射击技术、战术运用、火炮操作、侦察指挥、军马马术训练等。

1945年3月15日，延安炮兵学校正式开课后，贺龙在听取了郭化若和炮校教员郑新潮、沈毅等对筹建工作的总体综合汇报后，赞扬地说：炮兵学校组建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凝聚着郭化若的心血。同时，也与郑新潮、沈毅等教员们和大家集体的力量是分不开的。

1945年4月中旬，郭化若参加党的七大，并带领延安炮兵学校教员、干部到延安晋见毛主席，毛泽东在接见时，并勉励大家要努力学习炮兵专业知识，将来像种子一样到各部队去生根开花结果。由于过度劳累，没等到七大开完，郭化若就病倒了。此后，郭化若另有任用，没有再回到他一手创办的延安炮兵学校。

郭化若一直心系炮兵学校，直至1979年9月，75岁的郭化若在北京--军事科学院经常与郑新潮谈起筹建延安炮兵学校的往事，他感慨地说：回顾组建延安炮兵学校是我一生中度过最愉快，最幸福的难忘时光。

在苏联学习期间，郭化若时刻关注国内革命形势，最终拿定主意到朱毛红军中工作。1929年8月他抵达在闽西活动的红4军。对于这个黄埔高才生的到来，“红军之父”朱德非常高兴，任命他为第2纵队参谋。当月，在受命指挥攻打福建漳平的战斗中，他率部取得了以少胜多的突出战绩，当即被委任为第二纵队参谋长。在红4军转战东江过程中，第2纵队长不幸中弹身亡，郭化若接任纵队长。9月，朱德等人致信毛泽东，请其出山主持红4军工作。郭化若也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对红4军未来发展及国内革命形势见解精辟，毛泽东大为赞赏，回到红4军后特意找郭化若谈话：“你是福建人，但你的见识却不是‘浮见’，是‘深见’，是深可见底的。古人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我说，秀才一出门，更知天下事，你到苏联这一趟没有白去。也许真的是‘旁观者清’，你在苏联看国内情况比国内一些同志还清醒。难得！难得！”

1930年初，红4军撤离闽西，郭化若调任红4军军部参谋处处长，在毛泽东、朱德身边负责司令部的参谋工作和战斗文书起草工作。从那时起到1931年9月，他先后担任红1军团指挥部参谋处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中央军委第二局局长等职，一直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做参谋工作，参加了攻打福建上杭、湖南长沙等战斗及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等一系列战役战斗实践。在此过程中，郭化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战术思想。

1931年3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在起草第二次反“围剿”通令时，提出了游击战的十项法则，即“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这样就使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更加具体化。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对于“十六字诀”要灵活运用，“这个战术本身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如果进攻之敌并非优势，并且情况已经明了，红军已有准备，则无先退后打之必要，自可代之以‘敌进我打’。驻止之敌也是一样，如果并非优势，情况已明，红军又已准备好，再加敌方尚无坚固工事与严密警戒，自然也应该打他，而不仅限于扰乱他。”此外，郭化若还参与创建了红军第一支工兵队和无线电队。那是1930年9月，在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回师江西途经安源时，毛泽东要郭化若带机关的一些同志深入、矿工中做工作。他发现很多报名参军的工人会爆破，并可以搞到很多炸药，他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朱德作了汇报，毛泽东、朱德立即决定由郭化若负责组建一个工兵队。于是红军第一个工兵队诞生了，它编在直属队，由郭化若负责。随后，在攻打江西吉安的战斗中，这支工兵队初露锋芒，在架设云梯、炸敌碉堡中起了重要作用。年底，龙冈战斗结束后，缴获的无线电台和俘虏送到郭化若所在的参谋处。开始，这些人员都很害怕，连真实姓名都不敢说，郭化若，个个地找他们谈话，宣传党的政策，希望他们留下来为红军服务。经过做工作，王诤等10名人员都愿意加入红军行列。后来，郭化若以这些人员为骨干于1931年5月成立一个无线电队，为其制定了一系列保密措施，建立了红军独特的无线电通讯制度。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开幕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红色中华通讯社时，郭化若取名的《参考消息》创刊号面世，其初衷是给党政军领导“参考”之用，以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天，可以告慰郭化若的是，由他命名的《参考消息》已经成为中国报纸销售量的龙头老大。从1931年9月起，由于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郭化若开始遭到王明路线的排挤和打击，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调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离开了红一方面军。1932年7月，他更被左倾路线领导人解除一切领导职务，转到江西瑞金红军学校任教员。刚到红校，他又在大会上被宣布开除党籍，后来才知道，是被扣上了莫须有的“托派”罪名。但是，当时的红校校长何长工并没有对郭化若冷眼相看，而是把他当做教学骨干。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成立后，郭化若又被任命为红大的总教官，先后教过防空、参谋业务、炮兵设计等课程，后来又专门负责红大高级指挥科的教学，还几次被学员推荐为模范教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红军大学和其他3所红军学校合并组成了红军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负责保护董必武、徐特立等老同志随军北上。由于陈赓的信任和赏识，郭化若出任干部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出发时，郭化若脚后跟正患溃疡，走不多远就化脓，直到遵义会议后才稍有好转。但是，身为作战科长，每当别的同志宿营休息时，他却要忙着号房子、写宿营报告、找向导、调查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工作量大大超过常人。有人说“长征全靠两条腿”，但由于脚后跟长期溃疡，郭化若深有感触地说过“我只能全靠一颗心”！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同时成立，郭化若担任训练处长。在简陋的条件下，郭化若参与收集、编写教材，制定教育纲要，改革训练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其后，他又历任红军教导师参谋长、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训练处长、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教育长，主要从事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郭化若多次致信毛泽东，汇报自己的工作、身体情况，并表示希望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7年6月4日，毛泽东在百忙中复信慰勉郭化若：“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同年7月，备受鼓舞的郭化若又一次致信毛泽东，提出了《关于部队军事教育的一点意见》，指出应重视军事教材的编写和军事教员的选拔。毛泽东阅后回信，表示以后“仍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很显然，郭化若这位高参在毛泽东心目中有相当分量。9月至12月初，在毛泽东亲自安排下，郭化若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第五班学习，同班同学有黄华、陈少敏、罗炳辉、赖传珠等。郭化若既是学员，又当教员：他和罗炳辉两人讲授“游击战争”课程。郭化若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教学活动给校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的高参的确不简单”。1938年7月12日，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郭化若恢复了党籍，背了7年的沉重历史包袱终于卸下来了，干革命的劲更足了。军委一局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作战局，下设作战、情报、机要、管理4个科。郭化若出任此一要职，可见毛泽东对他的器重。除了准确掌握全国各战略区的情况、起草各种作战文电之外，郭化若还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创办与负责主编《八路军军政杂志》，这是八路军办的第一本机关刊物。此外，他还要机要科保存好毛泽东起草的文电稿。1938年夏，国统区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陶汉章的《游击战术纲要》一书，书后附录了4篇短文：林彪的《抗战经验》、刘伯承的《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的应用》、萧克的《论平地游击战》和郭化若的《游击战争战术上的基本方针》。从这时起，郭化若开始引起国民党军事部门的注意。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中央军委在延安抗日军政次学开办了第一期参谋训练队，共有学员130余人。为表重视，毛泽东特派郭化若主授“战略学”课程，并对希望他主授“战略学”课的训练班负责人说：“你们放心，郭化若授得不亚于我。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损兵折将，但对中共持久抗战、游击弱敌的建议就是听不进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对国民党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从1937年底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郭化若开始学习、宣传古兵法，主要目的是向国民党军官做宣传，帮助他们认识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必要性。郭化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战争的启示》、《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等文章，以古鉴今地指出“团结存、分裂亡”的道理，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1939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又专就研究、宣传《孙子兵法》对郭化若作了具体指示：“要为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要精虑《孙子》中优美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同年底，郭化若写出了约4万多字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让他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专门讲演，后又全文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 郭化若此篇军事论文影响甚大。有一次，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毛泽东住所对郭化若说，“有些国民党军官向我打听写《孙子》文章的郭化若何许人也？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答：他是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高参。他和郭沫若先生没有亲戚关系，但他在中国军事理论界的地位应该和郭沫若先生在革命文学上的地位相当。”从此以后，郭化若的名字就与《孙子兵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始终没有停止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而且不断有新作问世。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利用战斗间隙，用白话文翻译《孙子兵法》。1957年7月，《新编今译孙子兵法》隆重出版，毛泽东知道后欣喜地说：“古有《孙子》，今有郭子。”1984年9月，郭化若又推出了力作《孙子译注》。1992年4月，当坐落于山东省惠民县城文化区内的孙子故园第一期工程竣工并对外开放时，“一腔孙子情结”的郭化若欣然为坐落在乐安湖北岸孙子文化广场中心的孙子塑像底座正面题词：“兵圣孙武”。此外，郭化若还研究过三国时诸葛亮的军事思想，著有《孔明兵法之一斑》等文。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在延安马列学院开始演讲《论持久战》，听讲的总共不到50人，其中就有郭化若。毛泽东共讲了五六次，用“军事辩证法”分析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之后，郭化若开始深入思考如何阐述毛泽东在演讲中运用的“军事辩证法”思想。1940年8月，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郭化若以自己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军事著述的深入思考为主线，作了题为《军事辩证法》的报告。1941年春，《八路军军政杂志》以《军事辩证法之一斑》为题发表在该刊第三卷第一、三、四期上。毛泽东阅后大喜，指出：“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1949年12月，上海新群出版社以《军事辩证法》为书名编辑出版。“这部论著是自毛泽东提出‘军事辩证法’的概念之后，最早的一部军事辩证法理论专著”，因此，郭化若被誉为“军队里第一个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人”。 1941年秋，郭化若奉命离开了军委一局，又回到了军事教育工作岗位上，从事军队院校的教学工作直到抗战结束，历任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延安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教育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在整个抗战期间，郭化若以笔为枪，著述颇丰，除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日本的速胜论为什么必将失败》、《在技术贫乏人力优越条件下的运动战》、《防御战斗》等大量军事论著和《教学法》、《炮兵科军事教育的教授法》等军事教育论文，以及《抗日的步兵战术问答》等多部军事教材。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作为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的著作、文章几乎都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或战备、或战役、或战术层次的阐述”。1946年6月6日，在国民党策划的大规模内战已迫在眉睫之际，郭化若带着妻儿离开了生活、战斗近10年的延安。7月初，辗转几千里到达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他被任命为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张光中，政委傅秋涛）兼人民武装部部长，分管作战、后勤、民兵等方面的工作。鲁南是山东的前沿，在国民党反共内战中首当其冲，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在迎接郭化若时，原新四军名将傅秋涛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八年抗战，你一直都在毛主席身边。主席把你这位高参派到鲁南，可见主席对鲁南的关注，这是我们鲁南军民的光荣。到职后，郭化若根据领导民兵工作的体会，提出在民兵中开展立功运动，这对鼓舞民兵队伍士气起了重要作用，被毛泽东称为“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1947年8月，郭化若赶赴华东野战军6纵就任副司令员。到6纵后，郭化若协助王必成打的第一仗是沙土集战役。在兄弟部队协同作战下，最终以全歼敌五十七师、生俘该师中将师长段霖茂而告胜。战役胜利后，王必成不无得意地说：“化若同志，你是主席的高参，委屈你也给我参谋参谋吧!”于是，郭化若毫不客气，对团以上干部指出了部队当时存在的一些不足：通讯联络不畅，未能按原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影响了协同作战；战术技术上墨守成规，遇到鹿砦等障碍物时只会用手清除，既延误时间又增加了伤亡；战术上不善于组织火力掩护突击，进攻队形过于密集，增加了不必要的伤亡等等。王必成等听了，都深受震动，郭化若讲的这些确实是一语中的。会后，大家私下里对郭化若都竖起了大拇指，认为这位郭副司令员果然名不虚传。1948年3月中旬，6纵在粟裕率领下到达黄河北岸，进入相对安定的濮阳地区进行休整。对6纵的整军运动，郭化若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华野有两大问题值得忧虑，一是部队居功骄傲，二是本位主义比较严重。针对这些情况，郭化若在与纵队其他领导共同研究后，决定在部队开展普遍深入的教育，向干部战士指出部队存在的这些不良倾向的危害性，同时广泛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8月，王必成、郭化若率领6纵全程参加了豫东战役，这是解放军决胜中原的一次较大规模战役，攻克了中原重镇开封，歼敌1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师部、4个正规旅。此战胜利，改变了中原战场的战略态势，敌人在中原战场已完全失去了对解放军进行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在整个豫东战役中，6纵先后经历了20余次战斗，战绩不小，但教训很多。郭化若作了题为《从六纵队豫东战役作战看今后战术改进的几个问题》的总结报告，详细总结了大规模平原村落攻坚战的经验，在内容上紧紧扣住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十大军事原则》，使得这次总结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对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阐发和注释。王必成高兴地说：“有郭化若在，我们六纵才能真正必成啊！”

8月，郭化若调到华野4纵担任政委兼党委书记。郭化若到职不久，著名的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陶勇、郭化若率领4纵围歼黄伯韬兵团，干净利落地配合兄弟部队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11月23日，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战役中，陶勇、郭化若统一指挥6纵、1纵、12纵组成东路阻击集团，配合友邻部队坚决阻击徐州南援之敌，随后又协同各兄弟部队合围杜聿明集团，获得了巨大成果。1949年1月，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俘虏了杜聿明本人。当这个黄埔一期的学长被押送到他的师弟——黄埔四期的郭化若面前时，开始还摆出一副骄横高傲、不肯认输的姿态。在听说此人就是毛泽东的军事高参、写《孙子》文章的郭化若后，杜才惶愧不安地低下头来。

1949年2月9日，郭化若出任三野9兵团政委兼党委书记。渡江战役中，郭化若所领导的侦察工作在了解敌情、正确决策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渡江侦察记》，就是依据9兵团第27军先遣大队渡江侦察事迹创作的。5月，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后的大上海，警备任务非常繁重，由谁来担此重任呢？陈毅推荐了郭化若，经毛泽东同意。9月，郭化若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 1950年2月21日，中央军委急电：华东、中南、东北、华北应尽快建立防空监视哨网，各主要城市及重要工业区应设立防空司令部。3月中旬，上海防空司令部成立，由凇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郭化若，兼任司令员兼政委。

1958年春，全军正式开展编写战史工作，南京军区的战史编写工作由郭化若负责。对这项工作，他乐此不疲，用他的话说就是“从南京干到北京”：无论是担任南京军区领导，还是调任军事科学院教育长、副院长，他都认为战史研究是军事学术研究的基石。为此，尽管有十年动乱的纷扰，他仍把自己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封了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工作中。1982年初，郭化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对军事科研痴心不改，写下了一大批军史文章。

进入新时期后，郭化若老骥伏枥，在担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名誉会长之余，领导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大辞典》等著作，为中国的军史研究开创了先河。与此同时，他整理出版了《新教育教学法》、《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郭化若书法集》、《郭化若诗词墨迹选》、《郭化若回忆录》等著作。

1995年11月26日4时14分，一代红色儒将、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走完了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光辉历程，享年91岁。

郭化若个人著作

著有《新教育教学法》、《孙子译注》（中、日文版）等；出版有《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郭化若诗词墨迹选》等。

郭化若个人荣誉

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2年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