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维廉

曹维廉生平概况

曹维廉1916年3月10日生于福建省南平市一个清贫的家庭。父曹士钦系基督教徒、英语教员。生母早逝。继母所生子女共有弟妹六人。曹系长子，全家八口均靠其父微薄的薪水生活。 曹幼年未入学，由父在家亲自教读。因父要求严格，他从小养成了学习勤奋、爱劳动、能吃苦的精神。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少年时亦信奉基督教。

1926年，他10岁时，就读于福州市鹤龄英华教会中学，直到1933年17岁高中毕业。这期间，他学习异常勤奋，加之天资聪颖，又特别喜爱自然科学，便千方百计节省家中给的生活

费，自学装无线电收音机。暑期又旁听讲师班的无线电常识讲座，由于学习优秀，经常受到讲师班的表扬。高中毕业后，父亲再也无力供给他上大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决心自立于社会，经人介绍到上海大华无线电厂做了三年学徒。学徒期间，工作十分繁重而薪水微薄，每月两元工资还常受厂主拖欠。这时，他利用工余时间，不顾疲劳，钻研无线电书籍至深夜，或背着厂主，偷偷将废弃的图纸碎片拼起来研究学习。此外，他还自修大学课程。由于超人的勤奋，他对无线电理论知识和技能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竟在学徒期间担任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电学教课老师，并得到好评和报酬。

三年学徒的经历使他深刻感受到老板对工人的剥削，并逐渐在实际生活中发现宗教的虚伪，国民政府之腐败，从而产生对社会的不满。

他自幼喜好音乐。1936年在上海参加了业余抗日救亡歌咏队，认识了吕骥、麦新、孟波等当时共产党在音乐界的党员活动份子，开始接触到党的进步思想。此外，又在友人介绍下，读了鲁迅、巴金的部分作品，读了高尔基的《母亲》和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等书。通过这些进步思想的熏陶和社会实践的锻炼，曹维廉的思想开始冲出家庭、宗教的束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中，为以后毅然抛弃个人的切，投入到革命大洪流中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这同时，他也怀着追求事业发展以及身为长子，要分担父亲终日劳苦的赤子之心，于1936年冬，在几十名大学生的竞争下，只有20岁的他，独自一人考取了欧亚航空公司的无线电机务贝。

在公司工作中，他参加了各种陆地及航空电台的装、修，大大提高了业务技能。他工作勤奋，成绩优良，得到的待遇也较丰厚，月薪达到80元。从此，他经常将一部分工资汇寄家中，实现了他长期要负担家庭经济的夙愿。

“七·七”事变后，欧亚航空公司迁至昆明。曹随去昆明，一面工作，一面积极参加当地救亡歌咏宣传活动，成为歌咏队中最活跃的组织者之一。同时，他和麦新等进步友人频繁通信、研讨国事，勤奋地钻研革命理论。1938年春，抗日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再也不能安于后方的和平生活，毅然舍去公司优厚的待遇，经麦新介绍参加了浙江金华游击队第二支队做政工工作，并于同年由张爱萍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秋，他被调到新四军军部通讯大队，任机务主任，电讯班班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军部通讯局任机务课长、材料处长。

在战火纷飞，辗转南北的艰苦岁月中，他工作刻苦努力，对同志严格而又热情，加之精通无线电工程，在抢修器材、改装电台等工作任务中，都和大伙日以继夜、不辞辛苦的干，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紧急任务，受到同志们的尊重和喜爱。喜称他是“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这时期，他为军部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与大江南北各支队的通讯联络能畅通无阻，作出了积极贡献。

曹维廉人物简介

曹维廉(1916～1984年)，福建福州人。毕业于福州英华书院，以优异成绩考入欧亚航空公司，从事电讯机务工作。1938年春，他毅然放弃欧亚航空公司高薪待遇，投奔新四军，在新四军总部任通讯机务主任，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弟妹曹维新、曹维礼、曹维真先后参加新四军。

1948年负责筹建华东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上海解放时任上海军管会成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处处长，上海市电器工业局局长，国家机械工业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副部长，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等职。

1975年，在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理事会上，各国对投票权的议案辩论激烈，他以娴熟的外交技巧驳斥了少数发达国家提出的有损于我国和其他多数国家利益的议案，维护了公理和正义。1978年，一机部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正式提出机电产品首先采用国际标准的建议。并且编印出机械工业归口产品130大类约1000个小类，5万余品种、70万个规格的清册30册，为制定工业的科学发展规划提供重要的依据。他还亲自执笔撰写呈报中共中央的《电器工业发展战略规划》。

1982年，维廉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参加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为实现“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辛苦奔波。1984年9月26日，他欣慰地看到《中英关于香港前途联合声明》顺利草签。两天后的9月28日，终因操劳过度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终年68岁。1999年9月，《回忆曹维廉同志》一书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江泽民题写书名并填词《忆维廉同志·调寄一剪梅》，以寄托哀思。

曹维廉人物简历

1916年3月10日　生于福建省南平市。

1926—1933年　福州市鹤龄英华教会中学学习至高中毕业。

1933—1936年 高中毕业后父亲无力供他上大学而失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到上海大华无线电厂做了三年学徒工。学徒期间，工作十分繁重而薪水微薄，每月两元工资还常受厂主拖欠。利用工余时间，钻研无线电书籍，还自修大学课程。业余时间还担任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电学教课老师。

1936年在上海参加了业余抗日救亡歌咏队，认识了吕骥、麦新、孟波等当时共产党在音乐界的活动份子，开始接触到党的进步思想。

1936年冬—1938年春　考取并出任欧亚航空公司无线电机务员。工作勤奋，成绩优良，待遇也较丰厚，月薪达到80元。经常将一部分工资汇寄到福州家中，实现了他长期要负担家庭经济的夙愿。

1938年春毅然舍去欧亚航空公司优厚的待遇，经音乐家麦新介绍参加了浙江省金华附近的新四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做政工工作。

1938年秋，调皖南新四军军部通讯大队，任机务主任、电讯班班主任。为军部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与大江南北各支队的通讯联络能畅通无阻，作出了积极贡献。长期任军部无线电报务训练班、无线电机务训练班的班主任，负责训练班的主要领导工作外，还兼授课。他亲自编教材，讲授电工基础、无线电原理和科技英语，为部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无线电通讯人员，为发展新四军的通讯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受其长期熏陶影响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也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一家兄妹四人同时参军在当时传为佳话。驻新四军的美国女记者斯沫特莱，对他们兄妹四人进行了采访、拍照，并寄到国外报刊发表，以宣扬中华儿女的抗日决心。

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的新四军军部通讯局任机务课长、材料处长。

1949—1953年　上海市军管会任电讯组组长，负责对华东地区官僚资本电讯工厂的接收和军管。后任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处副处长兼上海电机厂厂长、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局局长。为了支援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尽管华东恢复经济时期也亟需大量技术人才，坚决执行中央决定，积极动员了一大批技术骨干赴东北工作。

1953—1981年　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副局长、电机工业部电器局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七局局长、一机部八局局长、一机部科学技术司司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常务理事、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电工技术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在机电工业系统工作达30余年，对机电工业，特别是对电器行业的科技发展、生产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一位没有大学文凭、但确是名符其实的通晓电工技术的专家，一位熟谙工业经济管理、有高度领导艺术才能的领导者。

1954年他率团赴苏联对援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中有关电工方面的工厂设计进行审查，并商谈确定人员培训、建设进度、设备分交等重要问题。回国后又组织督促国内有关的配合工作，促进工厂及早建成，对当时我国电器工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作用。

1956年，中央提出全国向科技进军，作为电器局的主要领导，规划部署了一批电工行业各专业的科研生产基地，为以后电工产品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物质、技术基础。如：西安高压大容量研究基地，对我国高压输变电设备由110千伏到220千伏、330千伏直到500千伏的成套设备开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年困难时期，经费短缺，他以铁的决心调集了各方面的资金物力，千方百计保证了西高所的建设不下马，至1964年完全建成。

1966-1969年，在一机部受到文革群众组织的冲击。1969年秋复出，主持一机部科技司工作。

1975年率团参加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年会。在理事会会议上发言推翻了一项议案。该议案中心意思是把一国一票改为按会费比例的加权票。

1978年在一机部科技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机电产品首先采用国际标准的建议。

1979—1981年　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79—1982年 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局长。

1982—1984年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1984年9月28日　突发心脏病逝世于香港。

曹维廉重要贡献

（一）呕心沥血几十年，推动电器工业发展。建国初期电器工业从修修配配，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用电设备及电工材料四大类、36个行业、二百余家大、中型骨干企业，成为一个体系比较完整、品种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具有相当规模的制造工业。在他多年领导的生产技术工作以及历年建设的成果下，为80年代后期生产60万千瓦的大型火电机组、32．5万千瓦大型水电机组、高压50万伏的成套输变电设备打下了基础。我国发电设备年生产量1992年为1187万千瓦，我国电网装机拥有量1992年达1亿6千瓦，排列世界的第四位。而其中约80%的机组是我国制造的。电器工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曹维廉几十年的勤奋工作分不开，这里有他重重的份功劳。

（二）在领导电器工业科研基地的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从50年代至今，电器工业已建立起35个不同行业的研究所、一批测试基地及符合国际水准的“认证”基地。这些研究所都具备了较完善的研究试验条件，对推进电器工业的发展、提高制造水平、不断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如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的高压大容量试验室、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低压电器大容量试验站、防无线电干扰试验室的试验装置，至今仍属亚洲前列。其他如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所、上海电缆所、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等的建立、发展都和曹维廉的参与规划、决策、关怀以及亲自检查实施分不开的。

（三）在机械工业率先提出采用国际标准，推动了产品质量提高和增强了出口的竞争力。

70年代前期，曹已认识到采用国际标准的重要性。他不畏“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的大帽子，明确提出电工产品必须采用国际通用的IEC标准。他形象地说：“抓住了这，就是牵住了牛鼻子。”并积极、坚决组织贯彻实施，动员各行业的技术人员，对照国际标准，分析我国电工产品在质量上、试验设备、试验方法上的差距，推动企业和研究所改装、试制和引进了一批符合国际标准要求的试验装置和测量仪器，改善了管理工作，进一步促进产品质量提高，为加速电工设备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起了良好的作用。他提出的这一方针为以后国家标准局正式确定为全国性的指导方针。

他还很早认识到电工产品国际认证的重要性。80年代初，由于他的努力，我国得到联合国的同意，由其派遣了二名国际电工标准界的专家，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低压电器试验站考察，就该站试验结果如何能获得国际承认提出了咨询报告。这对我国80年代后期取得参加国际电工产品认证体系，起到了先导作用。

电机

（四）推动电工界的广大科技人员经过艰苦努力，克服重重障碍，终于创建起“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为电工技术的长远发展增添了一支力量；为加强国际交流；为电工界科技人员创建了一片学术活动园地。 他还明确提出办学会应坚持“团结五湖四海”和跨行业，跨地区的大电工的办会方针，克服行业中狭隘、封闭的情绪，为学会发展奠定了长远的思想基础。

曹维廉不仅是一位有高度领导艺术、通晓电工技术的领导者，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为人刚直不阿、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他身为副部长，年过六旬，但看病、上班、会友都是挤公共汽车，以至某次在医院门前被一骑自行车的青年撞倒在地，得了脑震荡。他下工厂吃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如果那里为他特别加了菜，他拔腿就走，还说：“不是我不吃，是你们不让我吃。”

30余年来，他的工作变换，提升多次，但1953年分配的四间普通住房却从未变动。他曾多次谢绝了行政部门为他调换一座较宽裕住房的安排。

曹维廉一生为我国电器工业的创建、机械工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虽然走了，但他留在人们心中高大的形象，光辉的业绩却是永不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