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涛

　　蔡涛，又名蔡玉筠，化名戴永昌、郭永昌，1911年4月20日出生在重庆市酉阳县渤海乡蔡家堡。父亲蔡锡成是清末秀才，母亲王金芝主持家务。家庭有五弟兄，五姊妹，蔡涛排行第三。他童年时代，聪明活泼，酷爱读书，能言善讲，喜欢弹唱。特别是他性情直爽，不信迷信，又能见义勇为。他在酉阳县城读书时，大洪水淹没了酉阳全城，他奋不顾身地到滚滚洪流中去抢救群众的生命财产，群众十分感谢。

　　1923年小学毕业后，蔡涛考入酉秀黔彭联立中学学习。后因联立中学停办，他又从酉阳转学到龙潭四川省立第五中学读书。当时，五四爱国浪潮席卷全国，师生员工积极响应，大批爱国进步书刊在省五中广为流传。蔡涛的心灵也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向往光明，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当时，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兵匪交错，官府不仁，民不聊生，更使蔡涛内心里产生了“均贫富、锄强权”的信念，立志外出寻求革命真理，解救百姓脱离苦海。

　　1926年，蔡涛与同学吴瑞生(又名吴自强)千里跋涉赴重庆读书，考入刘湘的军事学校，谋求在军事上有所造诣，以便借用武力，铲除世上的不平。不久，蔡涛又觉得这所军校是刘湘企图当“四川王”而培训走卒的地方，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抱负是不可能的。因此，弃武从文，离开了这所军校，考入了川东师范学校。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重庆的工人、学生以及其他各阶层爱国人士，在中共重庆地委(即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浪潮进一步深入开展，川东师范学校充满着革命的欢乐气氛，便成了重庆 的指挥中心。这时，年轻的蔡涛充满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并先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

　　1927年3月，盘踞川东的军阀刘湘和王陵基，在国民党 的策划下，露出了-的狰狞面目，公然在四川制造了大量-共产党人、空前残酷的重庆三三一惨案。蔡涛也遭到逮捕，但他机智地骗过敌人，不久获释。

　　在-的日子里，年迈的父亲担心着蔡涛的安全，从边远的山区多次发来书信，叫他顺从父命，回家就业。国家、民族和人民苦难的砝码，在蔡涛心灵的天平上超过了父母兄弟的天伦之情的重量。他在回信中安慰父亲及家人多多保重身体之外，还表达了不达到革命的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1928年春，蔡涛已被敌人注意，组织上从重庆调他到川南自贡地区工作，任团自贡特支委员。这时他化名戴永昌，在贡井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在富顺县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为自贡党组织开辟了活动据点。同时，他和一批进步青年一道，组织了“南华新剧社”，用戏剧艺术形式进行宣传活动。蔡涛是剧社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主要的演员之一。他们演出了《棠棣之花》《湘累》《两父女》等富有革命意义的戏剧，教育和启发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一批又一批青年拥护革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剧社被社会人士誉为“革命的火花”。

　　1929年初，蔡涛任中共川南特委委员、宣传部长。这时，自贡党组织经费十分拮据，他化装成学生，带着行李，以外出考学为名，到自贡去找任川南警备司令的堂兄蔡玉龙，要求接济路费。蔡玉龙给蔡涛大洋200多元。后来，蔡涛把这些钱全部交给了党组织，充作革命活动的经费。

　　不久，蔡涛任川南特委组织部长、团宜宾中心县委书记。他积极在宜宾地区的学生、码头、工人、妇女、店员、黄包车工人中，领导 、-的斗争。同年夏，川南党、团、工会合并成立了“川南行动委员会”，蔡涛去自贡向“行委”汇报工作，并参加了自贡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会后，他在回去的途中高呼口号，引起了警、军的严密注视。在次日大围捕中，蔡涛再次被捕。蔡玉龙得知消息后，又气又恼，随即亲自提审蔡涛。在审讯中，蔡玉龙除叙以弟兄之情外，叫蔡涛写个-声明，并以川南警备司令部“副官”相许，一一都被蔡涛拒绝。后又将蔡涛押去工人区，要他指认谁是共产党员和 骨干，蔡涛守口如瓶，敌人一无所得。蔡玉龙又采取了另一手段，在贡井草市坝设了一个假刑场，将蔡涛押去跪在地上，把钢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令其交待共产党员和 领导人。蔡涛视死如归，面不改色地说︰“由你们杀吧，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敌人的诡计又遭失败了。软的、硬的办法都施过了，蔡玉龙又把蔡涛带到自己的住室，又以家庭弟兄的情分劝道︰“筠弟，你大哥杀了你，对不起蔡氏祖宗。只要你迷途识返，不再跟共产党跑，我送你出国留学。凭你的才干，将来定成大器，光耀蔡氏门庭……”面对这些甜言蜜语，蔡涛大义凛然地答道︰“人各有志，海珊哥(海珊是蔡玉龙的别名)的深情厚意，兄弟实在不能接受。”蔡玉龙只好将他转送到自贡地方法院-。不久，在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的营救下，法院也趁机给蔡玉龙一个顺水人情，同意取保释放出狱。

　　1930年春，蔡涛去重庆出席了团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省委委员。1931年3月26日，中共宜宾县委召开一次为期三天的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听省委巡视员苟良戈(原川南特委书记)传达党中央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报告，并研究深入发动群众，继续开展工农运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宜宾县委书记孔方兴、团宜宾县委书记蔡涛、秘书沈玉琪、委员黄大舜，以及宜宾城乡一些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为了避免敌人的监视，会址从城北真武山改在北操场的一家茶馆。可是，这个茶馆正是宜宾谍查队长杨绍林的爪牙所开设，杨绍林得到密报后，即带人去抓。这时，宜宾“行委”扩大会议已结束，开会人员相继离开茶馆，只剩下苟良戈、孔方兴、蔡涛、沈玉琪、黄大舜和闵南轩等人。当杨绍林所带领的便衣谍查队已出现在茶馆门前时，蔡涛知道出事了，带头冲出门去，牵制敌人，让其他同志脱身。他奋不顾身从门前冲出，其余同志也从后门往山上逃跑。终因敌多我寡，蔡涛还未冲出大门多远就被捕了，其他除闵南轩一人在混乱中逃脱外，苟良戈、孔方兴、沈玉琪、黄大舜同时被捕。

　　当时，宜宾城防司令刘文彩得知所捕五人均系共产党骨干，先以高官厚禄引诱，想从他们身上追寻共产党活动和领导人的情况，梦想一网打尽。但蔡涛等无一人低头，后施以酷刑，也没有一人屈服。这时，蔡玉龙闻讯来电营救蔡涛，再次诱劝他-。但是，蔡涛为革命殉难的决心坚如磐石，绝不苟且偷生，无论是劝说、利诱，还是严刑拷打，总是以斥责相对。敌人黔驴技穷，决定把蔡涛等五人杀害。

　　1931年4月7日，天府之国的宜宾，阴霾阵阵，杀气腾腾。在国民党宜宾城防司令刘文彩的指使下，刽子手们荷枪实弹，押着蔡涛等五个英俊青年。他们个个面不改色，神采奕奕，一边与流着眼泪前来告别的群众，微笑点头致意，一边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并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蔡涛还发表了临刑演说，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后，与四位难友从容就义，时年仅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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