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垕

朱载坖人物生平

朱载坖生于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1537年3月4日），为明世宗朱厚熜的第三子，其母为杜康妃（时为康嫔）。 在此之前，明世宗朱厚熜的长子哀冲太子朱载基出生不到两个月就早夭，次子朱载壡比他早生一年多。就在他出生那年，明世宗还得了第四、五、六、七子，不过其中只有卢靖妃生的第四子朱载圳长大成人。

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初四日，世宗册立次子朱载壡为皇太子、三子朱载坖为裕王、四子朱载圳为景王。 同年闰七月，世宗第八子降生，但同样夭折。此后，世宗的后宫就不再生育皇子。过了十年，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刚行完冠礼的皇太子朱载壡薨，储位空缺，裕王朱载坖以次序当为太子。 但是，世宗将儿子夭折归咎于太早立储，而他所宠幸的道士陶仲文曾劝过世宗“二龙不相见”，等到朱载壡死时，世宗后悔没听陶仲文的话，所以不但不立朱载坖为太子，还尽量避免与两个皇子相见。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三月初一日，朱载坖与朱载圳行冠礼。 翌年二月迎娶王妃，并出宫居住于京师藩邸之中 ，岁支禄米三千石，钞一万贯。 高拱、陈以勤、殷士儋、张居正等先后出任裕王府侍讲，辅导朱载坖的学业，同时为他塑造一个“好皇子”的形象，推动其继承皇位。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朱载坖的母亲杜氏去世。杜氏生前就不受宠，死后亦被世宗压住葬礼规格，要求以“常礼从事”，不准按照成化时纪淑妃的规格，也不准按照洪武时孙贵妃的仪制，不准朱载坖以亲子之谊服斩衰三年，百官不服丧服，只服浅淡色衣服致祭，宣读册文时平立不拜，亦不追封杜康妃为贵妃等等。 而朱载圳之母卢氏不仅生存，而且侍奉世宗身边。 再加上朱载圳聪明外露，反映灵敏，擅长交际，善于迎合父皇意图；而朱载坖则个性迟钝，内向木讷，因此世宗更偏爱朱载圳。

在生活方面，朱载圳可以从母亲卢妃处得到额外的赐赠，并且他交游广阔，有权臣勋贵揣测皇帝的意图，认为他将被册立，故多方予以馈赠作为政治投资，因此朱载圳生活优裕。朱载坖则相当穷困，他仅能依靠所得禄米、钱钞来勉强维持本人及其家庭、府邸官役、侍卫的日用开支和俸酬。 连皇室例有的恩赐，他都不敢直接向世宗请求，而是要通过行贿内阁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蕃来求得。 嘉靖时，内府在北京开设有名叫宝和、和远等六家“皇店”，经管外地客商贩来杂货，委任提督太监一员主理，所得的赢利除正项进御前外，其余都充提督内臣的经费。裕王府时常派人在这些皇店进项中求取用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朱载坖不得不过着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生活。他的长子诞生时，世宗对于他在杜氏丧期生子很不高兴，后来看了朱元璋御制《孝慈录》序中宽贷此举才有所释然 ；又拒绝礼部提出的告庙、颁诏、受贺的建议，因为这是“太孙之礼”，等于是向外界传递立朱载坖为储君的信号。 此后，朱载坖生儿子都尽量避免上报世宗，比如第三子朱翊钧诞生后就不取名字，而且不敢在满月时请行剪发礼（明代皇子皇女幼年时皆剪发）。

自朱载壡死后，世宗始终拒绝正式立储，并将朱载坖和朱载圳二王等量齐观，“礼服无异”，使“外论汹汹，谓莫知适从”。 礼部尚书徐阶在朱载壡死后不久曾三次请求建储，均不报。后来他又请求在冠礼、婚礼等事项中“先裕而后景”，亦令世宗不满。 朝臣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治利益，逐渐分化为徐阶为首的拥裕派和严嵩为首的拥景派。到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前左春坊左中允郭希颜先在京师密布流言，说严嵩想要害朱载坖，以便确保朱载圳成为储君，等造成舆论后，他就请求命景王就藩、立裕王为储。世宗览奏震怒，下令将郭希颜处斩。 但他为了杜绝朝野议论，还是在同年十月决定让朱载圳就藩，封地选在自己过去封地附近的湖广德安府（今湖北安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尽管如此，尚不能说明朱载坖获得了储位。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冬，世宗还向徐阶提到明成祖立储的旧事，并问朱载坖“得无以久待为恨乎”，暗示了对朱载坖的不满意。有宦官将此消息泄露给朱载圳，朱载圳便上疏请求到武当山（玄岳）为世宗祈祷，世宗命徐阶拟旨，正当徐阶感到为难时，朱载圳传来生病的消息，并请医治病，徐阶趁机拟旨让他养病，不必动身。不久就传来朱载圳病死的消息，时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 朱载坖成为世宗的独子，这才确保了他事实上的储君地位。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罹患重病，在此期间，裕王府旧僚高拱入阁，张居正、陈以勤分别出任礼部右侍郎和吏部左侍郎。他们地位的上升，与朱载坖继承皇位的前景已经明朗有关。 十二月十四日（1567年1月23日），世宗因病危从西苑被抬到乾清宫，来不及召见朱载坖就驾崩了。徐阶请求朱载坖入宫主持丧事，并起草遗诏，于翌日公布，“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最重要的内容是将皇位传给裕王朱载坖。 其后，经过文武百官军民耆老三次奉笺劝进，朱载坖于十二月二十六日（1567年2月4日）举行登基大典，即皇帝位于皇极殿，宣布改元隆庆。 随后他给儿子赐名翊钧，并在次年立他为皇太子。

朱载坖登基后，着手改革父皇遗留的历史问题与各种弊政。他即位当天，就下令释放被父亲关押在死牢里的谏臣海瑞。其后对嘉靖一朝因建言得罪诸受迫害人员进行平反翻案，并优予褒恤录用，同时惩办了一些在先朝谄媚助恶的宗室辽王朱宪?及一批文武官吏。同时，拆毁道观神坛，禁止斋醮，逮治方士王金等人，追夺邵元节、陶仲文等方士的官爵。他还下令取消自己的祖父睿宗朱祐杬配天的资格，以迎合反对世宗追尊其父的舆论。对于王治请求将睿宗牌位逐出太庙的上疏，他虽然不同意，但只是报闻，不予惩罚。他还蠲免部分赋税，革除苛扰，节省开支。

不过，朱载坖登基没多久，又让臣民有所失望。他上朝时不怎么说话，平时也很少主动表态或垂询臣僚，“临朝之时，圣容端拱，未尝时赐清问，体察民情；诸司奏章，少经御览；经筵日讲，止袭故常，未尝虚心询访”。 而且他自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以来多次宣布“免朝”，并且屡屡“不躬庙祀”（不亲祭太庙），在宫中享乐，引发群臣谏诤不断，有人形容这类奏章“足可编纂成为一本专题汇编”。但朱载坖并未有所改观，还对石星、詹仰庇、李已等劝谏他的言官施以廷杖。 在朱载坖“端拱渊默”的情况下，朝廷的运转以内阁为中心。隆庆朝的内阁有九名大学士，分别是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陈以勤、张居正、殷士儋、赵贞吉、高仪。其中最重要的是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三人皆有才干，但互相倾轧。隆庆之初，徐阶与高拱争权，徐阶利用言官的声势迫使高拱及其同党郭朴去位。但徐阶因为劝谏朱载坖而得罪过不少宦官，张居正亦与高拱联手，串通宦官李芳，迫使徐阶去位，以李春芳为内阁首辅。高拱也在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复出。高拱欲报复徐阶，指使言官上疏攻击徐阶所起草的世宗遗诏诽谤先帝，又揭露徐阶三个儿子俱在故乡横行肆恶、子弟奴仆霸道一方、徐家兼并田亩达数万顷、高息放贷以取暴利虐民等事，自己也连上《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及《辩大冤明大义以正国法》两疏，中心意思是徐阶“欺谤先帝，假托诏旨”，欲置他于死地。朱载坖对其上疏嘉奖为“忠悃”，但并未处置徐阶，据说是因为“不甚解”（没意识到高拱的言下之意）。隆庆五年（1571年）五月，李春芳致仕，朱载坖任命高拱为内阁首辅。他和张居正同心辅政，创造了一系列重大业绩。朱载坖对内阁辅臣还比较宽缓，对于矛盾尖锐、斗争白热化的双方或各方，大多采取平衡调和的态度；对难以留任的人，一般命有关部门配给盘缠和仆役，保持礼遇。

朱载坖将朝政交给阁臣，自己深居宫中，纵情声色，即使出宫也有游玩，比如他在隆庆二年（1568年）二月率群臣到天寿山祭陵时要出游再祭祀，经徐阶劝谏才作罢。 为了满足他的欲望，他不断向国库提取巨额银两以供御用，隆庆四年（1570年）四月，他命令提出太仓银三十万两到宫中，引发包括首辅李春芳在内的群臣强烈反对，被迫减为十万。 但此后他不听劝谏，继续巨额提取太仓银。他还大兴织造，派遣太监李佑等人长期驻在苏杭，负责督促织造和解输业务。地方官员必须给这些太监定期奉送“常例”，每一批加织，每一次发下新的花样，主管的太监都必得到一笔厚赂。否则，必以“碍妨御用”为名找碴。当时江南经过倭寇之乱，十分疲敝，工部陈述这一状况，强调江南人民是“陛下所宜怜也”。朱载坖充耳不闻。工部又请求按“原发花样令其督造”，不要增加“续发花样”，朱载坖强调“朕用不可缺”，让李佑继续“遵旨织造”。 隆庆四年（1570年）三月，他传令南京加织缎匹至十余万，又命买绵二万五千斤（后改一万斤）。 隆庆六年（1572年）二月，又遣内臣往苏杭织造龙袍、翟服、绒锦、鸾带。

朱载坖登基后还沉湎女色。本来他在裕王府时谨小慎微，“姬御甚稀”，即位就“掖廷充斥”。 即位两年半，就封了十三名妃子，嫔以下的临幸女子更是不计其数。他每次增选宫人，都在三百人左右，年岁在十一至十六岁之间的民间女子。 为此，曾在江南地区引发过一场“拉郎配”的风潮。 在即位后日益放纵的情况下，朱载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到隆庆五年（1571年）下半年以后，朱载坖患了“色痨”已是半公开的秘密。

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下旬，朱载坖得病且手腕上有热疮。稍微康复后，于闰二月十二日上朝，随着钟声鸣响，文武百官鱼贯而入，依次进班站立。高拱和张居正从内阁出来，沿北而上，过了会极门，望见乘舆停放在御路中间。高拱心存疑惑：“皇上不御座，难道是去文华殿吗？”赶紧向前迎去。这时有几名内侍急驰而来，大声传呼宣召阁臣。待他们二人急趋至乘议前时，朱载坖已经下了金台，色怒而立，诸内侍环跪于两侧。看见高拱赶到，朱载坖面色稍雾，上前用力拉住他的衣襟，好像有话要说。高拱心领神会，立即奏道：“皇上为何发怒，皇上现将何往？”朱载坖余怒未休地说：“吾不还宫矣。”高拱劝解道：“皇上不还宫，是要去哪里？望皇上还宫为是。”朱载坖便命高拱送他回宫，途中出示了腕上伤疤，并连说：“我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争奈东宫小哩！”每说一次一顿足，并不断地用力紧握高拱的手。高拱见状问道：“皇上万寿无疆，何为出此言？”朱载坖说：“有人欺负我。”高拱赶紧宽慰道：“是何人无礼，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说与臣，当依法处置。皇上病新愈，何乃发怒，恐伤圣怀。”朱载坖沉默良久，叹道：“甚事不是内官坏了，先生你怎知道？” 在朱载坖的要求下，高拱将他一路拉着他的手，送到乾清宫，张居正以及后来赶到成国公朱希忠同行。朱载坖入殿后，又传高、张二人到他御榻前，说：“自古帝王后事……卿等详虑而行。”中间两句高拱等没听清，但大体是交代后事。出殿后，朱载坖又命太监让高拱守在宫中不要离开，高拱拉上张居正一起留下，得到准许。晚上，高、张退至端门外西阙内臣房值宿。四天后，朱载坖身体有所好转，高、张才回家。 五月二十二日，朱载坖病情加重。 二十五日下午，朱载坖病危，传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进乾清宫，领受顾命，辅佐年幼的太子朱翊钧。 此时朱载坖已不省人事，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卯时就驾崩于乾清宫。 七月初三日，群臣上谥号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庙号穆宗。九月葬于昭陵。

朱载坖轶事典故

嘉靖十八年（1539年），朱载坖与他的哥哥庄敬太子朱载壡同日受封，负责册封礼的宦官误将皇太子的册宝送到朱载坖的宫中，而裕王的册宝则送到朱载壡的宫中。后来朱载壡早卒，而朱载坖却登上皇位，时人认为此事是“天所启也”。

朱载坖尚未登基时，喜欢吃驴肠。即位后，问左右侍从有无驴肠，左右侍从请他给负责饮食供应的光禄寺下旨，朱载坖说：“若尔，则光禄必日杀一驴以备宣索。吾不忍也。”于是作罢。

据明人沈德符记载，朱载坖登基后，被宦官蛊惑，服用世宗遗留的春药，导致他的阳具昼夜坚挺，以致不能上朝。 由于他的好色，还曾命令在所造瓷器上绘制“男女私亵之状”。

据沈德符记载，朱载坖尚未即位时，常吃果饼。即位后，命宦官出宫购买果饼，膳监及甜食房各买松榛粻饧等物，报账数十两银子。朱载坖笑道：“此饼只需银五钱，便于东长安大街勾阑胡同买一大盒矣，何用多金？”买饼宦官都为之缩首告退。

朱载坖历史评价

《明穆宗实录》：①世宗明断英武，上即位，承之以宽厚，躬修玄默，不降阶序而运天下，务在属任大臣，引大体，不烦苛，无为自化，好静自正，故六年之间，海内翕然，称太平天子云。 ②上天资纯粹，大度宽仁，超藩邸而践帝位，承世宗之业。方是时法严令具，纲举目张，百官兢兢守职，天下称治。上乃下宽大之诏，修玄默之化，虽兴革变通，要归于继述。改元之始，恭已临朝，虚心讲学，黜不经之祀，罢无用之作，蠲非艺之征，绝无名之献，除烦苛，节浮冗，恤困穷，理冤滞，崇奖遗逸，汰斥憸邪，务在应古经谊，去民疾苦。禆政之阙失，一时典礼纯备，法度修明，朝廷肃清，黎庶欢洽，自昔继体守成之主，规设初政，未有若斯其盛者也。至于节制谨度，好生戒杀，仁心自然，不待矫强。……居宫闱掖庭，周防慎察，严肃整齐，无敢出声。而临朝之顷，天颜睟穆，臣庶廷谒，小不如仪，常假借宽宥，左右近侍未尝轻降词色，即有犯，小者立斥，大者搒笞、禁锢，必尽法无贷。至言事之臣，虽获震怒，谯让后常释遣之。刚德内用，柔道外理，卓乎君人之盛节也！乃若留心边事，思缵武功，每烽举燧燔，羽书驿奏，忧形于色。汾、石残破，咨询辅臣；山陵顾瞻，戒谕督抚。亲举大阅之礼，以讨军实；申明失律之诛，以正戎章。是以将士协心，边圉生气。穹庐大漠之长慕义来王，贡市不绝；啸峒凭林之孽俯颈就缚，传车自诣。上雍容临观，受职贡、行逋诛焉，即史称降胡系粤，鸣钟清渭之上，悬首北阙之下，未足以喻其烈也。是时北边晏然，域中少事，上深居端拱而享太平，然犹申饬边防，輶轩四出，绸缪桑土，忧外宁儆无虞，岂中智小康之主所可同日语哉？自临御以来，言者数请修便殿召对故事，皆未之许，然上端凝厚重上端凝厚重，不诛杀而自威；沉潜静密，不苛察而自智。令虽未出，化行若驰；口虽未言，声疾如震。尤能优崇辅弼，信任老成，群力毕收，众思咸集。守祖宗之法，无纷更约束之烦，先储贰之教，为长久治安之计，皆独继于宸虑皆独继于宸端，而动法乎古昔，遂致中国乂安，外夷向风，盖清静化民，庶几汉（文）帝；宽仁驭下，比迹宋（仁）宗。虽享国六年，诒谋弘远矣。上至德丰功，不可殚述，其文献可征者如此，是用纪实以垂万世云。

《明史》：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

周弘祖：皇上即位二年，未尝召见辅臣，延访治道。虏患孔棘，备御无方；事涉内臣，遂多挠阻。点马则免，清查则免，皇庄则亲收子粒，太和则榷取香税。织造之使屡遣，纠劾之疏留中，皆足以招灾异者。

李维桢：人言肃庙不视朝，朝事于心终不忘。帝临朝无所事事，信然。肃庙时，大臣往往被三木工作祷祠防虏御倭，人情物力诎矣，幸至是小舒。假令多才多艺，康陵流祸，可胜道哉！庙谥曰穆，不虚耳。

朱国桢：上渊嘿宽懿，穆然恭己于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之美，而又济之节俭，不但土木祷祀一无所涉，并官府自奉恒品，亦损之又损。身教所率，风俗还淳。且信任大臣，徐阶以先朝遗老正其始，高拱以东宫旧臣厚其终。二臣性行不同，忠君干国之才则一。或翕或张，并起而妆之。海内无潢池之儆，虏使有渭桥之朝，亦千载一时之盛也。我朝祖德既浓，天符合凑，（有）武皇十五年之扰攘，不可无肃凛然收之江湖滔荡之余；有肃庙四十年之礼乐征伐，不可无穆宽然育之天海包罗之内，宛若四气之循环然。虽谓六年之隆庆，比千百年之胜残去杀可也。

支大纶：帝宽仁恭俭，从谏弗拂，使李芳不斥、高拱早用，内外夹持，而不惑于滕祥诸阉之奸，即汉之孝文，何以加焉！

谈迁：世庙之季，南絓倭，北絓虏，祷祠土木，物力殚悴，山泽边漠之间，废缨罪组，素发垂领，吊湘牧羝，士气摧极。今上初诏，海内喁颂，驱斥左道，显遂忠良，宽仁之誉溢于绅氓。第裕邸时服御淹抑，故正位之后，微闻色货，致太阿之柄旁窃幸阉，举朝不能夺也。又朝宁之上，嫌于牛、李。朝华亭（徐阶）而暮新郑（高拱），救偏补弊，各有失得。至于强胡就款，世庙所不能驭者，而赋狙驯虎，晋收其利，汉行其饵，帝德懋哉！非新郑，其孰能成之？迹帝之终始，宽大如仁庙，而精勤不若也；安豫如宪庙，而控纵不若也。临朝渊默，虽威严若神，颦笑潜移，不无遗指。独弥留之际，惓惓顾命，自孝庙后不多见耳。

傅维鳞：鳞生万历中年，去穆宗时最近。每杂田间研论农务，闻故老言穆宗时天无水暵，余粮栖亩，首目不睹戈甲，每饭饱午寐，酣足而寤，日未昃也。所谓化国之日舒以长，非耶？

查继佐：帝天性宽仁，初政可观……颇为内侍所持，好口不夺，且昵游豫，即流靡不省。至于守祖宗之法，光储贰之教，则又独断宸衷，不为左右所预矣。

蔡东藩：穆宗在位六年，乏善可纪，惟任用边将，最称得人，意者其亦天恤民艰，暂俾苏息耶？

孟森：穆宗承世宗之后，享国亦仅六年，其政事倚成于内阁。阁臣用事者，亦不得谓无才，然多挟意见，无和衷之美，所形成一朝之政治，即诸阁臣意见之用事。……穆宗中材之主……然谓柄臣相轧，议帝未肃乾纲，则其得失亦参半。俺答封贡，减赋息民，即柄臣用事之效。至躬行节俭，仅举尚食岁省而言，则纯为当时颂圣门面语……穆宗非厚重守礼之君，宜有务求玩好之事。……主道之不隆，修政之无善状，特不似世杂之猛厉耳。……顾世宗以奉道需珠宝，其惑溺之根犹有所为，欲祛其惑，当移其求长生之妄念而后可；穆宗则直以童心未化，为左右近习所玩弄而已，美之曰恭俭，岂有当哉？……况（詹仰庇）言及宦官，而由宦官挑剔，坐以大不敬，此即昏庸之证。祖制以科道巡视各署，原以为国家计，防蠹弊之由来。今因此而罢之，不知祖宗立法之意，而为宦官抉纲纪以快其私，上承嘉靖，下启万历，为亡国之酝酿而已。

黄仁宇：有关隆庆皇帝朱载垕的资料是笼统而相互矛盾的。他不参与朝政，但他对官僚的权力名义上仍然存在。史官们称颂他节俭和仁厚的记述，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无实际内容；更多的有损于他的性格和品格的记载，实际上却可以得到证实。隆庆皇帝设法回避了争论，因为他从未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在大学士高拱的回忆录中，他让读者得到皇帝智力非常有限的印象。他笨口拙舌，怜惜自己，不能维护自己作为个人的权利，更不用说作为君主的权利了。尽管高拱著作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疑，但他对缺乏个性和力量、对国事没有兴趣乃至好奇心的皇帝的描述与社会上的传闻并不是不一致的。隆庆皇帝曾被他的父亲长期压抑……这种怠慢和不安全的状态给他的生活投下了暗影。虽然隆庆皇帝接受过正规的儒家教育，可是他没有受过他那个时代的治国之术的特殊训练。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他周围的情况和他自己作为皇帝的任务的真正意义有过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确实是精神失常或智力迟钝。……这位皇帝因他过度沉溺于个人的享乐而只能受到责备。总之，标志他统治时期的这五年半的相对稳定和繁荣证明，国家事务可以没有皇帝的亲自指导而继续进行。他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大学士们干得更好。但是他所造成的损害是制度上的，而且长期起作用，因为他需要一个其决策要由皇帝显然予以支持的主要行政官员。某种形式的掩饰是需要的，因为将皇帝权力托付于人是违反王朝传统的。既然皇帝不能完成执掌政务的主要工作，内阁内部的权力之争就加剧了。此后，地位最高的大臣们要保持公众的信任变得甚至更加困难了。

林乾：在明朝十六帝中，穆宗是个不显眼的皇帝，他在位仅六年，只比建文帝、仁宗稍长一点。《明史》说这一时期阁臣相争，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盲余，而刚明不足者欤？”实际是委婉的批评。然而，穆宗又是个于乎庸中见伟大与不凡的皇帝：清静，宽仁，使他成就了一番事业……做了许多有益于时代，无愧于英明之君的美政。……从这几方面看，《明史》评价他“继体守文，可称令主”，也并不过份。穆宗的六年，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六年，是推进改革，为改革大潮滚滚而来助威呐喊的一个时代。

韦庆远：如果以登位之前和其后作为分界，不难发现，从皇子载垕转为隆庆皇帝，恍似两截之人；从特别恭俭谦抑转为极端放肆纵欲，又似两面之人。地位大变，人及其心态也大变了。其实，这一切又是能够解释说明的。两截和两面之间本来就有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紧相衔接。……隆庆帝特殊的人生历程及其心理和性格的被严重扭曲，无非是特定社会关系矛盾的产物。他不幸生于帝王家，又不幸生而为嘉靖这样一个迷信执拗多疑梦游皇帝的儿子，又更不幸陷入了争夺皇位继承这样一个名利顶峰的漩涡中。他自小就被迫负荷着来自生身皇父多方面荒诞苛酷的折磨和超重压抑，陷入难以遏止但又不敢表露的恋母情结之中。如此模式如此微妙的两代皇帝关系，似亲而疏，似恩而怨，似爱而恨，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长期处于从属的听受主宰的子臣地位，被塑造成特殊复杂的心态和个性。……嗣位登极以后，存在一个人生道路重新选择的问题。一个长期被压抑鄙薄的人，骤得大位重权，由任人主宰到主宰万民，由自惭形秽到跃居至尊，必然面临两个可能的选择：或是追踪前代的圣帝贤皇，朝乾夕惕地行使皇权，革弊布新以勤加治理；或是难以改变萎靡积习，不愿亦不敢肩承艰巨，但知追求逸乐，浑噩守位。前者需要有坚毅顽强的个性，健全的心态，政治上的敏感和才识；后者则往往是已被折磨得意志消沉，但愿绳营苟且，得过且过，无法恢复心理平衡的懦夫。隆庆帝选择的是后一道路，即甘于做一个庸碌无为、以猥琐多欲见著的昏愦君王。……决不能将隆庆其人及其心态简单化脸谱化。就其思路心绪来说，三十年的辛酸经历已经成为即逝的噩梦，任何重温都是痛苦的痉挛。今日已臻大位，份属至尊，既致力于纵情享受以取得补偿，沉溺于逍遥岁月以寻觅麻痹；又因长期受极权压抑，一旦掌权，有时就会激发为对权力的滥用，借以自我炫耀，借以表示自己作为最高一人的无上显赫。虽然限于器识和才具，他在军国大事上根本拿不出什么主意，点子极其有限，但在一些关系面子和虚荣、那怕徒具门面的问题上，却也颇能装模做样，显示威福。人格模式的紊乱，在这些方面也有较充分的暴露。浑浑噩噩以在位，醉生梦死以生活，“玩好是从，珍宝是聚”，这就是本书的传主——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明穆朱载垕。由于过分酒色，实无异于持续的进行自戕……这位皇上仅踞有五年多帝位即由色痨引发中风以崩，虚龄三十六岁，正是他人生悲剧合乎情理的结束。

朱载坖后世纪念

_{主词条：明昭陵}

朱载坖死后，与他的三位皇后合葬于昭陵。昭陵位于大峪山东麓，是十三陵中第一座大规模复原修葺的陵园，也是陵区正式开放的旅游景点之一。昭陵的陵寝制度在十三陵中属中等规模。其神道的设置，从长陵神道七空桥北向西分出，长约2公里。途中建有五空、单空石桥各一座。近陵处建碑亭一座，亭后建并列单空石桥三座。陵宫建筑，朝向为南偏东38度，占地约3.46万平方米。其总体布局亦呈前方后圆之形，宝城前设两进院落，方城下甬道作直通前后的方式，以及棱恩殿、配殿为五间，棱恩门为三间的规制均如泰、康诸陵制度。昭陵石桥与新复建的神功圣德碑亭再现了明代秋祭时殿内供品丰洁、乐器齐备的隆重场面。左右配殿分别有“明昭陵帝后史料陈列”和“明代皇族墓葬史料陈列”介绍埋葬在昭陵内的隆庆皇帝和孝懿、孝安、孝定三皇后的有关情况，以及明代亲王、妃嫔的墓葬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