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

朱翊钧人物生平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1563年9月4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明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铃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朱翊钧的祖父世宗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 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嘉靖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明穆宗才为他赐名，叫朱翊钧。明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十一日，因其成为了其父子嗣中最为年长的，故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明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非常严格。朱翊钧小时候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每次遇到讲筵的时候，李太后都令经筵讲官入前亲授。每遇到早朝的时候，五更就到了朱翊钧的寝宫，早早将朱翊钧叫起。 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朱翊钧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天后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 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明穆宗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 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万历皇帝继位伊始，大学士高拱马上呈进新政五事，要求其御门听政，亲答奏请，面见辅臣，议处要事，且一应章奏览后俱须发送内阁看详拟票，杜绝内批留中。 虽然高拱的本意在于“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 但仍可看出他对于幼年皇帝朝夕训诲的急迫心情，初衷未为不妥。然而当时正值主少国疑之际，“上冲年在疚，拱默受成于两宫，权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 在读书方面，朱翊钧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钧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朱翊钧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朱翊钧即位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内阁纷争倾轧，整个朝廷也没有能够挽回嘉靖一朝的积弊。 这个社会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冯保知书达礼，又有文艺素养，所以很受明穆宗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通过遗诏驱逐了政敌孟冲，亲自任司礼监掌印太监。而此时的内阁首辅高拱也对冯保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神宗即位之后，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 恰恰触犯了“自负付托之重，专行一意，以至内猜外忌” 的为臣大戒，最终在官场角逐中失利。人事变更的结果，张居正依序升为内阁首辅，责无旁贷地肩担起培养万历皇帝的重任。而此次政治震荡对幼小的万历皇帝产成的刺激也颇为深刻：“专权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独持，以终其世。晚虽倦勤，而内外之间，无复挟恣意如初年者。主术所操，为得其大也。” 而且高拱为人性格执拗，出言偏颇。明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万历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朱翊钧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朱翊钧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朱翊钧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朱翊钧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朱翊钧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其时，因为朱翊钧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朱翊钧下令在福建行省进行试点。 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 朱翊钧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重要举措。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朱翊钧亲政后，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 身体虚弱，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同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明末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朱翊钧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至于贪财一事，朱翊钧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中央机构空虚，各种事务荒废，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次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 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_{参见：萨尔浒战役}

就在朱翊钧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 朱翊钧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朝的革命洪流。朱翊钧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二十二日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九月初十日尊谥号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于定陵。

朱翊钧轶事典故

有一次明穆宗在宫中骑马驰骋，朱翊钧拦住马对明穆宗说道：“父皇是天下的共主，万一出了闪失，如何向天下交代呢？”明穆宗听到这番话，赶紧下马，抱起朱翊钧走入宫中。

神宗登基之初，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了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从各种迹象看来，他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说过他在5岁时就能够读书，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3岁至4岁之间。巴力尽管如此，在他御字之初，由于年龄太小，临朝时还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张别人事先为他书写好的纸片，边看边答复各个官员的呈奏请示。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纸片上所写答语的含义，而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在简单地履行皇帝的职责。

朱翊钧仰慕老子修道养生而获的长寿之术，故信道教，于公元1603年四月初八，万历帝特立“万历皇帝老君山诏谕牌”，诏谕洛阳老君山为“天下名山”， 并虔心祈祷：“联躬康泰，无疆福寿，民安国泰，天下太平。”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廷遣中使，发帑金，建栾川老君山太清官宫殿。继之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明神宗朱翊钧下令印造《道大藏经》，共460多卷，颁赐给老君山。但其后因战火，这套道教文化全书被毁。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朱翊钧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张居正对于朱翊钧的辅导和关怀无微不至，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张居正身为辅臣，又是神宗的老师，自然有很大的权力，神宗对居正也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史载“帝虚以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风采。” 张居正所说所请，神宗大多称善，并一一批准，就连神宗自己都说：“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 甚至慈圣太后决定的事，张居正觉得不可行，神宗也要按张居正的意思说服太后然后行之。

神宗对张居正的请求不仅能从之，而且对弹劾张居正的官员皆给予申饬#贬黜，万历四年春正月，“御史刘台劾大学士张居正专擅威福，如逐大学士高拱，私赠成国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张四维、张翰为党，斥逐言官余懋学、傅应桢，罔上行私，横黩无厌。居正甚怒，见上辞政，曰：臣之所处者，危地也。言者以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将巽顺以悦下耶？则负国。竭公以事上耶？无以逃端擅之讥。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当则台以谢先生！诏下台狱，杖之百，远戍之。”可见，神宗对张居正呵护有加。

自从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而自从他成为父亲以来，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但是，皇帝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不再有兴趣和小宦官去胡闹，他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等各个方面。

在明代诸帝中，明神宗与其孙崇祯帝是两位堪称擅长书法的皇帝。神宗自幼即工八分书，为此太监孙隆专造清谨堂墨，款制精巧，极为神宗所爱。明神宗的善书，既是家学的渊源，也是受张居正等辅臣的影响。就家学而言，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就善书。同时，辅臣张居正等人在给神宗安排的教学课程中，也有习字一门，所用影格是《大宝箴》。这两者的影响，使得神宗初即位，就“好为大书”，所以时常有一些内使环立两旁，求神宗御书。万历二年四月，神宗赐给张居正“宅挨保冲”四字，吕调阳“同心夹辅”四字，六卿“正己率属”各一幅。同年闰十二月，神宗亲洒翰墨，大书“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予张居正。在张居正等看来，这些大字已是“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 此外，神宗还对草书的普及有过一定的贡献。万历年间，由于他的提倡，草书入门书《草书百韵歌》极为流行，士子之家，几乎人手一册。在《草书百韵歌》的版本中，有一种是“万历十二年神宗御制序、跋本”，尤为珍贵。

参见词条：明末三案

朱翊钧史书记载

《明史·卷二十·本纪第二十》

《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

《明实录·神宗卷》

朱翊钧人物评价

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 明神宗在位期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他即位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正是整个世界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发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也同样处于由古代社会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剧变前夜。在这个历史的大变动中，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顽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财货的心理病态，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

《明实录》：上英明天纵，而更敦大优容，动必中节。……迨长而天表严重，广颡丰颔，龙行虎视，目光四射，指顾生威，而圣度益渊穆，廷臣触讳者，辄含茹不为动。喜作楷书，盈幅斗字，濡毫立就，自饶古法……晚年更精行草，唐宋好文之主，方斯蔑矣。天性至孝，居大行丧，哀毁备至，事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多不匮孝思。……盖上仁孝圣神，迥绝千古，享国愈久，圣德弥隆，无挽近综核之烦，而自臻治古几康之理。海内沐浴玄化，几五十年。国祚灵长，永永无极，所培毓远矣。先是因秉轴者惩操切之过，不无稍剂以宽大，而上明习政事，乾纲独揽，予夺进退，莫可测识。晚颇厌言官，章奏概置不报，然每遇大事，未尝不折衷群议，归之圣裁，中外振耸，四海晏如。虽以忧勤之主，极意治平而不得者，上独以深居静摄得之。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未足况也。至慈护先考，终始无间，尤非草野所得窥，而为尧为舜之旨，更谆谆以期今上，盖实知不世出之主，足恢大有为之略，有万万不爽者。庙号曰神，殆真如神云。

《明史》：①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②“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当时的朝鲜使臣对神宗评价颇高，许篈这样称赞万历皇帝：今日臣等望见天威甚迩，龙颜壮大，语声铿锵。 朝鲜使臣对万历皇帝执政前期的勤政是极为称道的：因闻皇上讲学之勤，三六九日，则无不视朝，其余日则虽寒暑之极，不辍经筵。四书则方讲孟子，纲目至于唐纪，日出坐殿，则讲官立讲。讲迄，各陈时务。又书额字，书敬畏二字以赐阁老，又以责难陈善四字，赐经筵官，以正己率属四字，赐六部尚书，虚心好问，而圣学日进于高明。下怀尽达，而庶政无不修，至午乃罢，仍赐宴于讲臣，宠礼优渥云。呜呼！圣年才至十二，而君德已著如此。若于后日长进不已，则四海万姓之得受其福者。

沈德符评价万历皇帝少年的聪颖好学：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主上早岁励精，真可只千古矣。

当时的礼部尚书冯琦在奏折中评价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怠政：而方春秋鼎盛，正际中天之运。……此盛壮之年，正是理乱之会，若不将大小政务整顿一番，中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复一日，盛年渐往，蛊惑益深，即欲挽不返之势于倦勤之余，亦无及矣。夫朝政未肃者，病在人情之惰，吏治未清者，病在士风之贪，君臣上下之睽者，病在行迹之疑，而其要在于服人心。陛下奈何以二百年固结之人心，一朝令其涣散至此乎？古称成汤改过不吝，非是圣人无过，惟圣人乃能改过耳。汉武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经乱而悔，千古更有何人？以圣主当盛年，一日不悔即汉唐，一日悔即尧舜。章疏可一日发，缺官可一日补，百姓所不便者可一日罢也。陛下何惮一日之发，不以成万世之业，立万世之名乎？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万历帝：“以金钱珠玉为命脉。”

朝鲜使臣李恒福曾评价神宗的穷奢极欲：穷极侈靡，以龙脑沉檀屑杂以椒末涂屋壁，又督珠市，尽纳其珠，择其大颗，络为障子。又遣太监采珠于外，南方贡以珠，其重四两，天下所贡无于此。此外大者不过三四钱，取之不遗余力，长安市上龙脑。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评价：①那爷爷圣武神文，英明仁孝，真个朝无幸位，野没遗贤。 ②这位天子，聪明神武，德福兼全。十岁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削平了三处寇乱。那三处？日本关白平秀吉，西夏承恩，播州杨应龙。平秀吉侵犯朝鲜，承恩、杨应龙是土官谋叛，先后削平。远夷莫不畏服，争来朝贡。真个是：一人有庆民安乐，四海无虞国太平。

明遗民谈迁评价：我明冲主，英庙才九龄，神庙十之，主少国疑，时习窳惰，常侍之权在床在旁，而英分天绝，驭下凛凛、冯保虽伺其息，而中外静谧，两宫无间，三事不替。借有江陵（张居正），怨桐无悔于三年，居周岂嫌于元圣？天之祚明，若再得伊、旦，及倍年以长，慧断自独，霍光谢政之日，石显流徙之余，天下事受成于密勿，诵烈于遐荒。申（时行）、王（锡爵）继相，唯诺有余，骨鲠未足，勤政如帝，渐渝其初。中道静摄，事治民安，朝署如晨星，庙议如沸蜩，窃忧旁落，而实未始以颦笑假也。积厌熊臣，知其以章奏塞责，矫枉之过，概置寝阁，然北慑虏，东慑倭，西、南、北再枭叛镇，兵不留行，威宣禹迹之外。于是采木以病滇、蜀，矿税以瘵商氓。譬之壮夫日寻，伐性之斧，猝罹风露，久将不支。建虏之难，三十年弛痡之积也，犹泄泄然视之。日者辽阳号天下乐土，大贾名侠阗溢廛市，而以二三懦臣临彼劲敌，有生之乐，无死之心，不败何待？而慈仁不杀，享年独永，间有极忤，终于长系。惟怒江陵不可解，骖乘之隙，或所深罪，而任事之臣不避劳怨，于焉鲜继，各优游报成，则帝亦有以肇之。今吏民嗷嗷，追念宽政，讴吟思慕，虽改代，讵一日忘之哉？

傅维鳞评价：帝仁孝宽平，享国最久，绝晚近综核之烦，而臻古圣几康之理。海内沐浴元化几五十年，百姓含鼓，目不见兵革，耳不闻战伐，途歌巷舞，无愁叹之声，洵明运之郅隆矣。初年精明，英密臣下，莫可测识，晚颇厌怠，深居静摄几三十年，而权不下移，亦可谓独秉太阿者。至慈护光宗，始终无间，宫闱之中，了无惭德，盖不世出之主也。第后来矿税纷纶，颇觉驿骚，而懈弛之久，边衅渐生，丧师蹙国，不能为帝解矣。冯、张初肆，旋就辟除，以号曰神，真不诬云。

民国历史学家白寿彝评价：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评价：神宗亲政以后，独揽大权，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日益挥霍侈靡，不知遏止。

历史学家黄仁宇评价：①总的来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 ②万历皇帝聪明而敏锐；他自称早慧似乎是有根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宫廷几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们疏远了时，按照他时代的标准，他仍然博闻广识。

当年明月评价：刚满二十岁的他踌躇满志，虽然他不喜欢张居正，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正式执政以来，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息，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比那个人强。

许文继、陈时龙评价：神宗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统治最久的皇帝。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0岁到20岁，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20岁以后，他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怠于政事，酒色财气，醉生梦死。

王宏钧：万历前十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神宗处理政事，更张祖制，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神宗20岁时，张居正逝世，朱翊钧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主持“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后期罢朝近30年。在这一时期内，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祸根。

樊树志《万历传》：神宗并非庸碌之辈，在处理朝政时，也常常流露出励精图治的英才之气。在用人方面，他强调实绩而不拘资格。

朱翊钧后世纪念

明神宗朱翊钧死后葬于明定陵。定陵位于北京昌平区，地面建筑的总布局，呈前方后圆形，含有中国古代哲学观念“天圆地方”的象征意义。定陵早在万历帝生前就开始营建，万历十二年（1584）开工，历时6年方完成，耗银八百万两。陵墓建成时皇帝只有28岁，直到1620年才正式启用，该陵墓整整闲置达30年之久。

定陵成为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园之一。它的地面建筑共占18万平方米，前有宽阔院落三进，后有高大宝城一座。陵正门前方是三卒汉白玉石桥。过了桥是高大的碑亭。亭周围有祠祭署、宰牲亭、定陵监等建筑物300多间。再往后就是陵园最外面的围墙—外罗城（围墙外的围墙）。

1958年，在夏鼐亲自指导下进行的明定陵发掘，历时两年多顺利结束。定陵是新中国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出土了大量珍贵的丝织品、玉器、金器等文物。然而，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无数奇珍异宝无法保存，发掘的丝织品变硬腐化，三口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红漆棺椁以及万历帝后的尸骨也在“文革”前后被红卫兵和革命干部遗弃及毁坏。

1704年，即明朝亡国六十年时，朝鲜肃宗为报答壬辰战争中向朝鲜派遣援军的明神宗而修建了“大报坛”。祭祀明神宗的祭乐所用的乐舞是天子所用的八佾，而非诸侯即朝鲜国王自己所使用的六佾。而且，一切祭祀准备均按《大明集礼》与《大明会典》置办，祭文中也不书写清朝年号。到了1749年，朝鲜英祖又增加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思宗崇祯皇帝的神位。

朝鲜士人宋时烈欲建明神宗祠堂，但没来得及建立。其弟子权尚夏遂设“万东庙”于清州华阳洞，祭祀明神宗及明毅宗两位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