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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

张治中人物照片

巢湖名人张治中介绍

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男,原名本尧,字警魄,后改名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今安徽巢湖)人 ,黄埔系骨干将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政治家,军事家,爱国主义人士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第五军军长,在上海抵抗侵华日军;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38年 因失误导致“11.13长沙大火”事件而被革职。1945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1949年,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主席包尔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69年在北京病逝。

张治中在国民党任职期间受到蒋介石的认可和重用;但是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解放战争后,鉴于张治中对中国和平做出的贡献,被称为“和平将军”。有张治中故居留作纪念。 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

张治中人物生平

童年时期

张治中生于光绪16年(1890年)10月27日,其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张治中六岁入塾,读书十年。因少年时家境贫寒,此后的6年中四处奔波流浪,曾在安徽丰乐河镇(今肥西县)一位叫吕为才的老板经营的“吕德胜号”商铺里做过学徒,从那时开始接触并阅读报纸,喜欢写字算账,在他的自传中,有意将此作为人生漂泊的起点。其后先后在扬州的盐务缉私营充过备补兵,在安庆巡警局当过备补警察,后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3个月后毕业,成为正式警察。

军阀时期

宣统3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张治中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

民国元年(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

民国5年(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

民国6年(1917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

民国13年(1924年)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12月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代理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被授衔上校。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

民国15年(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

民国17年(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

民国21年(1932年)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 。

民国22年(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

民国25年(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

抗战时期

民国26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淞沪会战),取代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从1937年11月20日至1939年1月17日,在任一年零两个月,与中共湖南省委合作,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为正面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被当时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称为湖南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

民国27年(1938年)张治中作为湖南省军事最高指挥者发动“焦土政策”,将距离长沙三百里以外的“新墙河”被误传为五公里近的“新河”,因此酿成了一场千古奇闻的“11·13长沙大火”。这场大火从11月13日至17日延烧了五昼夜,焚毁了两千年古城繁荣,长沙成为抗战时期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军事当局的战略失误,湖南军政当局辱职殃民,被认为是这场劫难的直接原因,因此张治中作为当时湘省军政魁首亦难辞其咎。11月20日因长沙大火被革职留任处分。

民国29年(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在这些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张治中兢兢业业,为自己立了“严守机密”、“寡言少主张”等自律,谨言慎行,努力工作,颇得蒋介石的好感。

民国30年(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民国34年(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到新疆成功地解救了被盛世才监禁多年的100多名共产党干部,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为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

解放战争

民国35年(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

民国38年(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接受了周恩来的恳劝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5月4日行政院下令免除张治中西北军政长官职务,改由郭寄峤代理。同年6月26日,张治中发表《我对时局的声明》,申明其“和平建国之政治主张以及国家与个人之政治新生”,不啻宣示脱离广州国民政府。是当时最高统治集团黄埔嫡系核心层高级将领“八大金刚”中唯一归附中共的超重量级人士,对当时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具有较大震撼作用。同年8月,张治中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年9月他致电陶峙岳、包尔汉等,促使新疆和平解放。同年10月,他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张治中轶事典故

忠于爱情

1909年,17岁的洪希厚按照当地洪张两姓联姻的习俗,嫁给了同样来自贫寒人家的张治中,洪希厚一生对丈夫的工作从不乱发表意见,但是有一次,洪希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当时张治中准备赴淞沪抗日战场,他的四弟张文心也将前往。张文心七岁时即由洪希厚带大,两人感情深厚,洪希厚对丈夫说:“开战时,让文心留在你身边,好吗?”对于妻子的这一请求,张治中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来,是不分前后的。这次去上海,我已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作为一名军人,文心也应当如此。”其他时候,只要不打仗,洪希厚和张治中总是在一起,他们相互陪伴直到终老。

直言进谏

在国民党任职期间总共四次直言进谏蒋介石。

第一次上万言书是“皖南事变”爆发后的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向蒋介石痛陈对国共问题处理的失策,“父亲认为这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甚大。”张治中在万言书中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对此,张治中之子张一纯说:“可惜,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

第二次是1945年11月,国民党当局正在为发动内战做准备。张治中再写万言书,托人带给蒋介石,力言对国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途径,反对重起内战。他在万言书中说:“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指出大局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蒋介石对这封信很重视。5月12日,张治中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蒋在电文中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但是,此后再无下文。

第四次是在1949年。张一纯说:“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父亲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此前,张治中在溪口劝蒋出国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在万言书里痛陈利害。张治中后来回忆起这最后一封万言书时说:“不知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但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

坚持正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治中的家也受到了冲击。在张治中家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们一家。周恩来把张治中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家属去也不让通电话。张治中从此变得很沉默,也不说话,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在生命的最后三年,张治中每天晚上问儿子张一纯文革的情况。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张治中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张治中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张治中写了1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然而,张治中写的这两封信都被周总理压了下来。周恩来安慰张治中说:“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

除了写信,张治中还曾经面谏毛泽东。“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张治中曾在一次与毛泽东的会面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张治中被儿子张一纯推着坐在轮椅上见到毛主席。张治中见到毛泽东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呐?”这时,原本是坐着的毛泽东站了起来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张治中并没有说话,显得很沉闷。

张治中成就贡献

政治

1924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张治中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内局势的稳定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1939年主政湖南省,提出“廉、正、勇、勤”作为湖南省训,同时以严正不苟的精神惩治贪污,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坚决贯彻联共抗日的方针,使湖南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多次与共产党展开谈判,保障了国共统一抗日战线的稳定性。

1946年张治中多次周旋,营救新疆地区被捕共产党员131人,其中有小孩23人,为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1945年重庆谈判与1949年北平谈判中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1949年9月,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为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重要方略都深思熟虑,提出许多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

军事

1925-1926年期间先后参加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第一和第二次东征作战。

1930年5月编成中央教导第二师,率部参与中原大战之陇海战役,此次战役使得各地军阀损失惨重,为红军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张治中作为战前准备工作的组织者和战役的指挥官,苦战三个月,共歼灭日军6万余人,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想。

1945年通过谈判和解的方式处理新疆阿尔泰地区发生的“伊宁事变”,避免了新疆地区的战乱。

张治中人物评价

蒋经国在得知张治中决定留在北平时称道:“他太天真了,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蒋介石称其为“革命叛徒”,“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邓颖超评价张治中:“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周恩来曾评价张治中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因其一生均为中国和平奔波,故后人称其为“和平将军”。

张治中后世纪念

张治中故居

张治中故居由故居和桂翁堂组成。故居位于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疃村,桂翁堂坐落在洪家疃村旁黄麓师范校园内。两处房屋系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建筑物,砖木结构、小瓦屋面。张治中故居建于1928年,原有5间4进6厢共26间房屋。门首悬有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张治中故居”花岗岩匾额。室内按当年的原样陈列着张治中将军的生活用品。离故居南约100米,是张治中先生创办的黄麓师范。1988年6月,张治中故居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确定为巢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张治中补充介绍

  张治中

  1945年,张治中在重庆机场送别毛泽东一行

  (1890-1969)

  安徽省巢县人,1890年10月27日出生于一个清苦家庭。读过私塾,当过学徒、备补兵、 。1911年武昌起义后到上海参加学生军。1912年入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期满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1916年毕业后分派到安徽“安武军”中当见习生,后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参加了0运动。后任川军第三独立旅参谋长,协助桂军建立桂军军官学校。1924年底起,任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副总队长、代理总队长兼任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与周恩来等中共党员来往密切,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北伐战争中任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革命军学兵团团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左右为难,决定辞职出国暂避,遍访欧美诸国。1928年7月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不久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军事教育工作。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后,他主动请缕,带兵杀敌。2月26日,率领第五军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从南京开赴上海参战,庙行之战,歼敌3000多人。这是淞沪战役的第一次大胜仗。1934年春,奉命指挥第四路军进攻福建反蒋政权,他采取和谈方式解决了福建事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京沪警备司令和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积极主张对日作战。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任左翼军总指挥,率部与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收复罗店时,冒着弹雨前往火线指挥作战。同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在湘一年,以“廉、正、勇、勤”作为省训,制定了以“军事第一为基点”的施政方针,在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安定后方、组建抗日武装、修筑国防工事、动员民众抗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显实效。他赞成国共团结抗日,与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推动了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1938年11月因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酿成长沙大火,受到革职留任处分。1939年2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深得蒋介石信任。

  1940年9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他增设了文化工作委员会,撤销了破孩进步青年的战时工作团;还呈书蒋介石,反对撤销新四军番号。

  抗战胜利后,积极主张国共两党和平共处,曾代表国民党三次赴延安,为争取和平往返奔波,做了大量工作,被誉为“和平将军”。1945年8月,他第一次赴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后又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1945年11月致函蒋介石,提出中共问题要采取政治方式解决。不久,代表国民党政府与周恩来谈判签订了军队整编方案。1946年2月他第三次到达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同年3月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根据周恩来的嘱托,释放了被盛世才关押的100余名中共党员和其他爱国人士。国共关系破裂后,他仍劝蒋介石“力谋恢复和平”。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主持国民党政府工作,国共两党重新开始和平谈判。他作为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于4月1日赴北平,与中国共产-表团拟定的《国共和平协定草案》为基础进行谈判。草案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接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真诚劝导,留在北平,并于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投向光明。9月,他参与策动西北国民党军队起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他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反对内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1969年4月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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