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由敦

汪由敦人物生平

康熙二十一年（1692），汪由敦出生在常州一位亦贾亦儒的徽商家里。先世从徽州婺源迁休宁，自明朝中期后以上溪口（也叫双溪）为居里。因其父汪品佳（字改亭）客游常州续娶龚氏生良金、贡金、鼎金、元芝等四子一女而逗留常州。自汪由敦而上九世以后，曾出过户部主事、布政使司参议、监察御史、太仆寺少卿等高官。受其荫庇，汪由敦从小颖异绝伦，5岁便拜师读书；8岁时，其父每诵以前代世系年号，由敦即能了了复数；10岁归试休宁，初名良金而不见录于有司。一天晚上，其父梦良金祖父汪恒然托语：“孙文自善，名未当耳”，示改二字即“由敦”。不久，再试时果然名列前茅。稍长一点即博涉经史，每阅一节都要旁讯究本、原别流派，故学识日进、器识宏远。为同邑老名宿查南浦先生所器重，遂被谋为其兄查渐陆公之婿。

19岁那年，又因父亲客游钱塘而循例以商籍就试，受知于督学吴垣甫（河南人），补博士弟子。此间，由敦还一度当过后来同样也成为休宁名宦的金德英（号桧门）的客座老师，并与其交好。此后，汪由敦因为时常回常州探视父母而往来杭常，故又从游于秦龙光等两地名师，益有所得。24岁时，督学家岵怀先生拨擢其古学第一而牒送于敷文书院。一日，浙江巡抚徐元梦（当时名臣，精通道学）到书院为其孙求良师，掌教张寻欢院长说：“才其优者，书院中不乏其人，若端重有识则惟汪生可。”于是，汪由敦遂被延致徐府。

其时，徐府上客中有位叫刘大山的词坛前辈，向来负重名傲、目中无人，可一会汪由敦即折节相下。汪由敦在教学之余，还广征博引，探究理、道等各家学说，尤其在为徐元梦编次《李文贞公全集》时，还摘录其中的诗词、文章数百篇，辑为《安溪文粹》，并以安溪先生为楷模，规言矩行、历久磨砺，深得巡抚大人的器重。

康熙末年，徐云梦被晋为大司空，遂以由敦入籍钱塘不能偕行而代为援例以国子监生同入京。汪由敦又得以与长州（苏州）的何羲门、无锡的秦南沙、青阳的吴文简、晋江的陈对初等一代宗匠相交。因为由敦的深厚底蕴，前辈们纷纷与其折辈交好，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就连当时的名孝廉钱香树、同郡的吴冠山（后来还与其成了亲家）等也与其成为莫逆之交。彼此相互交流，相得益彰。在京城，汪由敦还废寝忘食地冥搜广览，文取先秦两汉八家，诗收骚雅汉魏、六朝三唐以及宋元明诸大家之长，既求归之雅正，又不专守一家，于是才识益正定，学力益醇肆，为日后一生的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夯实了基础。康熙五十八年（1719），惊悉母亲去世，汪由敦星夜兼程返家丁忧，行至江宁（南京）遇瓢泼大雨，找不到车夫，他就自己肩驮包袱急行于田畻、小路上，第六天到家时，脚底全都磨出了老茧。服丧期满，徐元梦以其“立心忠厚、学识淹通”再次奏荐充明史馆篡修官，同样又获得了张庭玉等史馆总裁和老臣们的赏识，以致尚未释褐（入仕）即被雍正皇帝宠命珥笔、东观讨论史局，此一旷世礼遇，不仅反映了雍正帝善用贤才，同时也无不显露出汪由敦的锐利锋芒。雍正二年（1724），汪由敦在京城连试高中，以殿试二甲第一名（即传胪）被钦赐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几经升迁，至雍正十三年就已是正五品的翰林院待读了。

乾隆七年（1742）三月，汪由敦担任会试副总裁，与总裁鄂文端等精心选得金生生等319位进士，其三弟汪鼎金也以回避卷被钦取为进士。次年充经筵讲官。不久，授工部尚书，又转刑部尚书。接着，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办事甚合圣意，得赐御书“松泉”二字，便以此自号，以示不忘皇恩。时值平定金川用兵，羽书频传、战事紧急，乾隆帝亲自坐镇指挥，汪由敦与湖南陈文肃相互草拟圣旨，皆合旨意。得议叙军功加三级，旋加太子少师。当年冬天，恩师张廷玉致仕将归，未能及时进谢而惹恼乾隆降旨诘责，由敦诚惶诚恐，连忙行免冠叩首大礼，请求皇上收回成命，以替恩师求个始终矜全。次日，张廷玉一早入朝，乾隆帝即责怪汪由敦漏言，徇师生私恩，遂降旨革去其协办大学士和尚书衔。一个月后，皇上竟又将圆明园内原属张廷玉的澄怀园赐给汪由敦。不久，又恢复尚书任；不料七月却又因四川学政朱荃（系汪由敦保举）罪受累而被吏部夺职，乾隆皇帝念由敦谨慎和长于学问，只命降职在兵部侍郎上效力行走。

十七年（1752）秋，由敦主持创办京师休宁会馆，并撰碑记志其事。会馆内常常乡音满屋、灯火通明。同年初冬，乾隆帝垂问由敦家世，并赐御临快雪时晴帖，后跋中有“时晴快雪对时晴”之句，汪由敦即以“时晴”二字命其斋名为时晴斋。二十年（1755）复任刑部尚书，并以准噶尔乱平又加军功三级。次年春，调工部尚书，十一月代理吏部尚书。二十二年正月实授吏部尚书，再次扈从南巡，赐一年俸银；二月随驾抵扬州，获御赐“六典持衡”扁额。几番起降，尽显汪由敦勤勉持重、宠辱不惊的大家风范。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汪由敦随从皇上南巡到杭州，半途中竟蒙恩给假归里，乾隆帝还特命以户部员外郎随办部务的由敦长子汪承沆随侍父亲同归。汪由敦自登朝以来，从未获准请假，几十年的思乡夙愿一朝得以实现。恰巧当时汪由敦的另二个儿子汪承霈、汪承均因回籍就试而滞留家中，女儿也因出嫁歙县吴氏（丈夫吴恩诏在京任职）而近在咫尺。于是，欣欣然举家得以团圆。徽州人尤尊祖敬宗，因而谒祠扫墓自然为头等大事。汪由敦到家后即率四弟汪元芝（援例捐州同知）及三个儿子，按宗族仪规恭恭敬敬地将先主灵位请入汪王宗祠。追先人音容不复得见，禁不住声泪俱下；忆二弟、三弟英年早逝，心中格外伤痛。倒是乡党族人、四乡邻里竞相参拜和奔走相庆的场面让汪由敦心中掠过一丝衣锦还乡的释然。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没忘与老友话旧道故，亲自上门拜望前辈，更没忘慰问贫困乡亲；还将平日俸禄及皇上赏赐所余千金捐入宗祠，仿范仲淹“义田遗爱”，置良田百亩为帮扶后辈所用；亲定条规资助婚嫁死丧，并托宗族中德高望重者掌管。

乾隆二十三年(1758)戊寅正月初四日，汪由敦侍驾至圆明园，初八日值班，次日凌晨倍感疲倦，便假寐了一会儿，醒来自觉中了风寒，翌日便呕吐不止。乾隆帝知悉后即传旨“勿要随侍，善自调养”，并派御医上药侍候；十四日，皇上从城内回圆明园，听傅相国奏报由敦病情加剧，既惊又惜，急遣太医院堂官孙埏柱前往诊视，下令御药房速给参药，并嘱咐要什么给什么；尽管军国重务缠身，每日仍派人问疾三、四次，赐消化食物一、二次。十八日，太医起奏汪由敦病危，乾隆帝又特遣内侍总管前去慰谕，并赐陀罗被一床；同时传旨给汪承沆先不要让其父知晓，到万一不行时再用它入殓。二十日后就不再进汤药，迷糊中还总是念叨着军国大事，到了半夜，忽闻逆贼阿睦尔撒纳已死，俄罗斯方面还将其尸体奉献给大清的消息，汪由敦欣喜若狂，在床褥上连连顿首说：“得及闻此信，臣无恨矣”。弥留之际还呼承沆帮忙进衣履想起来谢恩，实在起不了，便口授遗疏大意。二十二日申时，汪由敦寂然而逝。乾隆闻讯急忙驾到，汪承沆惊惶无措，急捧恩赐陀罗被盖在父亲身上。皇上一入门就大哭失声，并亲揭陀罗被，审视良久，西向坐三奠茶醊。君对臣行如此大礼，使在场者格外悲痛不已。乾隆还宫即降谕旨，拨内府银二千两厚葬汪由敦，并加赠太子太师，赐谥文端，入祀贤良祠。又以由敦擅长书法而命馆臣集其书为《时晴斋法帖》十卷，勒石皇宫之中。

汪由敦轶事典故

乾隆年间，他对皇上意图理解得当，所以当乾隆皇帝谒陵及巡幸山左、山右、江浙、盛京等地时，均命汪由敦随行。由敦传写圣谕，快而准确，“入承旨，耳受心识，出即传写，不遗一宇”，深得信宠。乾隆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少数民族土司)叛乱，其廷谕均出自由敦之手笔。皇帝为了夸耀自己“十全武功”，下令编写《平定金川方略》和《平定准噶尔方略》两书，汪由敦先后担任副正总裁。他在抵御沙俄对新疆入侵方面是卓有功绩的。

汪由敦主要成就

汪由敦不仅以政绩和军功显赫，同时还以书法和诗词文章见称。他一生除在翰林院和馆阁中参与、主持编纂了《大清一统志》等大量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担任过《平定金川方略》和《平定准噶尔方略》的副总裁、总裁。

汪由敦还创作了大量诗词文章，有记载的就有《松泉文集》20卷、《松泉诗集》26卷，还有不少收藏在民间，也有透露琐事宫廷诗词如：“大清乾隆制方炉．宫廷西外造办处．沉香花传琢双浮．人看全胜博古炉 ” 。休宁县博物馆就藏有其早年的小楷《孝经》手卷。与此同时，汪由敦又是一位能识千里马的伯乐，他除了在充当乡试、会试和殿试的重要职务中拔取了数不胜数的大清栋梁之才；还在日常交往中，提拔、奖掖后进。后辈由此将他奉为韩（愈）欧（阳修）。其次子汪承霈（后官至兵部尚书）受其熏陶，也擅长书画，并颇有造诣。

汪由敦人物评价

汪氏少年爱书如命，读书入迷，且能一目成诵，过目不忘。精读《六经》、尤通(春秋)。约二十四岁时，聆听世父改亭说：家乡名胜故迹日趋败落，而他稍加诠次，前后得诗若干首(四库全书载汪氏1700余首，其中忆故乡有70首)，题曰《双溪集》，主要是描写故乡实地景色与民俗风情。

汪由敦 为人沉静寡言，笑喜愠不少见于色。遇事有识，默定于中，端凝整暇，极倥偬中亦从容不失条理。他在皇帝身边办事三十余年，以“恭谨”深得皇帝赏识。汪氏见宠与记忆力特强、思维敏捷干练、处事老成持重、在职谨勉有关。乾隆年间，他刚入军机处值班时，皇帝以日所制诗，用丹笔作草，或口授令移录，谓之“诗片”、“久无误，乃使撰拟谕旨”，同时对皇上意图理解得当，所以当乾隆皇帝谒陵及巡幸山左、山右、江浙、盛京等地时，均命汪由敦 随行。

汪由敦墓地遗址

休宁县城西南30公里处的溪口镇木干村北部不远处“林金坑”的小山坡上，坐落着一个封土高大、神道石刻精美的古墓葬。坟墓坐北朝南，背山面水，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周围群山环绕，绿树叠翠；墓地规模宏大，庄严肃穆。这座墓的主人，就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大臣汪由敦。 汪由敦的墓地，规模很大。建成之后，历经毁坏，现存面积近600平方米，分为墓冢、拜台、神道三个部分。神道在墓的南面，自南而北依次为牌坊、石亭、华表、神道列人列兽石刻。华表位于拜台3米远的入口处，高6米多左右相距15米，华表为圆柱状，上端雕成双龙盘方柱，顶端蹲狮，造型别致。拜台之上为墓冢，墓前有一道半圆形的石基护墙。该墓上的石刻雕工精细，形象生动逼真．体积硕大，用料考究，反映了当时徽州地区高超的石雕工艺水平，其墓葬形制、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代官方的营葬制度，墓前石雕为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奉旨雕刻，年代明确，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