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朴安

胡朴安人物生平

胡朴安的祖上世代为儒，祖父复初公著有《养拙斋诗存》，父亲胡爱亭著有《守拙斋诗存》及《文存》《笔耕录》。朴安兄弟三人，兄伯春，庠生，著有《伯子书稿》。弟寄尘（怀琛）早年加入南社，一生诗文著述甚富。胡朴安的家乡安徽泾县东乡丹溪，是万山丛中一平地，南有香涧水，东有横亘百里的黄兑山。由于山多地少，村中人多外出经商。胡朴安的父亲爱亭公在清同治年间曾在上海大东门经营丝线业，后弃商为儒，在南昌处馆授徒。由于家中人口多，而家境贫寒，胡朴安先生每日必须从事种菜、舂米、担水、砍柴等繁重体力劳动，以减轻父母之生活重担。

胡朴安青年时孜孜好学，劳动之余，努力读书，涉猎广博。他曾说：“我于经仅读《诗经》《书经》《左传》三种；于史仅读《史记》一种；于子仅读《荀子》《庄子》二种；于文喜读韩退之、欧阳修；于诗喜读李太白、白居易；于算学喜读李善兰、华衡芳之书。又喜读徐光启之《农政全书》；戚继光之《纪效新书》。有时也喜读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朱子之《近思录》”。（摘自《六十年前的我》）

胡朴安七次应试，六次被黜，最后一次院试，首场例考杂学，胡朴安报考算术，入场得题“算论”一篇，因恨主试人之昏，敷衍成章，交卷出场。正场考试“经义策论”，又草草成篇，纳卷出场，竟然获取。1904年离乡去当涂黄池镇，在同乡翟晏如家为家塾教师，常往芜湖购报刊新书，如《民约论》《自由原理》《天演论》，以及鼓吹革命文章，读后颇受启迪，思想得到进步，自誓不再应试，并与翟晏如共商“领垦”计划，以此为名，以垦为备，积粮招兵，蓄积力量，响应革命。1905年，日俄战争将近结束，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胡朴安闻悉“气为之壮”。适逢芜湖万春圩放垦，胡朴安便与人筹集资金招集农民前去垦荒。胡朴安主持垦事，翟晏如负责筹款。胡朴安亲往上海购回耕田机2 台，自学拆卸安装方法，亲手扶犁耕作。二年之中，无论盛夏酷暑或寒冬腊月，与垦荒的农民同吃睡在一起，赤足上田埂，正是“扶犁随老农，耕土问深浅”，一切艰难困苦的事他都亲自去做，他后来在回忆诗中写到的“素志怀农桑，少年竟实现”这二句，就是他年轻时，以清初顾炎武平生开垦利国利民为榜样，脚踏实地刻苦磨砺自己的最好写照。后由于洪水泛滥，虽垦田万亩，终未成功。躬耕之余，研读政治法律、革命书籍及唐宋诗文，于芜湖结识安徽公学陈独秀、李光、刘师培、汪孟邹、江丹候、洪泽丞等进步知识分子，过从甚密。

1906年，他来到上海，原想参加反清活动，因“无以立足”，便至同乡朱姓裕源纱厂任会计。因胞弟寄尘之关系得识朱少屏，遂加入国学保存会。国学保存会的会员当时仅25人，其中有章太炎、诸贞壮、邓秋梅、马叙伦、刘申叔、高天梅、朱少屏、陈佩忍、柳亚子等人。并在国学保存会掌管藏书，每隔一日去国学保存会藏书楼看书，并加入国学会。由此胡朴安便进入《国粹学报》担任编辑工作。《国粹学报》在当时是一份宣传反清思想的杂志。《国粹学报》当时所编之书，皆是宣扬民族精神的宋明遗民之著作。如《伯牙琴》《心史》《留都见闻录》《甲申传信录》《张苍水集》等。胡朴安在《国粹学报》时，也曾编辑过《吾炙集小传》一种，并为之撰写跋文。

1909年，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第二年，胡氏昆仲相继人社，南社是由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发起组织的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有一千多社员，在当时以充满激情的诗文，鼓吹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与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发出的以反清为宗旨的言论相呼应。胡朴安还与诗人柳亚子、弘一法师等创办“文美会”。不久胡朴安又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但他主要是通过办报纸写社论，着力点在革命舆论的宣传方面。

胡朴安《国粹学报》编辑，同时为《民立报》（于右任创办）主要撰稿人。辛亥革命前，受聘《太平洋报》专撰社论，同时为《中华民报》撰写社论并兼评议员。后去《民国新闻》《民权报》主持笔政，在上海新闻界颇有影响。胡朴安进入《民立报》，常搜集明遗民之事迹与言论作为文章内容，写成笔记小品，见诸报端。其中最著者为他所编的《发史》一书，揭露清军入关后，强迫汉人按满人风俗剃发蓄辫，遭到汉人的反抗，凡清初不肯剃发而被杀，或剃度为僧者，悉为编人。又编《汉人不服满人表》一种，二者皆收入胡寄尘所编之《清代野史》一书中。他还创作小说《沌泽国》，描写清政府之腐败。当时同在《民立报》的有：宋教仁、景耀月、王印川、范鸿仙、谈善吾、钱病鹤等人。胡朴安与宋教仁，早在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同时看书时便熟识了，宋教仁有一次对胡朴安说：“中国的学问极好，惜散见各书中，未加整理耳，吾子多读中国之书，盍为此盛业乎？”此言对胡后来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的启发很大。1912年，胡朴安进叶楚伦任总编辑的《太平洋报》。当时在《太平洋报》的编辑与记者，大多是南社社友，所写的文章慷慨激昂极有生气，很能打动读者。与胡朴安同写社论的还有余天遂、姚鹓雏，而朱少屏则任该报经理，柳亚子与胡寄尘编文艺，李叔同编图画。之后，胡朴安又在邓孟硕任总编辑的《中华民报》任评论员，并先后在《民权报》《民国日报》《民国新闻》《天铎报》《新闻报》等报纸任过职。无论在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期，胡朴安通过办报写文章，揭露袁世凯对历史之倒退，捍卫孙中山所创建的“民国”与“共和”。

胡朴安因为与报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因而与南社社友交往机会增多，据他本人回忆，“南社的社友一千多人，熟悉的约占十分之四。”其中如弘一法师李叔同，在《太平洋报》共事时，朝夕与共，情谊日笃，后李叔同出家并寄居杭州玉泉，胡朴安每到杭州，必前去看望他，深敬这位高僧持律之精严，道行之高尚，音乐、书画艺术之精湛。他曾写了《灵隐寺寻弘一和尚》一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弘一精佛理，禅房欣良规。谁知菩提身，本是文章伯。静中忽然悟，逃世入幽僻。为我说禅宗，天花落几席。坐久松风寒，楼外山沈碧。”

1912年秋，他应黄兴之邀请，到位于吴淞的中国公学教文字学课，并在专为纪念秋瑾烈士而办的竞雄女学任教，同时在该校任教的还有陈佩忍、叶楚伧、陈匪石、黄宾虹等。

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来的凶手枪杀于沪宁车站，胡朴安其时正在《中华民报》任记者兼编辑，目睹这一震惊中外历史事件的前后经过，并以记者的身份多次实地采访，他以“朴庵”笔名在《中华民报》上发表数十篇文章，有力地揭露了袁世凯妄图实行独裁的险恶用心与卑劣会俩。后袁世凯筹帝制愈力，朴安先生曾作《咏史》诗五首讽刺揭露袁的丑行，其一曰：“师旷鼓鸣琴，骤雨声震屋。白云西北来，大风吹折木。天地何苍黄，吉凶不可卜。古乐有神灵，未许俗人渎 。平公亦何愚，无德妄奏曲。一曲奏未终，四野人民哭。”

1914年胡朴安去福建任巡阅使署秘书，主办教育，不久告假返回中国公学继续任教。1916年他去北京交通部任秘书职。1919年他与汪子实上海发起组织南社之分支“鸥社”，每月雅集二次，加入的均是南社社友，如王蓴农、胡寄尘、傅屯艮、潘兰史、徐仲可、陶小柳、汪兰皋、王大觉、孙小舫等。朴安曾为鸥社赋诗道：“蜩螳莫问今何世，大雅沉沦尚有诗。寂莫荒江成小集，苍茫尘海几相知。水云无际鸥飘泊，杯酒能生光陆离。千古兴亡空雪涕，年来赢得鬓如丝。”

1922年，胡朴安曾应孙中山之请，准备去广州，后因陈烱明叛乱而告吹。1926年他出任《民国日报》社社长。1930年又应叶楚伦之邀，出任江苏省民政厅长之职。由于他自认缺乏才能，供职二年便自呈辞职书，辞去职务返回上海，继续任教于大夏、复旦、东吴、暨南、上海、持志等大学，重理笔墨生涯，还其书生本色。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朴安受命任上海《正论社》社长之职。上海沦陷后，环境日益恶劣。他杜门著述，严正不阿。1940年4月，他患脑溢血半身不遂病废家居，撰《病废闭门记》，刊诸《大众杂志》，又撰回忆录《六十年以前的我》，对于自己数十年来所走过的学术研究道路与学术思想多有谈及。例如，他谈到年轻时，常以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四人学说作为自己读书做人的标准。后又受戴东原、段玉裁、王念孙父子等清代朴学大师学术思想的影响，逐步走上东汉朴学一路。日后他在整理旧学术方面，则从戴东原、段玉裁、王氏父子治学方法入手，以文字、训诂、音韵为考据的工具，在治经治史方面作出许多的贡献。但他亟不满足于做个考据家，他对于清代的“朴学”，也有独立的见解。他认为清代朴学已到了绝潢断港无路可走的地步，必须要开辟新的学术境界。为此，他作了大量控索。在接触了达尔文、赫胥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柏格森、罗素等许多近代西方进步的哲人思想著作后，他决心在经史研究方面不落汉人与清人之窠臼，而应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他曾经考虑编撰一部中国文化史，取材于甲骨文、金文、大篆等历代文字；取材于《尔雅》《说文》以下每个时代的各种辞书、字书以及辞海等，由文字考见上古时代的事物、言语、习俗之变化，以求得各时代文化递嬗之历史轨迹，由此而成为一部可信之中国文化史。

胡朴安从年轻时便爱好积书，每去旧书铺大有车载而归之概。有一次，就用大洋一百二三十元买进二千多本文字学书籍。对于古籍图书，他曾说：“我谓一切古书，皆是材料，当立足于现代学术之观点，取古书之材料，辨其真伪而组织之，以成一有系统之学术。”他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著成《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二书之后，四十年代初在脑中风病废家居的数年中，又撰成《周易古史观》《庄子章以浅说》《中庸新解》《通书新解》等专著，特别是像《从文字学上考见古代人之声韵与言语》《从文字学上考见古代妇女》《从文字学上考见古代辨色的本能与染色技术》《从诗经上考见古代之家庭》等文章。尤能见其通过汉字形体声韵之分析，以考证古代科学技术、社会家庭组织、人的动作、心理、本能发展状况之学术特色。

抗战胜利后，《民国日报》在沪复刊，他受任馆长，并继任上海通志馆馆长之职，后任通志馆改组的文献委员会主任，至逝世为止。

胡朴安著作

著有《文字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中国文字学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37年）、《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俗语典》（主编，上海广益书局，1922年）、《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海广益书局，1923年）等。

此外，他还著有《中国言语变迁的痕迹》（《时事新报》上海，1928年12月20日）、《汉碑在文字学上之价值》（《时事新报》上海，1929年1月17日）、《中国文字之发生与变迁》（《中国学生》1936年第2卷第1～4期合刊）、《声韵略论》（《文风》1936年第3期）、《从文字学上考见中国古代之声韵与语言》（《学林》上海，1941年第9辑）、《文字学之价值》（《学术界》上海，1944年第2卷第5期）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