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稷

陈维稷个人生平

1902年10月　出生于安徽省青阳县。

1918—1925年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复旦大学毕业。

1925—1928年　英国利兹大学染化系毕业。

1928—1929年　德国大德染料厂实习。

1929—1937年　任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南通学院纺织科染化系主任、教务主任兼教授。

1938年　任安徽省青阳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副主任。

1939—1944年　任重庆合作事业管理局合作物品供销处协理。

1944—1945年　任重庆民治毛纺织厂总工程师。

1945—1946年　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印染厂厂长。

1946—1949年　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工程师。

1947—1949年　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兼教授。

1949年5—10月　任华东纺织管理局顾问，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

1949年11月—1982年4月　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1982年4月—1984年1月　任纺织工业部顾问。

1948—1984年　兼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第十三届常务理事、十四届执行委员、十五至十七届理事长、十八届名誉理事长。

1984年1月6日　病逝于北京。

陈维稷生平概况

陈维稷，1902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青阳县杨田乡梅溪村一个仕宦家庭。幼年入私塾就读，勤奋好学，因有父兄辅导，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1918年秋，考取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升入复旦大学化学系，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25年赴英国留学，在利兹大学染化系攻读染化工程。1928年毕业，赴德国大德染料厂实习。1929年回国，先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南通学院纺织科染化系主任、教务主任兼教授，讲授工业化学、染色学等课程，深受学生的爱戴。

在他执教期间，正值30年代初国难日益严重，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的时候。陈维稷出于爱国热情，毅然投身到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之中。1934年在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资助下，创办了抗日刊物《起来》 ，1937年因经济资助中断而停办。他又以自己的工资，创办《天下日报》 ，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八·一三”前后，他参加上海各界抗日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编写了《日本侵华年表》、《日机疯狂轰炸在中国》等英文小册子，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军在华暴行。

1937年12月赴香港，继续从事抗日的国际宣传。1938年3月，由香港返回家乡，应新四军军部的邀请，向当地军民作抗日救亡报告，不久，担任安徽省青阳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皖南特委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同年秋赴重庆工作，先后在重庆合作事业管理局合作物品供销处任协理和重庆民治毛纺织厂总工程师等职。在重庆工作期间，曾接受党组织指示，利用与冯玉祥的关系，以“战地军政委员会”视察的名义，赴豫东对汪伪军做过策反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维稷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第一印染厂厂长，1946年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工程师。1947年7月，受聘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和印染学教授。在这期间，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为了团结上海纺织界广大技职人员，1947年陈维稷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纺织事业协进会”，它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简称“小纺协”。陈维稷为主要负责人。“小纺协”在上海纺织界技职人员中，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上海解放前夕，团结了许多厂长、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推动他们向党靠拢，并积极参加以工人为主体的护厂斗争。1948年全市爱国学生在交通大学体育馆集会，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陈维稷与史良、陈叔通等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在会上支持爱国学生的立场。他还以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的身份，多次在协会会所召开时事报告会，并以聚餐为名，召开秘密会议，传达党的指示和时事消息。与此同时，他还为党的地下工作者提供掩护和工作场所，并协助皖南游击队在上海采购电台等物资。1948年12月，因有人泄密，他与上海交通大学另一位教授苏延宾同时被捕。陈维稷泰然自若，据理力争，因无具体证据，经党组织和上海交通大学同学会等积极营救，终于获释，出狱不久，即被护送到解放区。1949年4月随解放军南下，5月上海解放，参加了对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接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于11月赴北京就任（1970年纺织、轻工等三部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1978年1月恢复纺织工业部，均任副部长），直到1982年4月离任，担任部领导工作，共达33年。

陈维稷作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除协助部长钱之光参与纺织工业各种重大决策外，长期主管纺织工业科学技术、纤维检验、教育、出版和外事等部门的工作。在规划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推动纺织科技进步，制订纺织生产管理中的各项定额、规程和标准，促进原棉品种改良，加强纤维检验，发展纺织教育和出版事业以及加强国际合作，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陈维稷自1947年起，即从事中国纺织学会（它是中国纺织界历史悠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1954年与中国原棉研究学会和中国染化工程学会合并改名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的重建和领导工作，历任学会第十五至十七届理事长和第十八届名誉理事长。他在1982年离开纺织工业部领导岗位后，仍然不遗余力地关心和支持学会的各种活动。他在纺织工程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陈维稷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历任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4年1月因患癌症逝世，享年82岁。

陈维稷个人简介

陈维稷（1902年—1984年），1902年10月15日（一说1902年10月5日 ）生于安徽省青阳县；1925年—1928年在英国利兹大学学习，后去德国实习；1930年回国后历任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工专教授,南通学院教授、教务长,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纺织系主任。

曾任重庆民治纺织厂工程师、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厂长、总工程师。30年代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主持出版《天下日报》和秘密刊物《起来》。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党的地方组织建设工作和党领导的民主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9—198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50年代他主持全国纺织厂开展节约用棉运动，解决了当时国家纺织厂合理使用原料的问题。他曾领导国产棉纺织印染成套设备的研制工作和静电纺纱等重大科研项目并取得显著的成果。

陈维稷主持全国纺织教育事业，重视教师队伍、教材和教学设备的建设，为中国纺织工业培养出大批骨干技术人才。他担任纺织高等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并亲自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等学术著作和重要的工具书；他在1946年就以中国纺织事业协进会领导成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纺织学会的领导工作。

陈维稷自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的理事长，他还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先后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是新中国纺织工业部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国科技界、纺织工程界一位很有声望和影响的专家、前辈。

1984年1月6日逝世于北京。

陈维稷个人评价

维护国家利益

陈维稷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他在民族危亡之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非分明，坚守岗位，蔑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维护国家利益。

廉洁奉公

陈维稷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物质待遇。他家的住房是建国初期国家分配的小四合院，家具简陋陈旧。单位里几次要为他换房和添置家具设备，都被他拒绝了。他的一件大衣还是建国初期出国时缝制的，一直到逝世都没有更新过。他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儿子结婚，央求他去申请住房，他说：“按规定办事，不要去争，我也决不去讲情。”他逝世后，钱之光部长赞誉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是对他一生为人的精辟概括。

平易近人

陈维稷既有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革命经历，又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所不具备的高学历，但是他从不炫耀自己。他平易近人，尊重别人，待人宽厚热情，爱护和注意培养中青年干部。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美德，他的高风亮节和高尚情操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陈维稷赢得荣誉

陈维稷长期分管纺织工业的援外工作。他在这项工作中始终遵照中央和纺织工业部党组的指示，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处处为受援国着想，真心诚意地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获得了亚洲、非洲、欧洲和南美洲不少国家的好评，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帮助缅甸

1956—1957年中国帮助缅甸建设的直迈纺织厂，是纺织工业部承接的第一个援外项目，也是中国工业部门的第一个援外项目。陈维稷在主持这个项目时，亲自过问和研究了技术上的有关问题。当了解到缅甸当地只生产纤维较短的粗绒棉时，陈维稷果断地决定把缅棉运回国内在国产设备上试纺，据以制订合理的工艺条件和设备配套方案。开始试纺情况不够理想。陈维稷当即指示：“一定要从国际影响出发，千方百计在设备、工艺上进行改进，以适应缅棉性能，反复试纺，直到取得满意结果为止。”经过对设备部件和工艺的多次改进，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国援建的缅甸直迈棉纺织厂仅用了两年时间即告建成。该厂与美国原来援建的棉纺织厂相毗邻。美国厂用进口原棉，成本高，而且由于工艺不合适，成纱质量差，产量也低，年年亏损，要依靠向银行借贷度日。而中国援建厂由于采用当地棉花，工艺合理，成本低，成纱质量又好，产品供不应求，连年盈利。据当时估计，五年内就可收回全部投资。缅甸当局对此大为称赞，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派人来参观照相。该厂的建设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为此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表扬。

帮助越南

1955年中国帮助越南南定棉纺织厂恢复生产。后来发现该厂印染设备不配套，白坯布大量积压，陈维稷即派印染专家吴士锴去该厂帮助恢复和扩建印染工场。在出发前，陈维稷一再告诫吴士锴：“援越是国际主义任务，关系重大，只准搞好，不准搞坏。”当吴回国述职并提出把卷染机染色改为连续化轧染，从而可将规模由日产500匹扩大为日产5000匹时，陈维稷予以支持，并指出：“只要对受援国有利，我们就要尽量满足，工作既要积极大胆，又要做到稳妥可靠，确有把握。”在该厂印染工场扩建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陈维稷帮助援越专家解决了设备的设计、组合和出国技术员工的选配等方面的很多问题，使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印染专家吴士锴激动地说：“陈副部长在援外工作中有伟大气魄，有胆有识，在对待具体问题上又细致入微，逐个解决，这种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援助柬埔寨

1956年中国决定援助柬埔寨建设棉纺织厂。我援柬人员在考察中了解到当地城乡手工织布业比较发达，但棉纱很缺，而且价格昂贵。为受援国着想，他们建议申请修改两国原订的协议书，将原定的布机设备减去一半，腾出厂房增加纱锭，以便将多余的棉纱供应当地城乡手工织布业。这个建议得到了陈维稷的支持，并征得了柬方的同意。该厂建成投产后，棉纱质量超过进口棉纱，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不仅大大增加了柬埔寨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了对美国等国的依赖，而且在柬国内搞活了城乡织布业，繁荣了经济。

重视纺织科技合作计划

陈维稷在领导国际纺织科技合作的工作中，十分重视纺织科技合作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要求把好三关：一是把好出国团组的人员选择关，注意选派多年从事实际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出国考察；二是把好具体考察计划关，考察内容要突出重点，任务要落实到人；三是把好回国后的考察总结和成果落实关，出国考察带回的外国先进经验要做到洋为中用，在国内生根开花。